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晚年评价李宗仁 白崇禧:夹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百般纠葛【2】
虽然有着许多不如意,但逆境中,白崇禧亦能淡泊自处,进退有据。“当时国民党开小组会议,本来是一种例行的形式,父亲却从不缺席,每次都认真严苛,一丝不苟。”公务之余,白崇禧下棋、打猎,和夫人马佩璋养花、游玩,含饴弄孙,这是他一生中最闲暇的时光。
“我母亲是个千金大小姐,但一点也不娇弱。小时候,家里要给她缠足,她脚痛便去踢祖母的门,闹到家里人都放弃为止。她进过新式学堂桂林女子师范,还去参加过学生游行,未出嫁时,襟上便挂着一串钥匙,开始管家了。她从小就不甘受拘束,有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势,后来,她更是成了白、马两家的支柱。”白先勇回忆。
马佩璋的父亲会相术,看中了白崇禧日后有宰相命,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这位年轻的军官。1925年2月14日,两人成婚,当时白崇禧32岁,马佩璋22岁。婚后两年,白崇禧指挥北伐龙潭战役,身在上海的马佩璋听到丈夫在南京阵亡的错误消息,与表哥开车赶往南京。
路上遭遇乱兵围车,马佩璋直接让表哥“开枪!”两人爬战壕,冲封锁线,躲着满天的流弹到了南京,找到了白崇禧。多年后,马佩璋的表哥提起这段往事,还忍不住夸赞她:“女英雄!”
北伐刚结束,蒋介石和白崇禧所在的桂系军打起来。马佩璋跟着白崇禧一路流亡。直到蒋桂和好,共同抗日,马佩璋才在桂林过了一段舒心日子。
1944年11月,日军攻进桂林城,全城火海一片,白崇禧还在前线打仗,马佩璋带着自己90岁的婆婆、70岁的母亲以及白、马两家80余口人,坐上最后一班火车离开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家也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最后流落到台湾。
上世纪50年代,白崇禧一家所住的台北市松江路,放眼望去,都是一排排的木屋,看起来像临时盖的宿舍。白家人多,将两栋房子打通。“有一年遇到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发现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了面盆、铝桶,原来,我们那间木屋抵挡不住台风,已经开始漏水了。
母亲房中叮叮咚咚,雨水从屋顶滴到盆中,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大笑。”白先勇也跟着母亲笑了,“是她的笑声,把我们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马佩璋为白崇禧生育了10个孩子,为两边家族操劳,又经过那么多颠沛流离,晚年身体并不健康。她生性淡泊,对丈夫的事业从不干涉,在大陆时不喜社交应酬,到了台湾,更加不耐烦那些政治场合的虚情假意,除了每年一次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活动概不参加。
“1955年是我父母结婚30周年纪念。那天,他俩打扮得很隆重,父亲衣襟上别着一朵大红花,母亲发上、胸前也都别着花。亲友、旧属里关系亲密的都到了,我母亲先致辞,她说了一段特别真情真性的话,说到‘我和白先生结婚30年,我们也算得上患难夫妻了’,不禁哽咽,落下泪来。我父亲伸过手去,搂住母亲的肩。”至今回忆起来,白先勇还是满心感动。
1962年,马佩璋病情加重,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后,终于亡故。“她走的那一天很冷,高血压控制不住,医生决定开刀。我们去医院前由父亲带着,跪在一起,祈求真主保佑。最终,手术台上的母亲没有醒过来。她的离开对父亲打击很大,人都显得茫然,后来医生给他量血压,一下子飙到200多。”后来几年,白崇禧的表情中便总有一种挥不去的愁容落寞。
“母亲走后第四十一天,我赴美留学。父亲去机场送我。我怕自己当众哭出来,特意戴了一副墨镜。父亲竟破例送我到飞机舷梯下,他大半生征战沙场,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那天却在寒风中老泪纵横。”
赴美后,白先勇用第一次打工赚到的钱为父亲买了一件打猎穿的黑色长款大衣,寄回家。“父亲说穿上很帅。”白崇禧年老后喜欢吃巧克力,白先勇就精心挑选了瑞士巧克力,送给父亲。谁料想,第二批寄出去的巧克力还没到,白崇禧就离世了。机场的那次送行,竟然成了白先勇和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聚。“1966年12月2日,父亲去世,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了天明。”
白崇禧的葬礼按台湾最高标准的“国葬仪式”举行,公祭是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早上7点50分,蒋介石就到了灵堂,第一个在灵前献花致祭。“他看起来神情悲肃,面带戚容。他与父亲40年分分合合,之前的恩怨曲折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当天所有前来公祭父亲的人里,恐怕没有人比他对父亲之死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触了。”
管儿子比管军队难
所有的人都盼望能与家人长聚不散,对白家人来说,这却是个不可企及的梦。白崇禧和马佩璋养育了3女7男共10个孩子,唯一的一次全家齐聚并合影留念,是1946年。
到台湾后,白崇禧将注意力集中到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年纪大的几个孩子都毕业或出国留学,一向成绩优异的白先勇也在1956年考上大学,只剩下两个弟弟先刚、先敬分别在念中、小学。“我的两个弟弟最倒霉,父亲不管军队管儿子去了,后来他发现,管儿子比管军队难多了。先刚、先敬都很调皮。父亲带军调度有方,对付起两个叛逆又倔犟的幼子来却每每头疼无比,母亲在旁边幸灾乐祸:‘我带大8个,个个都好好的,你连两个都搞不定。’”
无论是学习好的,还是不好的,这10个孩子中,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甚至连持续从政、从军的都没有:长子先道本来在白崇禧的培养下,自幼被送到空军培训学校,当了一段时间飞行员,后因视力不合格,转到“经济部”;二子先德学土木工程,一生中最好的工程是他为母亲马佩璋修建的墓;三子先诚是位科学家,后来留美;四子先忠考入与西点军校齐名的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原本是最有希望继承父亲衣钵的人,但后来迫于父亲在台湾的政治处境,转行成了工程博士;五子白先勇是知名作家、昆曲传播者;六子先刚、七子先敬都从商;大女、二女都嫁给华侨,三女终身未嫁。
“如今,我哥哥姐姐有4位已经过世,再也不能‘十全十美’了。”白先勇说。
身为将门之后,白先勇却是以文出名。“年轻时,我觉得我父亲跟我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后来长大了,父亲身上的遗传基因才逐渐显现。我觉得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逆境中自处。我们家人身上都有一种犟脾气,决不放弃,就是广西人的蛮劲(笑)。”
“老天还是比较眷顾,我想做的事情都成功了,虽然过程困难——想从事文学,当个好作家,如愿了;想来大陆做昆曲,排《牡丹亭》,坚持8年,一关一关过,演到200场;现在为父亲写传记,基本完成。父亲晚年过得很不平静,但没有因此怀忧丧志,或者一蹶不振。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他没有给我们什么钱财或政治资本,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