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将军女儿遇害案 长城抗战中的郑洞国将军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郑洞国将军在古北口南天门阵地留影。
1933年初,日军悍然进犯长城各口,长城抗战爆发。任中央军第17军少将旅长的郑洞国,率部星夜赶往古北口前线,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殊死鏖战两月余。1月27日是郑洞国将军逝世28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示怀念。
1933年3月12日,古老的长城脚下炮声隆隆,国民党中央军第2师第4旅全体官兵披星戴月,增援到达距离古北口以南约三十华里的石匣镇。虽然已是初春季节,但滞留了一冬的寒气仍在华北大地久久不愿散去,刚过而立之年的少将旅长郑洞国顾不上片刻休息,直奔军部领受任务。
借着微弱灯光,第17军军长徐庭瑶紧紧握了握郑洞国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前线的情况很紧张,第25师已经打残了,有情报说日军正向古北口增兵,估计不久日本人的进攻将更为猛烈,现在命令你部即刻出发,务于天亮前接防第25师的阵地。
”郑洞国晚年忆及往事,依稀记得“军长讲完,作战参谋又扼要介绍了一下前线敌我态势,以及作战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走出军部,已是凌晨1时许了”。
燕赵烽烟起,中央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强调,必须切断抗日义勇军的补给通道,“经略热河,使其名实具备归入满洲国领域”,同时“确保长城重要关门的控制,调整对华北方面的战备”。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乃奉系元老,曾派代表参加“伪满”建国会议,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南京中央,就连顶头上司——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亦拿他没有办法。
日军压迫关内,蒋介石秉承“一·二八”淞沪抗战指导原则,继续执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建议张学良早日解决汤玉麟,威胁山海关方面日军,使之不敢进窥北平、天津,同时打算抽调中央军六个师北上增援。
1933年1月,张学良预料热河战事在所难免,商请蒋介石“亲自莅临北平主持”,并邀中央军及晋军开进热河东部。2月下旬,热河朝阳、北票、开鲁等地先后失陷,蒋介石忙于部署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决定先抽调第2、第25师北上应付,第32、第44、第83师做好输送准备。
南京政府动用的这几个师中,第2、第25、第83师属于中央嫡系部队,其中又以第2师最为精锐,该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征时期的党军第1旅,各级军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师长黄杰和旅长郑洞国、罗奇等人均是黄埔一期“天子门生”。
接到动员令,黄杰立即召集官兵举行誓师大会,“本师已奉到委员长的命令,即将离开潼关北上参加对日军作战,这是我们全师弟兄报国的最好机会,为保卫国家而牺牲,是我们军人最大的光荣,也是中华男儿的神圣职责”。郑洞国心里高兴极了:“那几年间部队几乎天天忙于打内战,同胞间彼此残杀,我们都有一种厌倦心理,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可以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大家的心情不由得为之振奋。”
中央军三万余人陆续开拔,蒋介石又调配骑兵、炮兵、防空小炮等特种单位协同跟进,全部交由第17军军长徐庭瑶统辖。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始终下不了剪除汤玉麟的决心,没等中央军全部到位,日军骑兵第8联队一部于3月8日轻易占领承德。
消息传开,舆论为之哗然,张学良引咎辞职,南京明令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统一指挥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布防长城沿线。此时,郑洞国第4旅正行进在顺义县境内,“在通往密云的道路上,不时有些东北军的溃兵稀稀拉拉地撤下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前线的一些情况,我求战心切,命令部队一再加快行军速度”。
驰援古北口,扬长避短挫敌锋
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之间的长城重要关口,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占领承德,疯狂西进追击。3月8日,北平军分会急令中央军第25师防守古北口,该师不久前刚由第4师补充旅扩编而成,武器装备一般,除迫击炮外,山、野炮一应全无。日军火力猛烈,第25师拼死不退,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亲率师部特务连冲锋反击,身上多次负伤,后送北平协和医院调养,师长职务交由副师长杜聿明代理。
救兵如救火,郑洞国回到部队已是3月13日凌晨,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马上下令以强行军的速度疾进南天门。“尽管部队经过整日行军相当疲劳,但士气非常高昂,没有一人叫苦,也没有一人掉队,一路上安静极了,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轻微的武器碰撞声。部队排成整齐的纵队,犹如一条长龙,在夜色中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地,悄悄地但又飞快地向前跃进。”4时许,郑洞国率部进抵南天门,办完接防手续已近黎明时分。
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的黄土梁起,左至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正面宽约十华里的中段以421高地为据点。郑洞国吸取友军作战经验,加紧构筑阵地,尽量编成以抵抗巢为核心的纵深配备,并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活动。
16日,第2师高级军官会议在石匣镇召开,郑洞国信心十足:“本旅士兵多系北方人,平时均参加练单杠,人人均能作飞轮式表演,故臂力特强,劈刺成绩极佳,每人均配有大刀一柄,准备黑夜袭击敌人时,大刀必能发挥其特具之威力。
”鉴于八道楼子地势高出南天门约一倍,郑洞国提醒黄杰必须加强戒备,但黄杰不以为然,“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因此只派出一个连防守,实际上碍于碉楼空间有限,也不便容纳更大单位。
原以为恶战在即,没想到日军攻占古北口后暂时停止了进攻,黄杰认为不能总是守着阵地单纯防御,决心组织别动队,专门迂回敌后骚扰袭击。据郑洞国回忆,小规模的破袭战有时候亦能取得较好战绩,比如4月5日,“本师别动队在色树沟以短枪、手榴弹伏击敌人,毙敌骑兵第8联队军官一名,士兵数十名,并炸毁军车数量”。再如4月11日,“我各师别动队在敌左右两翼与敌激战,并将偏桥通承德的公路破坏,使敌后方补给断绝多次”。
然而,何应钦担心战事扩大,有碍谈判妥协,根本反对主动出击,竟然大加责备:“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为了应付何应钦以及平衡各旅劳逸起见,黄杰乃令第6旅换防第4旅,严密监视当面之敌。
鏖兵南天门,气吞山河壮华夏
对峙月余,日军调整部署再兴攻势,4月21日拂晓,第8师团一部正面进攻八道楼子,另以一部攻击南天门两侧高地。据黄杰日记,防守八道楼子的第6旅第16团第1营第1连官兵刚毅沉着,“至敌接近山腰,始以机枪扫射,继以大刀、手榴弹猛勇出击”。
中午,敌机狂轰滥炸,守军工事毁坏严重,增援八道楼子的援兵又运动异常困难,导致东麓部分碉楼陷于敌手。军长徐庭瑶颇为恼火:“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当晚,第6旅官兵奋不顾身,几次发动反击,终因日军火力猛烈,功败垂成,营长聂新、代营长吴超征先后牺牲,连长以下官兵伤亡高达1500余人。
第二天,第4旅第8团和第6旅第11团协同反攻,郑洞国回忆说:“我指挥部队由八道楼子东面五百米以外的光秃秃山坳上,在无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战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眼见一批批勇敢的弟兄冲上去,又相继倒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我五内俱焚。最后,我认为这样硬攻牺牲太大,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请示上级忍痛将部队撤了下来,并于夜间把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
日军夺得八道楼子,居高临下猛攻421高地,郑洞国传令将士们镇静地伏在工事中不动,待敌接近至我前沿阵地二三十米处,突然以轻重火力集中扫射,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日军战史记录与此大致吻合,“师团长逐次把后方兵力调到前方增援,旅团长积极督战,然而敌人凭借筑有掩体的机枪,战意仍极旺盛,毫无退却之意”。
25日晚上,疲惫不堪的第2师撤下休整,由第83师接替防御,后来由于工事全毁,往南六百米退守预备阵地。蒋介石闻讯致电徐庭瑶、黄杰、郑洞国等将领,“希我将士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5月10日以后,南天门战斗再度激烈起来,日军重炮、战车、飞机轮番上阵,第83师抵挡不住,师长刘戡差一点悲愤自戕。军情紧急,徐庭瑶手中已无生力军,只得电令第2、第25师再上战场。郑洞国二话不说,率领不足两千人的队伍连夜急奔新开岭,“我感到情况极其严重,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遂脱掉上身军衣,穿着白衬衫,提着手枪,带上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亲自赶到最前线往复督战,以示必死的决心”。
12日拂晓,日军全线压上,防守405高地的第4旅第8团第3营营长刘玉章身先士卒,中弹负伤,咬紧牙关坚持与敌肉搏。13日中午,第25师赶来支援,伤亡惨重的第2师撤至第二线整补。
长城抗战最终以国民政府签下丧失部分主权的《塘沽停战协定》而结束,但中国军队及爱国将士的牺牲精神仍然值得后人缅怀。正如郑洞国所说,“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前后与日本侵略军苦战两月余,毙伤敌伪五千余人,自己也伤亡了八九千人,是当时长城抗战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激烈的地方。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还是使敌人初步认识到,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中国人民是不好征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