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财政 水煮日报:王陵基修了忠烈祠

1944年上尉军官的月薪在昆明市买一罐洋烟稍有余,而一斤猪肉则不足,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次仅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学校拌点盐巴下饭。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的每月薪饷全汇给子女,作为教育,生活费用,家中用渡由妻子负责,刘安祺虽在抗战期间由师长升为军长,家中“连一个煤油灯都买不起,很少吃肉。

”军界人士指出,抗战时期一上校阶级的社会地位,尚不如商店中的会计,收入菲薄,官位太滥都是原因。

2.国军为什么要吃空饷

战时军人真实所得急剧下降,部分军人的士气降低,很多人能开始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行为,虽经当局努力改善,但仍然偏低。抗战以前,国军部队吃空额,侵占士兵薪饷情况尚不严重,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吃空风气才日益猖獗。

据一位中级军官描述,吃空分为两种“有大吃小吃之分,军师长的大吃,可以将编制上整营,整连的兵官“同杀”,有名册而无官兵,领来的薪饷,主副食费,都上了主管关的荷包,这种无法无天的大吃空缺直到军需独立,才逐渐改善。小吃则是一个连少十个,八个士兵,这些缺,连长,营长占几个,团长则在团部兵官上吃!”

3.汤恩伯部队得留伙夫照顾家属

战前国军各部尚采取委任经理制度,按照编制发给经费,由部队长负责经理,各部队夺利用节余经费,办理福利事业,如胡宗南于第一师任内,即利用节余经费创立公积金制度,本人薪饷之余,以及上级偶尔的赏给,都归入公积金,而且由各部队长推举各级人员为代表,成立委员会施与管理,胡后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即组织官兵福利委员会,将所辖部队薪饷以及从事滩垦区生产工作所得收益,均拨充福利委员会基金。

战时汤恩伯集团也有类似组织,但后勤组织并不得力。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集团,除了第十三军事先对眷属有所安顿,其余均是临时慌乱移动。在河南各地征用大批牛车,大多输送眷属。湘北会战部队留守后方竟达12000人,除新十六师3000人参展,其余均为照顾官佐眷属,依据戴笠统计,平均眷属所需轿夫,勤务兵,伙夫6人,十分影响战力以及军队荣誉。

1941年1、2月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会战结束后,华北日军对汤恩伯恩伯衔恨甚深,以汤恩伯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汤恩伯恩伯曾组织所部展开救灾运动,赈济粮食,收养灾童,接济学生。1943年,河南旱灾、蝗灾严重。汤恩伯恩伯再次发动所部节食救灾,并发动军民抢修黄泛堤防。

4.招募金僧多粥少

国军在1937年随着应征新兵以及家庭鼓励办法,对征属的慰问救济优待,也制定办法,1941年12月,国府制定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1943年增发由2000元为5000元,各省甚至增发至20000元。1943年紧急征兵时,四川省安家费,地方筹发2000元,其余3000元由中央补助,一共支付该省9亿元。但政府财政困难,往往即便实施,受惠者也不过1/10,僧多粥少,福利无法普及。

抗战结束后,美国生活杂志所摄守卫北京孤城的国军士兵。

5.退役金仅能买两条香烟

原本从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海陆空官军佐退伍暂行条例”,规定军官佐服役至一定限龄,即退为备役,但是由于财政,人事,战事各原因,服役制度未能推行,退役俸以及赡养金给与规定,自然未能明令实施。直到1945年,国军开始办理退,除役事宜,着手实现路军官佐退役俸支付手续。

1945年3月7日,按照准尉1500元,上将7000元的标准实施,8月再次调高标准,准尉3300元起,上将17000元。每月并给退役粮,计年将官6市斗,校官5市斗,尉官4市斗,每年分四期由军政部发放,校,尉官先由县市政府垫付。

但这样的退除俸在实施上仍有不少缺点,有的官佐从颁布退除役命令,第二年仍未领到退役除金俸,有人则是“今天退了,明天又来,无法清查”,而当时每月所领退除役俸禄,只能为原薪三分之一,当时通货膨胀剧烈,生活更加困难。1946年,军法执行总监何成睿簦以上将领退役,仅能领的价值两条香烟的退役金。

6.孙连仲给退役兵加发路费

士兵退役,国民政府时期虽制定若干法令,但未能实施。士兵服役期长,常有老弱瘦衰,不堪复矣,思乡情重,常常有潜逃脱离部队之举,军界人士也有指定实行退伍制度的建议,但直到抗战胜利,政府才开始办理实施复员。1937年川军刘雨卿部整编,其中弱老官兵600余人,一律资遣返乡,服务4年以上,按现行待遇给付4个月薪饷,每多一年加薪一个月,临行时举行盛大欢迎,战前孙连仲部队在信阳奉命缩编,孙除申请中央发给三月薪饷,另依据个人离家远近,直鲁皖豫人加发一个月薪饷,陕人加发两个月,甘青宁人加发3个月,作为路费。

抗战期间战况最为激烈,伤亡人数最多,但抚恤人数极多,抚恤工作反而形同虚设。直到1938年抚恤委员会成立,才逐渐拓展抚恤业务,到1945年,约有1/4的伤亡人数获得抚恤,当时尤其交通不便,部队流动迁移过大,核对资料难度较大,往往连政府呈文,书据投递,数月一年都不得回信。

而家属更无从得到亲人下落或抚恤,常有的事情。战时物价不断上涨,但原有金额为战前制定,不足维持遗族及伤残官兵最低生活直至抗战胜利,中级军官负所获抚恤金12万元,不足买一分金子,只能买一条不锈钢表带。

7.胡宗南没忘记伤兵

战前胡宗南在第一师内,创立伤兵年会制度,每年6月召开年会,召开前半月,在全国大报刊登出通告,伤残兵员来自各地,甚至有蒙古与东北者,年会召开时,伤残代表除参加政治课程及小组讨论,每日招待必定丰盛,大会按照年资等级发放慰问金,上等兵可领到银元150元,胡宗南在年会期间,经常与伤残官兵共餐,并在闭幕式中鼓励全体伤残“返乡后应安分守己,服从地方长官,努力生产,做良民楷模”。

这种生动的伤兵年会,人们说“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流出不少眼泪。”一方面鼓舞士气,减少逃兵,而且有助开拓兵员,后来只要是第一师招兵,未即一月即可找全,因为退伍伤残人员在乡的宣传,便起了一定作用。

陈诚担任第十八军军长,曾创办南通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吉安农场,以此收容本军的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即便有触犯工作纪律,背叛而被处决的人员,军统也会对这些家属予以抚恤,视为遗属。因此军统多无怨无悔,为国死节,此为重要原因。

8.四川部队的祭礼

表扬忠烈,分为褒扬,表扬,祠祀,碑坊,国葬,公葬,公宴等。抗战期间政府明令褒扬者有刘湘,张自忠等14名,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经军事委员会表扬,计有李庚星等1854名,合于抗战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牌坊办法大纲规定的阵亡将士,经核准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共1538名,入祀仪式如四川威远一地的部队,将阵亡将士官兵入祀将阵亡将士官兵入当地忠烈祠,有全体官兵,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等万余人参加,当送牌位队伍经过市区,家家户户燃香点烛,供奉祭桌,燃放鞭炮。

典礼结束后,学生抬着米,棉花,猪肉,菜蔬等物,送至每位阵亡官兵家属家中,因为仪式隆重感人,当场即有数十名青年要求从军。

9.如何以国葬之礼待张自忠

而国葬大典举行,则更为慎重,以张自忠灵枢运往重庆为例,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日军报道称张自忠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张自忠留言“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10.王陵基修忠烈祠

但是通货膨胀,中央规定的埋葬费,无法顾及实施,金额有时不足购买一张草席,全靠自行张罗,举办纪念仪式,籍以激励民心士气,1941年上高会战结束后,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以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修建一座忠烈祠,将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名字立牌供在祠内。

王陵基派新15师兼程增援,从日军侧后方杀入,致使日军大败,战后他亲自为阵亡的团长张雅韵选择墓地和送葬。并在这个墓地上修建忠烈祠,把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名字刻成木牌供于祠中。

近年来,一些抗战老兵以及家属访问台湾忠烈祠,在忠烈祠正厅的国民革命烈士灵位前,抗战老兵张默坚曾失声痛哭。后来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他说,他虽然后来在大陆经历了19年的牢狱,但毕竟是活下来了,现在生活很好,而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牺牲在战场的战友,他们当时还很年轻,想到他们,心里很痛。

而今年还有一名网友palace green的草表示,和同学来台旅游,在忠烈祠遇到一对来自大陆的老夫妻,要寻找亡父,“出生就没见过,想知道在不在这裡。

“他们帮忙在密密麻麻的牌位寻找名字,最后真的找到了。当下,老爷爷哭个不停,不断喊“爸爸”,忠烈祠管理员看到,老夫妇慌张表示:“我来看爸爸!我们就来给爸爸磕头!“其场面之震撼感动,让这名平素不关心历史的年轻人印象极深刻,回来他在知乎用简练文本描述了这段回忆,却不料此篇小文引得网友落泪,进而流传两岸。

两位抗战老兵均来自湖南,分别是93岁的抗战老兵吴淞和94岁的抗战老兵周默坚,前者曾参加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黄埔军校16期毕业的张默坚曾参加第一次入缅作战,后来官至中校副团长。抗战老兵吴淞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找到了张灵甫的灵位,在灵位前,吴淞静静地看着灵位,沉默很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