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中药现代化 张伯礼:追求中医药现代化

他作为天津市专业技术人才的唯一代表,曾走上全国科技界的领奖台,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天津市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他更为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而竭尽心智,苦苦追求,无怨无悔。他,就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张伯礼。

中医也应开拓新领域

张伯礼常常听到这样的偏见:“中医不必也不能现代化”、“中医应当剥掉哲学的外衣”。一些外国人问:“什么是你们的规范?”听着这些矛盾的语言,张伯礼冷静地思考着,探索着。如何继承祖国医学的精华,又如何向现代化发展?他努力清理着研究思路和切入点。

一次,张伯礼为一名肝癌患者诊治,病人主述舌下痛,让他翘起舌头,一看,张伯礼惊呆了,舌底有一片暗红色的淤斑。以往教科书上,老师讲课时都没有说到舌底还有淤斑啊。他请教了很多老师,都说“没听过,也没见过”。他又查阅了历代医籍,也未有记载。

舌底有淤斑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普遍规律?是只有肝癌才有呢,还是其它疾病也有?带着这些疑问,他在临床上进行观察,每一个病人都看一下舌底,一连看了近千人,对着一幅幅素描的舌下图像,张伯礼构思着如何整理研究如此多彩的“舌底世界”。

在导师阮士怡教授支持下,他以“舌底诊法”为课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对社区人群和多病种患者的系统观察,初步建立了舌底诊法,提出了综合判断的积分标准,并拍摄了一套舌底诊图谱。还总结了2275名健康人和千余名高血压、冠心病、肝炎和肿瘤患者的舌底观察结果。并进行了眼底血管摄影、脑血流图、心电图、球结膜微循环、血液流变学、生化、免疫等内容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舌底与中医辨证关系研究。

这一实践使张伯礼深深地懂得,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历史的舌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文献没有系统整理,健康人本底资料不清,基本生理参数尚属空白,更缺乏客观的检测仪器等等。他筹划着,决心将舌诊现代化研究作为切入点,将这些问题变成一个一个课题,通过不同途径去投标,争取经费支持,几个课题交叉、协调或同步进行,最终形成一个优势方向或优势学科。

他承担了多项国家、部委及省市舌诊研究课题,获得计算机舌诊文摘库及检索系统、大规模健康人群舌象调查、舌象生理学实验研究、舌象色度学、舌红外热象学及仪器研制等8项科研成果及3项专利。

专家们认为,整个研究工作自成体系,既坚持了中医特色,又充分学习、利用了现代科学知识,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居全国领先水平。1995年,“舌诊客观化研究”得到了全国中医诊断学的最高奖励———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此基础上,张伯礼又开展了中医征候标准化研究,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组织了多省市参加的健康人亚健康状态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征候标准研究,建立了中医征候本底数据库,为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探索中药现代化

1999年,张伯礼参加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973)研究。《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是唯一的中医中标课题,张伯礼担任了这个项目的首席助理和办公室主任。搞973项目,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把一个古老的学术体系与现代化相结合。

中医治病归根到底要落实到药物:一是方剂里的药效物质基础;二是药的作用原理。在两个基本清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中药。这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基础。973项目就是要回答中药为什么能治病,怎么治的病。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命题。

他承担了复方丹参丸的基础研究,组织了中医、中药、化学、数学、信息、物理多学科的合作,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单位进行了反复的调查、实验研究。经过几年努力,终于使这项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对处方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药效物质基础,探索了作用的途径和特点,优选了配伍比例,同时为疗效明确的小复方的二次开发探索出了一套研究模式。

这项研究申报了两项专利,突破了千百年来凭经验组方的局限,为现代中药组方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这项成果,鉴定专家评价:在国内属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张伯礼参加了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作为执行负责人,承担了科技部《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是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医药几个关键问题现代研究》重大计划建议人之一,还参加了科技部等八部委《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

人民需要中医药现代化

张伯礼是知名中医药学者,但他每周坚持门诊,他认为人民群众需要现代化的中医药。不论多忙,他也坚持每周门诊三次,每次门诊40人,遇上开会或学习,自己吃碗方便面,或饿着肚子也不误门诊。一次,一名家属带着危重病人找到张伯礼哭哭啼啼地说:“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诊断是肺癌,花了两万多元,也没见好,张大夫看能不能延缓病情发展,减轻点痛苦。

”张伯礼仔细寻问了病人的症状,主要是消瘦、咳嗽,而且是剧烈的呛咳,但肺支气管镜、痰培养均没有异常。

他详细询问了病人的发病经过及用药情况,患者服用了降压药“开博通”。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药物造成的干咳,属于诊断有误。病人是精神压力大,食欲减退而消瘦。他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让其停药看看,几天后病人不再咳嗽了,用中药调理一段时间,病人慢慢地康复了。

更为可贵的是,他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敢于针对时弊,提出不同意见,并坚持以科学的数据说服人,并将这些热点问题作为科研课题深入研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中风预报,大大小小医院都开展这项检查,并搞预防性血液稀释治疗。张伯礼发现这样的诊断不科学,仅仅依赖几项血液流变学检查不能得出确切结果。老百姓白白花钱不但治不了病,还可能带来危害。

对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血流变的检测方法进行了规范,建立了正常值范围,研制了慢性血液高粘滞动物模型,对模型进行了系列病理和生理研究,建立了高粘滞血症诊断标准,同时进行了多病种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对血流变学生理和病理的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和评价。

这项研究,对高粘滞血症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病理综合征,与中风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必然结果,用其做中风预报不科学。张伯礼把研究结果进行了广泛宣传,在学会的支持下,在全国十余个省市,进行了几十场讲座,他的《血液流变学诊断系统》、《高粘滞血症研究》、《中风危险因素调查》等3项成果,获得了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纠正中风预报带来的不良影响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