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格调说 沈德潜格调论诗及影响
沈氏深通诗道,知道诗教的表露不能直露,须运用比兴。沈氏《施觉庵考功诗序》提出“诗之为道,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伦,而人徘徊自得于意言之馀。”他批评后代一些诗人“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背离艺术张弛有节的原则。
《说诗啐语》卷上也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式。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
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显然,沈氏说明“温柔敦厚”之格,应以舒缓有序之调体现出来,使诗意隐约曲折,不愠不火,求得君主默许,为诗作争得“保护色”。
从此写作原则,沈氏对唐诗托意比兴、婉而多讽、优柔善人者,都予以肯定:评李白七绝“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评王昌龄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
昨夜风开露井桃,一章,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已之失宠,悠然可思,此求响于弦指外也。玉颜不及寒鸦色两言,亦复优柔婉约”(《说诗啐语》卷上);评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感知与洁身,并行不悖。抱负如此,终遭阻抑。
然其去也,无怨怼之词,有迟迟我行之意,可谓温柔敦厚矣”(《唐诗别裁集》卷二);评韦应物《初发扬子寄元校书》“写离情不可过于凄婉,含蓄不尽,愈见情深,此种可以为法”(同上卷三)。反之,李商隐虽“长于风谕,工于征引”,但“讥刺太深,往往失之轻薄”(同上卷二十),遭其抨击。
当然,沈氏也知诗可言理,故不一概反对议论。《说诗晬语》卷下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反对以议论为诗,出于严羽,后人矫枉过正,将议论与抒情绝然对立,归愚则认为议论只要挟带情韵,不妨抒情,态度通达。
沈德潜论定唐诗意格,尤重气格,即由声韵、体式等传达出的美学效果,提出诗之微妙存于调内:“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说诗啐语》卷上)破解之妙,须深入涵咏,悟其隐存之秘。
他论唐诗各体,多从气格变化人手。如论五古,追述起源、发展及梁陈以至唐显庆、龙朔时的颓靡,然后高度评价陈子昂“力扫俳优”,张九龄、李白继起,恢复魏晋古诗传统,后来王、孟、储、事各得陶之一体,“气体风神”超然物表,杜甫又进而开辟新境界,“篇幅恢张,纵横挥霍”。
如论七古,分析其在唐代的四大变: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盛唐王李高岑出现后,“驰骋有余,安详合度”,李白“鞭挞海岳,驱走风霆”,气格遒举,杜甫“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又一变;中唐钱刘后渐趋薄弱,韩愈以“踔厉风发”,使气格又一变。
对五律、七言、五排、五绝、七绝的批评,莫不注意气格的升降急缓,显示了因调求意的学诗宗旨。
对具体诗人诗作,他也注意从“宗指”、“体裁”、“音节”、“神韵”(《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观察,以“中正和平”为圭臬。这四要素,既包含诗的意格与气格等各因素,又兼顾神韵,并以诗教为统摄。较之明七子一味标举格调,显得全面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