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之死 “民国第一名记”黄远生之死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黄远生乃其笔名。1885年(一说1883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黄姓书香世家,曾祖父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安徽歙县、铜陵、当涂县知县,太平府同知等职。其父黄儒藻中过秀才,后到宁波开过洋行。
因为书香世家的影响,黄远生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孩提时代,天资聪慧,涉猎广泛,经史子集过目成诵,被家人视为掌上明珠。其父早期接触西洋文化,为开阔其眼光,还特意为其聘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其学习英语。
少年时代黄远生在浙江吴兴南浔公学读书,曾参加过当时风起云涌的学潮运动,写下在当时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衷于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流行于当下的新鲜名词。其早年就表现出心系国家民族事业的初心,独立自尊的宏伟志愿。
他与同学在《中外日报》上致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称“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但他又不得不屈从于传统的科举制度,后来主动投考仍受封建官僚控制的南洋公学。他在日记中曾自我解嘲道:“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己然矣!“由此可见,他一方面热衷新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踏入科举入仕的迷局之中。
黄远生天资聪慧,16岁既光绪二十五年,就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既1903年)秋又考中江西省第七名举人,光绪三十年,黄远生赴京会试,高中进士。此次京城会试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同榜进士有沈均儒、谭延、叶恭绰等知名人士。当时黄远生周岁20岁,是这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少年成名天下知,春风得意马蹄疾。黄远生登科之后,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金光闪闪仕途大道,入仕,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跻身名流,是当时多少青年向往而又不可得的机遇。但是黄远生天性叛逆,志向高远,并不贪恋仕途,不愿接受清廷惯例,他选择了赴日留学,以新进士之资格进入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学习法律。
1909年,黄远生自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归国后,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篡修等职。此时的满清官场,实万恶之养成所也,贪腐横行,朝野享乐,不闻百姓疾苦。黄远生直言道:官界所造就之官僚,不外强盗、乞丐、流氓三种。嘲笑自己曾为“流氓之官一年有余”。此语可见黄远生心系民生,与做官并无多少兴趣。
1911年,广州爆发辛亥革命之后,黄远生痛感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自己位卑言轻,不能伸张正义,为民做主。遂辞官在家,业余时间常给《东方杂志》《申报》等京、沪报刊写稿,打发无聊时间。同年,其同乡李盛铎-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回国,西洋媒体的开放与自由的政治评论风格给李盛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回国后,找到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采编人员。”并力劝其:“你文采出众,见多识广,若从事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见李传梓《记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黄远生》)。在李盛铎的多次建议下,黄远生对时下政局的再三思考后,终下定决心做一名职业的新闻记者。
从涉足新闻界伊始,黄远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新、旧学功底,加上自己早年日本学习时接受的先进思想,敏感的时局变幻的敏锐嗅觉,黄远生很快便跃升为杰出的新闻界名星。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振。
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四能驰名海内外,“能想、能走、能写、能听”。他不但文章流畅练达,幽默风趣、观察敏锐,受读者亲睐,而且其创作力惊人,工作量巨大,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北京亚细亚报和《东方日报》记者,还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其文“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
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国初期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黄远生写新闻多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这些稿件成为后人了解民初社会的重要资料。清末民初的中国报纸曾出现过通讯专栏,但采写者提供的不过是简讯或文人编造的故事,尚未形成现代新闻的稚形。而黄远生较之前人有明显的区别和独到之处,以时政要闻处下笔,文章见解开阔;系统准确,语言生动。为后来的新闻通讯体开创了先河。
他社会交往面广,博闻强记,健谈善辩,性情消极却不颓唐,与人聊天时一旦心中触动,既时下笔,旁征博引,一挥而就。他天性活泼,敢讲真话,毫不避讳,质朴,亲切自然,杂乱的素材到其笔下,马上条理清晰、又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真理出来。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讲真话,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一贯主张不轻信、不盲从、不道听途说,凡事深入采访。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惊叹。同时其报道不失诙谐幽默,人物彬彬如生,他的笔下囊括了三教九流、人性扎挣、政治黑幕、生活艰辛、边缘人物……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一文,对供职于清末民初外交部二十多年的余厨子媚上欺下、徇私舞弊的丑态揭露,来反映民初整个官场的黑暗。
更为有趣的是黄远生通过余厨子之口将外交部骂作“狗窑子之外交部”,让人拍案叫绝,时人甚至将其称为“后世报告文学草创之鼻祖”。
正是因为其鉴史如镜的彻悟、出污泥而不染的文人风骨使其对中国政治心生厌恶,1911年,受恩师梁启超之约,黄远生曾协助其组建进步党,且身居交际科主任之要职。但由于其叛逆、自由的天性,很快就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段憎恶至极,民国二年(1913年)他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形成自己独特的言政不参政的作事原则。
黄远生在民国初期的活动仅有四年的时间,但观其一生,却经历了职业身份的多次变化。在民国初期混乱的社会秩序下,他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与探索,是同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
黄辞官之后投身报界。当时的民初新闻行业,与民国政坛一样混乱,无章可循。虽然在报界黄远生经过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桂冠,但是他仍对新闻界的黑幕有诸多感叹:”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杜撰,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誉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
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败国家大事,更易为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名具有职业操守的记者,其“论治不能无低昂,论人不能无臧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滋”。黄远生的求真务实、直言快语招致当时政坛上各种势力的忌恨,为他日后断魂异乡埋下隐患。
黄远生议政不参政的行事原则也难以逃离政治淤涡的威逼利诱,据透露,袁世凯称帝之前,曾诱迫当时声名远扬的新闻鼻祖黄远生为其撰写称赞帝制的文章,在一次次外在胁迫与内心道德的双重拷问之中,理欲交战使其对自身的职业身份产生了怀疑。
1905年,他曾放弃报界回归本行律师行业,希望在法律界找到心灵的净地。岂料法律界与报界并无区别,“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黄虽然打赢了几场官司,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律师之不可为,盖有三因:一由司法之本非独立,此固不待繁言;一由社会之误解律师性质,彼以为律师不应袒护恶人,冒社会之所不韪,若国人既曰可杀,则律师何得左袒?不知无论何人身为,被告非到最后裁判时,国人固不得论其有罪与否。
”
从新闻业转行法律界,再一次的自我否定终于使他明白,当时之中国难有光明之前景,他己心怀倦意,承认不过是他人一傀儡而己,基于以上经历,黄远生回首往事有一次痛彻心扉的忏悔:余今仅三十有二,综余之一身,而谥以至确之名号,其一堕落之青年而己,然余深信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向躯壳所囚狱。
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以此牢狱乃人生必经之阶段,犹人之必入鬼门关也……余之自身,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运命,而今昔则余奔突号之时也,则余窥隙而略见天日之时也,则余不堪良心苛责之时也,则余之忏悔之时也。
多重职业身份的重合与更迭,多次职业耕耘的肯定与否定,黄远生犹若一只吐丝蜕变却无法破茧化蝶的蚕蛹,在黑暗的时势与自由灵魂之间双重煎熬,与黄并不熟识的梁漱溟亦发觉他“常在悔恨自己,是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民国初年,清王朝虽己崩塌,但封建思想流毒犹深,新的道理规范尚未形成,导致社会各色人等道德沦丧、唯利是图。黄远生利用手中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大胆揭露处处丑恶嘴脸,以警示国人苏醒,共除思想病根。
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艰难的时刻,“五四新文化”一代彻底反传统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处于困惑、迷茫、探索之中,既未找到中华文化觉醒的突破口,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己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当口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
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改革国家,必先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个人。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从黄远生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的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时政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揭露孙中山出卖满洲给日本等罪行、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据实记录、紧贴局势,将事实真相告知于民众。
由于黄远生据实记录时政披露罪恶、鞭辟入里反映现实的新闻风格,招致了当时政界上各种势力的忌恨。1912年孙中山要将满洲卖给日本政界财团,取得日本经济上的支持,换取武器弹药,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打内战的消息出来,国内各界人士纷纷口诛笔伐,孙中山的名誉在国内迅速下降。
黄远生报道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冷嘲热讽,他揭露和讽刺“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和清华研究院导师林志钧先生说:“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丝毫没有偏袒哪一党的意思”。
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但是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中山的计划,孙大为不满,欲除之而后快。
据考证,黄与袁之间也有一番复杂的恩仇纠葛,1915年,袁世凯为推行君主立宪,需要调动政治舆论的导向与支持,借助媒体业将君主立宪的体制优点告知社会各阶层以获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袁世凯看中黄远生这位名满中外的新闻界大腕。
想尽千方百计想将其罗列门下,袁氏邀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亚细亚报》总撰述,袁派人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袁撰述赞成帝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和一个部长的职位。黄远生开始时颇为犹豫,但经不过袁世凯再三催逼,后写了一篇似赞非赞的文章搪塞,袁看后极为不满,派人逼他重写。
黄远生表示万难从命,但他深知袁执掌重权,自己难以周旋,便于1915年9月3日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于9月5日他在上海《申报》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
随即于9月6日至14日他连续在《申报》、《时事新报》刊登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之撰述,一概脱离关系。
但北平《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列其名为总撰述,黄远生无奈,只得于9月14日至20日,继续在《申报》广告栏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黄远生为躲避袁氏的逼迫,索性乘日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与袁世凯结怨,似乎给黄远生的人生留下了一个污点,但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袁在称帝前,国内许多进步人士、知名活动家都一度对袁氏心存期待,如梁启超、杨度、严复、宋教仁等。黄远生与袁世凯确有过来往,但黄绝非立场游移,而是出于记者表面上的“中立”姿态,尽最大可能为新闻事业赢得较大的活动空间。
在政治思想立场,黄与袁是绝对的划清界限,尤其在最后时刻,他拒绝为袁掌笔立传,保住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据说《亚细亚报》上海分社在出报后的第二天就被爱国人士投掷炸弹,报社职员不敢上班,报纸不久也关门大吉。
随着黄在《申报》发出与帝制阴谋无关的启事后,他终于可以卸下最后一层心理枷锁,动身赴美,另觅新生。动身之前,他在《与林宰平书》中恳切地写道:”天若佑我动心忍性,不变其宗,则足以对吾良友矣!”此时可见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幢憬,心里己有更加远大的规划。
据陈叔通先生回忆,当年黄远生初到旧金山时,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yuan-yung huang 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是“黄远庸”的音译,按英美的用法将名字置前面而成了“远庸黄”。YUAN与袁世凯的YUAN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人士互相密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在美国的国民党人又故意误导宣传,在当地华侨心目中误以为黄远生是袁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鼓手。
1915年12月25日18时左右,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的餐厅里,黄远生正在默默的用餐,黑边眼镜后脸上微露倦色,神色忧郁。此时,餐厅里熙来攘往的客人吵闹繁杂。而他视若罔闻,正在默默的思考心事。突然,一把罪恶的黑手从他背后射来二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黄远生还没来得及从忧国忧民的思绪中收回神来,便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地板,他带着不解与愤怒,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到国内,国内新闻界、政界、文化界同道与爱国者大为震惊,报界痛失一位才华横溢、刚直不阿的“报界奇才”。时任《民国报》记者梁漱溟听闻此噩耗后精神大受刺激,极度痛苦,开始写《究无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远生之死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
黄远生老友蓝公武致信胡适,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将此信发表于《新青年》;
三联书店的创始人、著名记者邹韬奋正是出于对黄远生的新闻通讯的喜爱,才毅然决定放弃待遇优厚的工程师一职,而立志要做一名为民请命、揭露黑暗的记者。在他看来:“第一,他(黄远生)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
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纵观黄远生短暂的一生,其求索之路因为二颗罪恶的子弹戛然而止,若非飞来横祸,黄远生不会仅仅成为一颗民初大幕的流星,理应成为思想文化界更为璀灿夺目的巨星。
远生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谴责,然而凶手是谁背后的主谋又是谁动不得而知。因为当时的政界极度混乱,案发地点又远隔重洋,所以没有人力、精力去进行调查,这起轰动学界的凶杀事件一时成为一件众说纷耘的疑案。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二种说法,一说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一说是国民党美洲支部误认为黄为袁的死党而暗杀的。在一些细节上,说法更为复杂。有的人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做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则记载他“被革命党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甚至连黄被杀的日期也各种各样,有人记载被杀害于12月27日,根据来自于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顾少川来电报告》。
”。而据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前说似不可靠,序中只说是听到黄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并未说是这一天被杀。当时信息传递不像现在迅速,消息迟达两天很正常;如果当天晚上就能得到消息,反而令人生疑。
1984年,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真相大白。他这样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
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而笔者想到的是,如果将这个疑案在21世纪仍然“存疑”,无论如何也难以告慰这位超前的新文化先驱者孤独的在天之灵。
由于黄暗杀一事影响至大,所以国内外同道者从未停止关注,并一直在追根究底,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台湾临终之前,道出全部真相,原来当年他执行的刺杀使命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所指使,并由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至于暗杀的命令,更是来自当时中华革命党的党魁孙中山。至此,历史悬案终于揭开谜底。
孙中山指派美洲支部暗杀黄远生后,无意间达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既剪除眼中钉,让其销声匿迹,又让袁世凯为他背了七十年的“黑锅”。
参考文献:
1、胡毅芳:《黄远生百年祭》
2、散木:历史上的今天
3、黄席群:写在远生遗著之前
4、袁尘影:关于黄远生之死
5、李传梓《记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黄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