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传人 “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祝味菊

20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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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祝味菊先生,名积德,字味菊.上世纪初的"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    祝味菊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农历九月十三日(1884年10月31日),祖籍浙江绍兴祝家桥,先祖曾世代为医.后因其祖父紫园公入仕,奉调入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祝味菊就出生在成都市小关庙街.青年的祝味菊寄居在姑父严岳莲处,一边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则习读岐黄

   祝味菊先生,名积德,字味菊。上世纪初的“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

    祝味菊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农历九月十三日(1884年10月31日),祖籍浙江绍兴祝家桥,先祖曾世代为医。后因其祖父紫园公入仕,奉调入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祝味菊就出生在成都市小关庙街。青年的祝味菊寄居在姑父严岳莲处,一边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则习读岐黄之学。祝氏家族虽从紫园公起入仕为官,但因祖上世代均有人业医,所以祝味菊先生从小就对医学有了浓厚兴趣。

祝味菊传人 “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祝味菊

    此后,严公先后延请成都宿儒为其讲授医经,味菊先生亲承严训,课读不缀,阙疑好问,锲而不舍。对于各种问题,事无巨细,必研求其所以然而追根求源。好几次,他的老师竟因不能穷难释而自辞。

味菊精勤苦读,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基础。1908年,23岁的祝味菊考入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学习2年西方医学,因学习成绩优良而得到校方和老师的赞赏。后因学校改组,祝氏遂随该校教师石田氏东渡日本,继续学习,1年后返回四川。

他先以西医为业,曾先后但任成都市主政官立医院的医务主任等凡7年,颇有建树。其间曾听讲于卢铸之先生开办的“扶阳医坛”,对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受益颇深。

    1924年他以避乱为名,来到上海。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但他并未悬壶开业,而是隐迹考察了近1年,并结识了当时的名医朱少坡、徐小圃等。徐小圃是儿科名家,但因仲才(其子)之兄伯远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一夜竟大获转机而痊愈。

于是徐小圃改变几代家传的医术,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徐仲才拜师于祝氏门下。

当时的名医章次公与祝氏、徐小圃二人交往甚密,虚心向他们学习,也擅用附子。当时还有祝氏最杰出的弟子、著名中医学家陈苏生先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大开茅塞,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成为祝氏学派的得力传人。这些医家形成了上海地区擅用温热药的流派,这个流派,就是“火神派”,当时也有的称为祝味菊是“祝派医学”的创始人。

    作为伤寒派医家,祝味菊对张仲景、张景岳重阳学说推崇备至,同时受“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先生的影响,特别是在“扶阳讲坛”启发下,学习西医后,在将中医与西医汇通时,其重阳学术思想又得到升华。

在研究治疗肠伤寒的过程中,祝氏正是看到温病学派医家弃用伤寒温法,导致疗效无法提高,而他自己则将川医的温法加以改进后运用,从而取得较好的疗效。祝氏之善用附子,被誉为“祝附子”,并不仅仅是用药习惯使然,而与他对重阳学说的深刻理解有关。

    人体疾病,主要体现为邪正相争,治疗疾病,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祝氏认为,这里的“正”,首先指阳气。他说:“所以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正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护真阳者,即治伤寒,此要诀也。

”在《伤寒质难》中,祝氏用大量的篇幅引证《内经》、张仲景、张景岳等有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方方面面的重要意义。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

”而郑钦安说:“阳气弱一分,阴自盛一分,此一定之至理也”,“阴盛则阳必衰,阳盛则阴必弱,不易之理也。”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即使高热病人,只要具有阳气不足之色脉,均予扶正温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伤寒时广用附子的道理。

    正因为如此,祝氏在治疗多种病证的时候,十分重视阳的作用。他说:“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都不离乎温法,此我祝氏心传也。”在对《内经》“阴平阳秘”的认识上,祝氏自有看法,即所谓阴平阳秘,仍然体现阳气的重要,他说:“阴平阳秘,是曰平人,盖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诚千古不磨之论也”,多年的研究,谓之“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由此而强调阴阳两者,阳起主导作用。

郑钦安说:“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同样也是重阳的作用。根据经典论述和多年体会,祝氏认为,现代人无论就其体质而言,还是患病以后,“宜温者多,可清者少”,这是他十分重要的经验和体会,也是其擅用温热药物的前提。

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余治医三十年,习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其原因在于,“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

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日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这种万病重阳学说,不仅与郑钦安所认为的“万病一气论”极为相似,而则用这种扶阳学说理论,“宜温者多,可清者少”对于提高多种疑难杂病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临床意义。

    祝味菊先生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新解》、《病理发微》、《诊断提纲》、《伤寒质难》等。其代表作为《伤寒质难》,此书系由得意门生陈苏生到祝家探讨学问,反复辨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3年工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1949年出版,2005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在《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中再次出版该书,成为研究祝氏医派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