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采访 杨丽娟在深圳接受采访 发怒痛哭饭盒砸人(组图)
这时,一直在房间内走来走去、不停接电话的杨丽娟走了过来。
至于接下来的打算,杨丽娟站着有些盛气凌人地对记者说,现在她的想法变了,“爸爸是第一位的,刘德华应该首先去见见我死去的爸爸,纪念一下爸爸,接下来,我还要再单独与刘德华见面一次,完成爸爸的遗愿,这次单独见面我要说完我想说的话,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我觉得这时间不长,事情都到这份上了,爸爸连命都搭上了”。听到这,一旁的杨母看着女儿,再次对记者说:“你看女儿对爸爸,我真的佩服我女儿!”
“那你准备和刘德华说什么呢?”记者问。“我会把爸爸的遗书给他看,我还会把我这些年来写给他的信给他看。”停顿了一下,杨丽娟说:“我觉得我太真诚了,是以前有些媒体在乱说。”
杨丽娟说:“我不是嫁给他,我没想过,对他的感觉,就像大哥哥,又像家里的一员。如果刘德华不是公众人物,想不想见他,那就不一定了。”
现场状况:
杨丽娟突然发怒突然痛哭
见到媒体,杨丽娟一直很激动,从早上开始,她们母女俩也一直没怎么吃东西。为了缓和杨丽娟的情绪,记者终于把她劝着坐到早就点好了午餐的小桌前。见她情绪缓和了点,有记者轻声问了句:“那如果刘德华真的有事不能见你,亲笔给你写一封信,行吗?”“叭”的一声,杨丽娟迅速转过身,将手中的饭盒砸向在场的媒体记者,还将口中的饭吐到了正对着她的那名记者身上,并大叫道:“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刘德华的说客。”
现场的记者被杨丽娟这种突然发怒的状况吓了一跳,但考虑到她刚刚丧父的情绪,一旁的记者没有说什么就开始收拾撒了一地的米饭。满脸怒气的杨丽娟对着正在收拾的记者说:“就是你,一开始就看你在笑,你,嗯,先收拾吧。”一副自我的模样。
下午3时30分,杨丽娟突然开始大哭起来,并对着杨母,口中不停喊着“爸爸,我怎么办啊”,最后她自言自语道“我哭妈妈会伤心的,不哭了”。马上,她就擦干了眼泪,开始接媒体打来的电话,以及接受陆续赶来的媒体采访。
杨丽娟告诉记者,香港警方告诉她,杨爸爸的遗体会在两周之内安放到香港的公墓,每年清明,杨丽娟可以来香港祭奠父亲,5年后才能提出申请将父亲的遗骸运回家乡。至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杨丽娟只说“不知道”。(文/记者刘畅、王纳图/记者邱伟荣、王子恒)Page: 1
救助之路 谁来医治病态追星?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资深志愿者、生命热线主持人赵广军: “追星不是错,但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看到今天的报纸我很想过去帮杨丽娟。她是一个沉迷在对偶像的狂想中的人,父亲的死并没有让她清醒,她还在黑暗中迷茫,父亲的死加重了她的彷徨。
我是一个志愿者,过去的7年,有数不清的电话打到我的生命热线。以前的一切告诉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安安静静地陪着杨丽娟,陪她散散心,陪她选择性的遗忘。在这个时候,任何的劝导和指责都没用。对于这样一种人,可行的途径是转移感情。
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我们要做的是稳定她的情绪,我们不能像审问犯人一样把她逼上绝路。现在,让她们母女做再多的反思和回忆都是一种徒劳,那样只会增加她们的思想包袱。也许,一段时间后,帮助她改变更为合适。
对于一个已经30岁的人来说,一切已经基本定型,试图在短时间让她“洗心革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告诉她——“追星不是错,但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相同的案例,她的情况与痴迷传销的人类似。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只是表现不同,有的人选择平淡,有的人疯狂。
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人,就试图劝服乃至改造他们,想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思维行事。其实,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表面答应改,其实没效果。类似的例子告诉我,“我们不要试图强行打破一个人的梦想,但我们要慢慢地告诉她,你的梦想在这个条件下不适合。”
换一句话说,刘德华请不到,我们可以请内地的一些演员跟她聊聊,我们要让她知道,明星也是个平凡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酸楚。
杨父的死实际上是妥协,对女儿也是对生活的妥协,这是他失误之所在。其实,这个社会上好多人也与他一样,当自己无能为力后就会选择绝望。他不知道,有些东西单凭自己和家庭的力量是无法办到的。有些时候,求助社会、求助志愿者是个可行的选择。
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医师杨洪:应该督促她们尽快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杨洪建议,应由专业的心理医生来接近杨丽娟做一个详尽具体的诊断,确定她究竟是精神病,还是心理、人格方面有障碍。杨洪认为,媒体以及有意愿帮助杨丽娟母女的团体,应该督促建议她们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非理性的偏执和坚忍不拔,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他认为,应该先做杨母的工作,杨母作为成年人更容易接受建议,由她来做女儿的工作,帮助她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帮助她认识到她的生活里不是只有一个刘德华,要拥有自己的生活。如果杨母愿意,他们愿意帮她先做心理咨询。
从杨丽娟现在的情况来看,她可能把媒体作为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是在利用媒体。从心理学上推断,杨丽娟即使能再次单独与刘德华见面,还会提出新要求,要求只会越来越多,大家根本无法满足她,因为杨丽娟的所谓“心愿”是建立在非现实的基础上的。
他建议媒体,不要一味顺着杨丽娟,应该尽早让杨认识到现实的困难,梦是一定要醒的,醒得越晚离现实越远,解决她的问题越难。
中山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何艳玲:我们的社会应该有心理宣泄机构和心理救助机制给予引导
在我看来,杨丽娟的父亲很爱女儿,所以希望达成女儿的愿望,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从这个角度看,父亲的动机很单纯,也没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父亲也是不尽职的。面对女儿的狂热追星,父亲应该将女儿拉回来,而不是给予纵容。
而我觉得对于杨丽娟事件,我们社会更应该反思的是,既然媒体一年多前就对杨丽娟的这种狂热追星行为进行过报道,在杨父跳海自杀这一悲剧发生之前,我们有没有人对他们给予过心理上的救助呢?
杨丽娟在13年的追星路上,失去了她自己,也失去了生活。一年多前媒体的报道,从某种意义上就已经使这件事情成为公共事件。大家都知道杨丽娟和她的家人的行为,知道他们一家因为女儿的追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陷入偏执状态,无法自拔。
如果我们的社会有心理宣泄机构和心理救助机制给予引导,给予他们情感关怀,是不是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呢?现代社会每个人不可避免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个心理救助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去缓冲压力,给予我们情感关怀。媒体之前的报道其实就提供给社会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去帮助他们走出来的机会,可惜却没有人真正去向他们伸出援手。
据媒体报道,在追星之前,杨丽娟曾是名学习不错的学生,而杨父还是名中学高级教师。39岁得女的杨父当然视女儿为掌上明珠,所以,当女儿把自己的梦告诉父亲,并说出自己的愿望时,杨父以为自己完全能够帮女儿达成愿望。只是,他没想到,女儿要见那个经常出现在她梦中的刘德华是那么难。
在13年的漫长追星路上,因为一次次愿望的落空,杨丽娟和她的父亲、母亲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焦虑,在他们的内心,害怕愿望永远无法达成的恐惧也一点点滋长并压迫着他们。
一年多前,杨丽娟和她的家人频频在媒体上露面,或许也正是在期望社会的援助,可惜媒体和公众除了把他们当作茶余饭后的“奇闻”消费之外,却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焦虑。(邱瑞贤、刘畅、王纳、鲍文娟、雷燕)Page:2
记者手记
谁去关心逝去老人本身
当杨丽娟痛哭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毅然走上前去,抱住了她。当女儿一声声催促上车的时候,杨母死死拉住记者的手,不愿放开。那一瞬间,我们眼前至少有10多盏镁光灯闪个不停。
与这对母女3小时的直面对话,在记录下她们依然偏执的话语后,我们更甩不开一个追问——当看完这对母女的热闹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母女今后怎么办?
杨母和我们聊得很多,她一直不停地说着,说自己的丈夫和娟娟小时候的事。说到自己女儿小时候的优异成绩时,她会忍不住轻笑起来。然后马上警惕地说:“我怎么会对着你们笑起来了,我真是疯了。”
一年前铺天盖地的舆论无疑给这家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部分媒体的大肆炒作将这家人推上了无法回头的境地,甚至是一种激励。“我们都付出了这么多,你不知道一年前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必须要一个说法,我们一家人倾家荡产,现在人财两空,我们要一个公道、一个说法。”
老家的房子已经退租,而在杨丽娟的心中,那里早就不是家,回去的话,她无法面对邻里的压力。她也怕。
指责仍是舆论主流
翻开昨日香港本地的报纸和网页,对杨丽娟的指责仍然是舆论的主流。父亲杨勤冀的死,只是杨丽娟追星途中犯下的另一罪行。杨勤冀失去了生命,但他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依然是个糊涂、纵容女儿的老人,鲜有人真正关心他的逝去本身。媒体的报道变了,舆论的倒向和批判的理由却依然没变:网友鞭挞、明星劝喻、邻里惋惜……(文/本报特派香港记者邱瑞贤、李颖)
专家分析
心理专家
父母不能依从非理性行为
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医师杨洪认为,在十六七岁追星,心理学上称为“偶像崇拜”,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很普遍的,“追星”本就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但很多青少年通过自我成长和调整,逐渐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杨丽娟追星长达13年,可以确定杨丽娟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为正常的心理过程所左右。杨父杨母作为有相当阅历的成年人,最终行为却同杨女一样不理性,杨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仍然要求刘德华能够见女儿一面。这种推波助澜的行为在心理学上称为“阳性强化”。
杨丽娟13年追星如此执迷不悟,父母是有相当责任的。父母最大的错误,是在用强硬的办法劝阻不成功后,帮助女儿追星,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导致杨丽娟的不成熟行为更加严重,走向一条痴迷癫狂的追星路。
杨父、杨母倾家荡产也要帮孩子追星的行为从心理学上来分析,一是“共感”,杨丽娟的父母对女儿纵容迁就,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放弃了成年人应有的理性判断;二是“感应”,其想法受到感染,趋从于孩子的想法,并依从于孩子的非理性行为。(刘畅、王纳、鲍文娟)
教育专家
正面偶像缺位导致悲剧
为什么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意义上的偶像不再有兴趣,却对明星非常崇拜?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导师施永达教授认为,“现在的教育和宣传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容易走极端,动不动就树立高大全的形象,但如今已经是多元化的社会了,每个人的审美观都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地树立高大全的偶像,反而给学生一种不真实感,也让他们难以接受,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只有选择了追星。”
他还向家里有追星族的家长支招,“引导胜过呵斥。比如一个孩子对偶像的迷恋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多陪孩子聊天、运动,转移他的注意点。关键是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多彩的,而并不是只有明星。”
娱乐业资深人士
娱乐业本身扭曲发展
资深经理人王唯懿表示,当前短视的造星手段和选秀节目的甚嚣尘上让艺人越来越缺乏技能,徒剩脸蛋和身材,尤其是选秀节目对粉丝群的煽动与纵容,更让各种过激行为层出不穷,娱乐业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扭曲,从原来娱乐作品到娱乐艺人本身,乃至莫名其妙的崇拜与追逐,“杨丽娟事件”虽不在选秀节目中诞生,但其背后却无疑是整个社会在“娱乐”风气上的改变。
如果从业者能多一点责任心,选秀节目能多一份担当,新闻媒体能把握娱乐的正确方向,甚至于每个人都可以多审美少审丑,许多悲剧都可以得到避免。
法律专家
对此明星没有法律责任
张岩律师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影迷组织或机构及个人是否需要对杨父的自杀承担责任,要根据其自杀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杨父在见面会结束之后到了休息地点,而后选择了自杀。影迷组织是不能预见和控制的,对这种个人主观上的行为,影迷活动的组织方或者机构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作为刘德华个人,同样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说,杨父在刘德华影迷会活动的现场发生意外受到了伤害,那组织方是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华仔动态
刘德华暂不去甘肃拍片
“刘德华将因为杨父跳海事件影响电影《赤壁大战》的拍摄进程。”昨日,有媒体传出这样的消息。记者随即采访了该剧组的部分工作人员。他们表示:这是刘德华的私人事情,他们并不是很知情,也不想发表什么意见,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影响刘德华的拍摄行程。但因为杨家刚好是甘肃人,这个计划还有待调整,华仔暂时不到甘肃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