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杨丽君 郑永年 杨丽君:中美在南海问题上陷入“安全困境”
南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的“生命线”。当中国定义“核心利益”的时候,往往指向中国的主权问题。南海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但南海问题远远超出主权问题。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而80%以上的海上航行须经过南海。一旦失去南海,那么中国的海上贸易就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冲击社会政治的稳定。
南海形势恶化和当今世界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紧密相关。更直接地说,南海问题的恶化是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对美国“重返”的反应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南海问题是历史问题,美国当然没有制造南海问题,但南海问题浮出水面和美国相关。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
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
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在今天的亚洲,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印度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尼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
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来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中,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总和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亚洲会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罗斯,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
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既然亚洲会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会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针对南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与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而这次,印度倒戈,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第四,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卷入。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这种需求也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最大的困难也在于如何理性地认识美国。中国最难以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存在”这个事实。一些人还是想着有朝一日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个领域。中国的一些行为(主要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存在的言论)也被美国人解读成为中国把美国赶出亚洲的努力。对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令其十分担忧。
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能否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的时候,它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持和强化自己在亚洲的力量,来挤压中国在亚洲的空间;当美国感觉到中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且是合作的时候,美国反而会愿意“分享”其在亚洲的空间。
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感觉到中国要把它赶出亚洲,因此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自己在亚洲的存在,利用南海等问题只是美国的诸多手段之一;而中国感觉到到处受美国的挤压,要调整战略来应付美国,如果不能直接针对美国,那么也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是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而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对方没有基本上的信任。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有倾向陷入这个“安全困境”。
实际上,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作为唯一的霸权,今天的美国对中国有两种态度:一是需要中国,二是防备中国。美国首先需要中国。作为“老大”,需要“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的警察,每天都在承担着庞大的费用。如果“老二”支持“老大”,那么“老大”的世界警察地位更可以持续。
美国现在处于相对衰落地位,更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美国而言)。这也就是美国这几年来宣称“中国责任论”背后的原因。美国要防备中国挑战“老大”的位置,阻止中国取代美国霸权。美国从南海等中国周边入手来防备中国,不难理解中国的回应。美国也一直在抱怨中国“搭便车”,没有承担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对美国来说,中国拥有的国际空间取决于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中国也可以有效利用美国对中国的这种需要。例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经常被美国和周边国家视为对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何应付?中国要军事现代化,又担心陷入军事竞赛,那么就必须改变军事现代化的方式,那就是要把军事现代化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话语中,并且也必须在政策层面保证更为透明和可预期。
和美国一样,中国实际上也在尽力拉拢周边小国家。越南和菲律宾最近这些年使劲拉拢和靠近美国,但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用经济因素使其不要过于靠向美国。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有正面效果。
相反,中国越拉,这些国家越靠向美国。为什么?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是中国的区域责任。20世纪以来,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之外,其他方面也有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但中国没有处理好南海问题。尽管中国认为南海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而是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所致,中国只是被动反应罢了;但中国忘掉了自己已经至少是区域大国,不能对像南海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毫无准备。
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显然必须置于中国和东盟区域整体利益之内考虑。在没有准备好如何在区域整体利益内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不仅给当事国(越南和菲律宾等)更多的理由来邀请美国,而且也失去了其他和这个问题没有关联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用国际水域“航道安全”来论证对南海问题的关切。
第二是中国忽视了小国家天生惧怕单独和大国打交道这一事实。在理想层面,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等政策口号,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威胁,但这并不容易。中国的真诚很难让小国家感觉得到。这就要求中国从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
这方面,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即不尊重小国家,那么小国家更会靠向美国。有关南海等问题,中国要争取双边主义的突破。如果不能突破,那么也可以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义,即在多边(中国和同盟)的构架内来讨论双边问题。
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感。实际上,近年来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已经进了很大的一步。中国必须往多边主义方向努力。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案例上,中国力图通过经济方法促使这些国家回到传统的双边主义,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也如此。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南海问题不仅是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的问题,也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但无论是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和南海相关国家的关系,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外交空间。中国不仅要善于利用现有的资源来掌控南海问题,更要善于发现新的资源来影响南海问题,为己所用。
中国可以利用本区域之外大国例如俄罗斯“重返亚太”的动机来改变局势。传统上,俄罗斯和越南有着紧密的经济和军事关系。最近俄罗斯再次表现出“重返”越南的兴趣。对中国来说,俄罗斯“重返亚洲”,也必然产生战略上的压力。
不过,同时,中国也可以利用此来消解美国的压力。俄罗斯一旦“重返亚洲”,中国就可以防止把南海问题演变成单纯的中美之间的问题。利用一个区域外力量平衡另外一个区域外力量,在一定时期也不失为有效的策略。
随着自己的继续崛起,中国更有可能发现新的因素来应付南海问题。最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动议更有可能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契机。作为主权问题,南海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管理和控制,不让冲突爆发出来;有了小冲突,就要防止它升级成为大冲突。但仅仅有冲突管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国的外交哲学是“求同存异”。没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冲突就凸显出来;反之,如果共同利益做大了,那么冲突面就小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做大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巨大项目。随着这种共同利益的做大,中国就会更有能力控制冲突面,甚至化解冲突。
诸如此类的新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中国应付所面对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增进国家利益。但这些空间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不管如何,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守住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