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回忆录 厚重质朴真本色——忆李德生同志二三事

李德生,1916年4月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入党。李德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先后任陆军第12军军长、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969年4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后任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等职。2011年5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红军本色出少年

李德生同志14岁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当过儿童团团长,能吃苦、很机智,善于观察熟悉地形,善于团结他人,参军不久,就先后在营部、团部、师部的交通队、交通排、通信班当传令兵。红军时期的传令兵和现在的特种兵一样,打起仗来,要随时冒着炮火到前线传达首长的作战命令,不能有丝毫差错。

若连队指挥员负伤牺牲,传令兵就要随即接替指挥,并且能够保证出色完成任务,直到打完仗,回去依然当传令兵。在鄂豫皖苏区,部队经常处于作战状态,传令兵的体力消耗更大,但是伙食和其他战士一样,这对于传令兵来说是很艰苦的。十四五岁的李德生却像老同志一样,克服重重困难,表现非常出色。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西征,从湖北到四川,三千里长征路,常常避开大路,在崎岖道路上行军作战,却没有足够的后勤补充,战士们只能吃点萝卜、土豆、红薯充饥,很难吃上一顿饱饭。尽管看到地里有苞米,树上有红柿子,但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没有人动一指头。

此时,16岁的李德生已经是个有两年军龄的老兵了,他常常把自己的那一份口粮留一点,以便应对不时之需。班里有个战士叫郝二林,外号郝大个子,每次走到柿子林中,他头都不敢抬,说看见红柿子肚子更难受。一天晚上,李德生听到郝二林不住地叹气,知道他饿得受不了了,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根萝卜塞给他。郝二林感动地握住李德生的手不停地摇。

1932年冬,红军到达四川“通南巴”地区,建立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李德生担任师交通队班长。1933年2月,在反围攻战斗中,师交通队成为重要的突击力量。在同敌人战斗时,李德生还不幸被刀刺中,身负重伤。1934年1月,李德生被调到新组建的35团任供给处指导员。

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德生觉得打仗才是自己的“老本行”,主动请求回到班排工作。同年9月,他又回到10师交通队继续任班长,并被选为师部党支部书记。不料,在一次师部各小组长汇报会上,李德生作总结发言时指出,在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条件下,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

这一情况被汇报到张国焘派来的师政委那里,政委勃然大怒,指责李德生说:“现在部队明明比过去强了,你怎么能说不如过去?!

”不容李德生解释,政委竟然怒气冲冲地将他捆绑起来,让人打他。李德生并没有屈服,而是据理力争,政委立即宣布撤销他的班长职务,开除党籍,并关到禁闭室。这是当时在张国焘极“左”路线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错误事件之一。

无情的打击并没有影响李德生的革命意志。就在红军北上时,这位已经有5年斗争经历的老兵,依然在生活方面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

1935年8月,右路军第一次过草地。尽管每个战士都背了炒熟的青稞粒、青稞面,但李德生觉得,要走出漫漫草地,这些粮食远远不够。他有意识地勒紧裤腰带,每顿饭只吃一点点,剩下的留着以备紧急时用。后来,班里许多战士吃光了自己的储备,这位已经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就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子干粮匀给他们和成稀糊糊喝了充饥。

草地海拔3000多米,气候变幻莫测。白天,烈日高照,汗流浃背;入夜,往往狂风暴雨,气温有时降到零度以下。班里战士们互相依靠着挤在一起取暖,而李德生总是坐在最外边风口上,给大家遮风挡雨。

第二次过草地时,李德生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是当10师的部队同马步芳的重兵打了几天几夜,形势危急时,奉师长陈锡联的命令,他立即动身和另外两名同志出去寻找援兵。他们三人机智地突出重重围困,找到主力部队,解除了10师困境。时隔48年,1983年,陈锡联同志向我提起此事时,依然赞不绝口。

李德生就是这样以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不怕艰苦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一年多后,1936年12月,部队到达陕北,师特务连指导员李明科重新介绍他入党。又过了10年,1946年,经晋冀鲁豫军区3纵队党委批准,才撤消了原先对李德生的错误处分。

战功显赫不居功

在整个战争年代,从战士到领导岗位,李德生始终保持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

从1937年起,李德生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直到军长,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战役,先后负伤6次。这里略略地举其要者:当排长时,他参加了击毁日军军机24架的阳明堡战斗。当连长时,他指挥特务连参加歼灭日军运输车队的响堂铺伏击战,他同战士们一起,向敌人投手榴弹、与他们拼刺刀。

当营长时,他参加百团大战,并且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仅仅以两个连的兵力,机智地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出日军的包围圈。当团长时,他化妆进入日军据点,把指挥6县特务工作的日军某部队全部歼灭,活捉特务头子清水利一,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消息和社论,称之为“典型的歼灭战”。

当旅长时,解放开封,缴获敌军坦克11辆。当师长时,指挥部队从安徽渡江,直插浙江,攻克16座城市,消灭国民党军2万多人。

当副军长时,在朝鲜参加金城防御。值得称道的是,上甘岭战役中,他带领12军6个主力团的同时,在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前沿12军和15军部队。

上甘岭战役,我军共歼敌2.5万余人,其中,12军部队歼敌1.1万余人,占歼敌总数的40%。但是,在李德生的回忆录里,只有整个上甘岭战役歼敌总数,却没有写12军歼敌的情况。他的回忆录有个特点,全书30万字,极少讲他自己的事,而是主要讲整个战斗的经过,讲领导、同级乃至战士的故事。

在相对和平时期,担任军长后的李德生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群众的口粮不足。李德生一家七八口人,几个孩子正在长身体,20多斤的定量哪里够吃。军部管理处处长想从军部的机动粮票里抽出点补助军长家里,李德生知道后,坚决回绝。他反复叮嘱家里的大人小孩,勤俭节约渡过难关,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下旬,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工作”,并且要求尽快来北京报到。

李德生在12军这支老部队里工作了30多年,得知他要去北京,战友们都恋恋不舍。常委同志们希望在李德生走之前和他一起吃个饭、谈谈心,他都婉言谢绝了,说:“我还会回来的嘛”。第二天,7月28日,李德生在家吃过早饭,来到部队与老战友们一一告别,并谢绝了大家到机场送行的好意。

位高权重心平常

到北京后,周恩来对李德生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工作,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12军的职务。”不久,周总理又带他见了毛主席。很快,李德生便开始接到各方面送来的文件电报,通知他参加会议,他还自嘲说“真像班长到了军部”。第二年4月,中央又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工作期间,李德生先后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协助周总理处理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驻京军队大单位的问题、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问题等,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繁重的工作中,李德生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在这一期间,我正好给李德生同志当秘书,亲历了这段难忘的日子。每天,从中午起,李德生常常要参加各种会议,直到半夜,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处理文件电报和分管单位相关工作的时间。半夜时分,他回到总政治部机关,从来不乘电梯,而是从楼梯一层一层地爬到7楼办公室。每到一层,他都要看望各个部的值班室,询问值班员的工作生活情况。

7楼有几间大小不一的办公室,长期没有使用。东北边有一间是秘书工作的办公室,为了便于处理文件电报,有关部门给安置了一张大办公桌。李德生每次回来,就坐在桌子一边,处理批件和阅件。对于中央传来的绝密文件,他都会亲手将其装进信封,用“他人勿拆”的封条粘贴后发出,整个工作高效有序,一丝不苟。

由于李德生同志经常工作到后半夜,总政管理处安排了一位王师傅给他做夜餐,当时夜餐标准是5角钱,还包括煤气灶的煤气费。由于李德生一再要求王师傅严格按标准做,王师傅只好从大食堂买一个馒头,切片烤烤当主食,再做一点稀粥,买一瓶罐头酱菜每顿用一点,如果有结余,再买一条小鱼煎一下,这就是李德生的夜餐。

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战友从外地来北京办事,给他带来一包家乡的麻糖,这并不值多少钱,但是李德生却让工作人员专门送回去并表示感谢。

李德生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尤其在“九一三”事件后,有些文件来信,会直接批给他处理。于是,江青也开始对他关注起来。1972年的除夕半夜时分,她的秘书特意给李德生办公室打电话,说是“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当秘书给他报告这通电话时,他并没有说如何回复,看来他很不习惯这种“联络感情”的做法,自然也就没有给江青办公室回电。

过了几个月,春暖花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你家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李德生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就不要去了吧。

”江青哪里听过这种大实话,又说:“那不一样,去一下好,看看你住的怎么样。”李德生如实回答说:“我住的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不好走,还是不去的好。”江青没有理会,会后,真的让秘书和中办警卫局同志去察看地形。

警卫部门不敢怠慢,江青出门,他们要了解地形、周围环境等等。小胡同里路窄,李德生的司机是从部队带来的,在两个拐弯处,猛打方向盘,才可以拐进去,乘车的人会轻轻摇晃一下,感觉不舒服。

警卫部门同志觉得江青不能忍受,汇报说那条胡同确实不好走,江青这才罢休。后来,李德生整顿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报,正确处理了那里领导班子里的造反派,招致“四人帮”的忌恨,他们给李德生罗织罪名,迫使他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这是后话。

我觉得,上面讲的李德生同志这些生活作风中的“小事情”,可以说明一个道理:生活作风问题,反映了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党性修养,与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本文作者曾任李德生同志秘书、解放军报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