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老婆 刘海粟: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
她是绝顶聪明的,自然听出我的弦外之音。她委屈地抢白道:“你看,我穿的、戴的,还不如一个普通职员的妻子!你再看看,来我家搓麻将的太太们,伸出手来都是独粒金刚钻戒指!她们生得并不比我好看,可是为什么偏要我比她们寒酸!”
成家和与刘海粟
我认为,家和上述这番话,是我们夫妻分离的伏机!因此,当抗战开始时,我去南洋募捐,后来因战事吃紧,我在新加坡等地住了几年,曾经和上海断了半年多音讯。她竟然抛弃了我和儿女,带走了我的藏画和我自己画的一些精品,在上海一个地方躲藏起来。
当然,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在我来说,也有不足之处。因战争关系,邮路周折,我没有留下充足的安家费,又不能及时汇寄。这一段时间,她在生活上是十分艰难的,加上第三者乘虚而入,终于凤离故桐,另栖他枝了。
这第三者,就是萧乃震。他原来也是我的朋友,他对我是以晚辈自称的。1938年我出国后,便托他照看家属。哪知会有后来的结果,我没有想到,也不想去研究了。
1942年上海租界沦陷后,我从新加坡辗转逃回上海探家。谁知,已人去楼空。她不敢见我,让金雄律师出面。当时,我是很矛盾的。出于男子汉的自尊,既然老婆不愿跟你,干脆走了干净。于是,我爽快地签了字。但是,事后又非常难受。说实话,只要有一线转机,我多么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啊!我听金律师说,家和虽提出离异,但失声痛哭。看来对我尚旧情未断,我就请他转一信给家和。
想不到成家和接到信后,再也藏匿不住,居然敲门回家。她看见我正和儿女说话,就奔上来,与我、与孩子抱头大哭。当时我倒冷静下来,我说:“既已如此,好合好散。”成家和走后,我回顾以往的生活,我觉得,除了在个别问题上不能谅解外,我都应该宽容别人的不足,因为我自己的弱点实在太鲜明了。
成家和与丈夫萧乃震、女儿萧芳芳
说来也巧,当我精神上正感到孤寂的时候,突然接到夏伊乔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已经到了上海。我吃了一惊,在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时,她已经站在我面前,依然是那样爽朗和热情。
我有点惊愕,因为这出乎意料之外。我是在南洋举办筹赈画展时认识她的,对她的印象很好。我和她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到她身上有见义勇为的丈夫气概,也有一种平常妇女所缺乏的英秀之气。
我虽感激夏伊乔,但出于自尊和自卑心理的交织,我不能答应她,这是我理智的一面。同时,我又有感情的一面,我不愿用坚决的语言来伤她的心。
“刘先生,这些我都反复想过。作为一个女人,决定走这一步,不可能不再三权衡,如果您不坚决拒绝,我决心当好您的助手,以便使您解脱一切束缚自己发展的羁绊。”
我们终于结合了(时年刘海粟50岁,夏伊乔27岁)。夏伊乔很快就把家庭治理起来,她其实还年轻,也并无多少韬略,无非一个“诚”字。开诚相见,以诚相待。
刘海粟与夏伊乔
十年动乱中,我不断遭受批斗,家被毁坏一空。伊乔从地上捡起仅存的一些被撕毁的宣纸,掸掸干净,摊平了,叠得整整齐齐,供我写字作画用。大家都说我豁达,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忧心忡忡。夏伊乔也并非不着急,但是她用最大的克制,在我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不用想,你是艺术家,真正的艺术是砸不掉的,抢不走的!
”她借口“老人年岁高,受不了惊吓,还是让我去代他”,几次代我挨批斗、挨打。就这样,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夏伊乔重新坚定我从事艺术劳动的信心。
还有一点,索性一并提一下吧。在成家和之前,我曾和张韵士结合,我和她后来不能继续夫妻关系,有多种原因。成家和不能容她,但是夏伊乔后来却把她重新接回家来住。虽然我与韵士已没有夫妇关系,但妻子伊乔把她当作大姐姐,甚至当作长辈照看。
她亲自为韵士梳头和洗衣服,直至20世纪60年代,韵士已经老弱多病,心情也开始孤僻,但是夏伊乔仍像哄孩子那样使她晚年生活在宁静而愉快的气氛中。最后,韵士逝世了,伊乔为她料理得很周到,还喊着:“老阿姐,让我再给你梳一梳头吧!”我听后,眼泪盈眶。
《披狐皮的女孩》是可以见到的刘海粟早期油画作品之一,完成于1919年。画中女子,便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张韵士。
刘海粟与夏伊乔
摘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6期沈祖安 李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