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之女江华 《吕玉兰的女儿江华》
吕玉兰,1940年生于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她的名字,对于六十岁左右的中国人来说应该不会陌生,她是一代中国妇女、中国农民的骄傲。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吕玉兰凭着自己的努力拼搏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逐步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
河北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些吕玉兰的档案资料,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吕玉兰在河北省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1965年4月中共邢台地委组织部提倡向吕玉兰同志学习的通报《红色接班人――大队女支部书记吕玉兰》及相关资料、1966年5月17日河北省妇女联合办公室编写的吕玉兰先进事迹等多份档案,这一张张、一页页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吕玉兰。
吕玉兰的家乡东留善固村在历史上是个穷村子,那里一面临河三面沙,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沙河地,不养家,不怕种,光怕刮,神仙不下界,累死也白搭。”1955年吕玉兰高小毕业后,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理想,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当时正赶上互助组转农业社,吕玉兰就挨户串连,组织起了24户,带头办社,带头劳动。只要男劳力能干的她都参加,修路、打井、挖渠……样样不落。
选社长的时候,有人提议让她当副社长,有人却说:她会啥?有人干脆直白地说:让她顶名开会吧。十五岁的吕玉兰没被这点小困难吓倒,她想:既然你们让我顶名,那我就当真事办。接着就到县里开会、学习。
在学习中受到教育和鼓舞,回来后更是积极,组织大家掘地把冬闲变冬忙。可就是这么努力,党支部里还是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能当社长,开社长会不让她参加。同时,家里父母也埋怨她,甚至因此与父亲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有一次社员来家里找吕玉兰解决问题,她爹怕得罪人不让她管,她冲着他爹说:“家里的事你管我,在社里我是社长,你是社员,我该管就要管,你有错我还管你呢。”她爹一听,拿起铁锹就打,把她赶出家门。面对重重阻力,这个充满着革命热情的女孩子动摇了,她想:为什么有些人不愿走组织好的道路?为什么我工作积极有人反对?委屈的吕玉兰在夜里哭湿了枕头,心里埋怨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太多。
被打击了积极性的吕玉兰感到有些灰心,她想到以前上学时曾看过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典范――徐建春的事迹,心想:徐建春农业生产搞得那么好,她们村准没这些事儿。
之后有一次到济南参加会议,吕玉兰真见到了山东省掖县后吕村农业合作社社长徐建春,她将碰到的问题与徐大姐交流后,了解到她遇过的这些问题,徐大姐也遇到过,这才认识到原来在哪里都会有矛盾。
在那次会议上,省里领导还给她们讲了毛主席的《矛盾论》,说社会上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着的。
以前自己积极干工作,可不管做什么工作总会有人说长道短,总会有人出些“事儿”,原来都是存在矛盾的原因。通过学习交流吕玉兰想明白了,心里也有底了。不怕村里乡亲“事儿”多,不怕得罪人,工作起来更是不含糊。
村里的妇女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有些男社员也不听指挥,她就挨家挨户去动员;谁的思想不通了,她就进行说服教育;她又想到做块黑板,在黑板上表扬好人好事。就这样,在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大家的干劲慢慢被带动起来,她们村十个初级社里,数她所在的这个社干劲大、妇女出勤率高,连六十多岁的老奶奶都下地干活。很多人都称赞她们社:人多心齐,团结得像铁球一样。于是她们干脆起名就叫“铁球社”。
1956年五个村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社,吕玉兰在社里担任副社长。为了改变家乡的贫困状态,她下决心推广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可没有树苗怎么办呢?听到老农吕廷伟说榆钱成熟后可以育苗。她就带领几名青年妇女天天采榆钱,准备自己育苗。
看着她们每天在街头打榆钱,有些人泼冷水说:命由天定,治沙不像治头疼脑热那么容易,弄不好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对于吕玉兰育苗的决定,不仅群众不看好,社里也是有人不支持,说她是“瞎闹”,不分给育苗用的土地,经过吕玉兰好说歹说后才勉强给了一块,还给她开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搞不好的话要如数赔产;二是不给记工分。
吕玉兰带领的这几名妇女咬牙坚持,种了四亩榆树、两亩杨树,几个人天天到地里观察树苗情况,精心照顾着小树苗。
秋后,这些小树苗都长起来了,到了冬天,她们天天背着树苗到沙滩上植树造林,风沙打红了眼睛,手上冻裂出口子,吕玉兰脚上被冻得生疮,袜子和鞋都粘在脚上脱不下来,但是她们没有叫一声苦,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吕玉兰的积极带领下,群众自己动手,春天育苗、冬天栽树,冲破重重困难,硬是在沙荒地上育成100多万株树,长达8华里的林带,锁住了风沙危害。到了1964年,树木育苗达到四十亩,除了自给外还支援其他地区十万多棵,从此东留善固村林荫遮住天,沙窝变良田。
吕玉兰事事带头干,越是有困难越是抢在前面,1959年冬天,东风渠开了口子,眼看就要小麦淹掉,吕玉兰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水里抢救小麦,冬天的水又急又冷,因此落下关节炎的毛病。吕玉兰不怕苦,不怕难,处处做表率的精神得到了群众的赞扬和支持,1960年支部改选,二十岁的玉兰被选为大队支部书记,当选后她心里想的最多的是如何领导群众把集体生产搞得更好。
她想:光凭干劲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丰富的生产经验。于是,她下决心在各方面都“亲口吃一吃”。
在农业上,她拜老农吕天全为师;在林业上,她拜吕廷伟为师。几年来与普通社员一样天天下地干活,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学习到了一身硬本领。不论农活、林业都是一把好手,队里人都称她是文武双全的好姑娘。
吕玉兰在工作上处处要求做好,在自己生活上却从不讲究。一件棉袄能穿九年,破了补一补,补了接着穿,天气实在冷了,就把父亲的棉袄往身上一套。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她总说:会议多、工作忙,要抽时间劳动。她把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管。
父母埋怨她说:家里事你也不管,自留地你也不看,哪里是你的家?她回答说:干部是大家的管家人,党把全村人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担起来,集体就是我的家。村里谁家有什么困难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知道谁家有老人瘫痪在床,孩子尚幼,她就连着几个月,天天在开完会或干完活后往人家家跑,嘘寒问暖、做饭煎药;谁家实在困难,买不起粮食,她就把自己的自行车卖掉给他们家买去粮食;妇女社员生孩子,她把自己有病买的红糖送去……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年轻人都亲切的称呼她为“玉兰姐”,老人们则亲热的叫她“闺女”。
吕玉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群众,她心里装着群众,是群众的管家人、贴心人。
吕玉兰的工作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共有四次沉浮。第一次是在19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受到批斗;第二次是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再次受到审查;第三次是1967年的“文革”中,挨批挨斗,几乎被人害死;第四次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被免去省里的所有领导职务。
其中在文革时,她被当作典型推到全县万人大会,脊背上插着削尖的竹杆旗子,被人揪住头发,拧着胳膊,和地县的领导人一起挨批斗。批斗完之后,她又被关押,像囚犯一样没有自由。
整整半年多的时间里,吕玉兰就过着这种生活。最初的慌乱迷惑过去之后,吕玉兰冷静下来,她认真地回忆了自己十几年走过的路,认定自己想改变家乡面貌的做法没错,她不能听凭造反派的纠缠,她要回到乡亲们身边去工作,这时她想到了一个能够救她,也会救她的人――周恩来。
1966年国庆节,她作为三八红旗手第一次来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又见到过周总理。
于是,她背着人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陈述了她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仅仅隔了一个月的时间,驻邢台的支左部队接到了周总理办公室的信,要他们解放吕玉兰。于是吕玉兰先是成为县革委会成员,后来又作为工农兵的代表结合进“红色政权”。
1969年吕玉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被调到正定县担任副书记。1985年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
在多年来的起起落落中,吕玉兰始终坚持对党的拥护与热爱,依然痴情于她的事业,一直相信党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会冤枉她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境遇,大家都能看到她头戴白毛巾,身穿格子褂,脚蹬黑布鞋的形象。即使后来到市里、省里当领导,她也时常到农村调研,人们还是会看到她面带微笑穿行于田间地头的身影,所以大家都亲切的称呼她是“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