胡须勇的故事 香港黑帮教父胡须勇有什么传奇经历?
胡须勇出生于广东佛山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随家人避难逃港,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在香港最底层挣扎成长的少年,加入黑帮之初,他曾追求公平与成功的梦想。经四十多年险恶江湖浴血打拼,他最终成长为十四K教父级人物。
回顾往昔岁月,在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们隐约看到香港黑帮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转型与运作内幕,看到隐秘江湖的欲望、挣扎与死亡,看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社会以及世道人心的沧海桑田。
每当台风刮起,胡须勇总会陷入对往昔的回忆。有时,他会开车到九龙南部的土瓜湾,对着一片住宅区呆上几分钟。昨日重现,他觉得一切仍在那里。
那时,住宅区还是金门酒楼,正对着卖香烛祭品的店铺。26岁的瘦小青年为争夺赌档,将人砍成重伤,连夜逃到这里。他去酒楼喝茶,几个跟班遍体纹身,拳头都打起了老茧。
“你们哪来的?”一名本地青年瞅着他们,他是香烛店老板的儿子。双方打了起来。瘦小青年打服了本地青年,带着他们争地盘、收保护费、抢夺小巴线路……十多年后一个暗夜,本地青年翻越店门口的栏杆时,乱刀袭来。
“那是我第一个被砍死的小弟。”胡须勇说。38年过去了。如今,他是香港黑帮“十四K”的3名掌门人之一。
8月的香港,潮湿、闷热,我们来到这座国际大都市寻找他的故事。走进有着小喷泉的餐厅,摄影师老方说“找勇哥”。西装革履的服务生愣怔了半秒,迅速收敛起打量的眼神,毕恭毕敬将我们引到这位闻名香港的黑帮大佬面前。
身材清瘦,没有纹身没有刀疤没有金项链,两撇胡须温和地弯着。大佬放下手中的西瓜汁,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香港治安很好。”似乎是为了打消可能的紧张,他这么强调。
窗外的尖沙咀东部依傍维多利亚港,满是星级酒店和购物广场。每天,来自内地的旅游大巴停靠于此,运来一拨又一拨大陆客。他们穿梭于广场,走进免税店,豪购各类奢侈品。四处洋溢着服务生的标准笑容、清淡的港式普通话。走在街上,红灯停、绿灯过,秩序井然。尽管拥挤,这座城市仍保留了一些不被消费占据的公共空间,供市民及党派组织自由集会和表达。至于品目繁多的政治娱乐新闻八卦,则充斥于花花绿绿的报刊。
“香港没有秘密。”胡须勇感叹。
这天,香港报纸的头条是:警方打掉一个疑似通过黑帮买票贿选的庞大黑金集团。在这则新闻里,香港元朗多名乡委会主席与黑帮和胜和、十四K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公之于众。“这帮家伙被抓,估计是做做样子。”胡须勇说。尽管黑帮在衰落,可它“就像细菌,就像太极的一极,只要有人类、有利益,它就永远不会消失”。官商勾结带来的利益交换,为黑帮渗入提供了土壤。胡须勇却态度坚决:“政治高危,我不掺和。”
江湖是一条不归路。他拿起一张餐巾纸:你说它沾上墨水了,还能变回来吗?
可以洗白?
不可能洗白。
砵兰街这条不起眼的狭长街道地处旺角,曾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风光。1970年代,香港色情行业起步,在此踩下深深的一脚。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亮起的红黄灯箱释放出城市的欲望,本港小姐、北姑、俄罗斯女孩,应有尽有,价格不一。姑娘们扑着厚厚的粉底,酥胸半露,各怀心事。黑帮电影中那些老大、混混、妓女、嫖客间的故事,就在这条街上展开。警界著名的“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O记)”最初亦诞生于此。
每个色情“架步”背后都有保护他们的帮派。“12点后我话事”,是黑帮的豪言壮语。帮派各据山头,时不时上演混战。胡须勇是砵兰街当年的霸王,他们穿梭在大街上,对姑娘们评头论足,看人不顺眼,随时拉到后巷揍一顿。很长一段时间,他享受这种主宰他人的权力的快感。
对胡须勇这种级别的大佬,生存空间变小,反而让他们更能维持关系的和平。过去他决不妥协,吃点亏就会气得睡不着;现在他主张和气生财,利益分享。渐渐地,大佬们的沟通越来越多,他们对彼此的实力都有大致的掂量和共识。“小弟间的纠纷,通常打个电话就协商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