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哈特論二戰時的德國
研究戰時德國高層的記錄和作戰過程,我們將得出什麼結論呢?在戰爭政策和大戰略上的徹底失敗,同時也不乏戰略、戰術上的非凡之舉,儘管兩者並不完全相等,這個解釋具有雙重意義。老派的職業軍事領袖是在參謀本部體系下訓練出來的,他們精明強幹韌性十足,但缺乏天賦;能力極強,但還是有其侷限。
他們指揮作戰循規蹈矩就如下棋,但不像歷史上大師級人物般具有藝術風範。他們看不慣有創新思想的同僚,如果那些新思維出自非正規軍事專業出身的人,就更易遭到他們的鄙視。同時,大多數老派軍人對軍事領域以外的事物所知有限。
對於新思維、新武器和新的人才,希特勒卻十分敏感,他能很快發現他們的價值。他比參謀本部更早了解裝甲部隊與機動作戰的潛在威力,他支持德國新式武器的宣導者古德林,這是二戰初期德軍旗開得勝的關鍵因素。在運籌帷幄和指揮作戰時,希特勒常常會犯一些小錯誤,但他確實不乏軍事天賦。
他選拔的年輕將領往往具有類似的氣質——尤其是隆美爾,最受寵信的軍中「新貴」。這類人物稟賦非凡,思維如天馬行空,擅長出其不意、克敵制勝,實在難能可貴。
他們給戰爭帶來新氣象,宣告統領軍隊達半個世紀以上的軍事謀略已經過時,傳統教條已不再適用於現代戰爭。希特勒的成功證明正統軍事教條的謬誤,這使他在與軍人的較量中佔據上風。對於德國軍事階層(military hierarchy),希特勒的態度是儘快加以利用,而不是加強團結。
事實證明,有時非專業軍人的直覺是正確的,有時職業軍人的精準運籌是正確的。從長遠看,後者的勝率更高。但是兩派人物的相互嫉妒、由觀點不同產生的激烈衝突所造成的致命後果,要比任何一方自身的錯誤更為嚴重。主要責任應歸咎於盤根錯節的軍事階層。
導致這樣的結果勢所難免,因為戰爭不是傳經授道,也不是對立觀點的摻和。基於希特勒的決策和脾氣,在任何情況下要對他加以制約都不容易,但是軍方委曲求全的態度、希特勒屢次應驗的判斷,卻使他看起來更為高明,他也就能隨心所欲、肆無忌憚。雙方都沒能意識到各自的侷限性。
不管怎樣,二戰中德軍將領的專業素質畢竟是一流的。如果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具深度,他們應能表現得更為出色。但,他們就不再是軍人,而是一名哲學家。
擴展裝甲部隊
希特勒的崛起改寫了歐洲地圖,速度之快,連拿破崙也難以望其項背。然而正是由於德軍裝甲部隊的崛起才使希特勒得以一度所向披靡。若無裝甲部隊,希特勒的夢想難以成真。裝甲部隊才是他制勝的王牌,其作用遠遠大於德國空軍和各國的叛國者。裝甲部隊速戰速決,橫掃千軍如卷席,非其他手段所能比擬。希特勒有遠見,支持發展裝甲部隊,然而他也沒能傾其全力支持裝甲部隊,並最終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有關德國戰車的故事是由托馬將軍在一九四五年告訴我的,他也是德軍第一代裝甲指揮官中的佼佼者,其聲望僅次於古德林(當時古德林是美軍戰俘,本書初版問世後我才得到古德林的口述,現將他與托馬所述相應的部分用括號插入)。
托馬為人強悍,卻也有和藹可親之處。他生性好戰,堂堂正正,尊重與其水準相當的對手,在一個戰車稱雄的時代,像他這樣富於激情的軍人是生得其時。如果在中世紀,他肯定是個快樂的騎士,躍馬橫矛在十字路口,為了榮譽向南來北往的過客挑戰。戰車的問世猶如上帝賜予他的禮物,使他可以重溫盔甲騎士的舊夢。
托馬向我講述自希特勒擺脫凡爾賽條約束縛後,德國裝甲部隊的發展概況。「多年來德國只能用道具來進行演練,當一九三四年德國擁有自己真正的裝甲部隊時,我們感到無比歡喜。此前我們只能在蘇聯的協調下,在紅軍的實驗基地進行一些實戰演習。
該基地靠近喀山(Kazan),主要在那裡做裝甲戰術的研究。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在奧爾德魯夫(Ohrdruf)成立第一個由我指揮的裝甲營,名為『摩扥化車輛訓練指揮部』(Kraftfahr-Lehrkommando),是德國所有裝甲部隊的先驅。」
「後來又在佐森(Zossen)成立兩個裝甲營,我的部隊也擴充為由兩個營級單位組成的團。部隊的裝備是根據軍工廠的研發成果來逐步配備的,最早的是配備氣冷汽油引擎的克虜伯製一號戰車,它僅配備兩門機槍。第二年來了二號戰車,換成了水冷式引擎,配備二十公厘機槍。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三號和四號戰車配發下來,這些戰車又大又好。與此同時,我們的編制也在改變。一九三五年,新成立兩個裝甲旅,每個旅下轄兩個新成立的裝甲師。
德國裝甲部隊的軍官都遵循英國裝甲戰戰術觀念,尤其推崇你和富勒將軍的裝甲戰思想。[1]他們對英國最先成立裝甲旅的創見極感興趣。」英國裝甲旅成立於一九三一年,當時還處於試驗性質,指揮官是布羅德上校(Broad,後升為將軍),一九三四年裝甲旅成為永久性編制,當時旅長為霍巴特(後升為將軍)。
我問他是否如通常所報道的那樣,德國的裝甲戰術還受到戴高樂將軍(de Gaulle)那本有名的著作的影響。[2]他的回答是:「不,當時那本書還沒受到多大的注意,我們認為裡面的主張有點不夠真實。它缺乏足夠的戰術指導,過於虛幻,不切實際。
而且這本書問世之前,英國人已經闡明裝甲作戰的可行性。」(古德林說:「托馬的敘述是正確的。我是在一九三七年才讀到戴高樂將軍的《未來的軍隊》的德譯本,那時德國的裝甲部隊早已建軍,戴高樂的書對德國裝甲部隊的發展沒有什麼影響。我讀那本書也是出於興趣和好奇,想知道法國人是否接受戴高樂的觀點,可幸的是他們並沒有。」)
托馬繼續說:「你可能會感到吃驚,就像在英國,裝甲部隊的發展在德國也遭到高階將領的抵制。這些老傢伙唯恐裝甲部隊迅速發展,因為他們對裝甲戰術一竅不通,對這種新式武器非常反感。他們抱著懷疑和謹慎的態度,若不是他們的這種態度,德軍裝甲部隊將發展得更快更好。」
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托馬受命帶領一個德軍裝甲營到那裡。「當時看來西班牙似乎可以成為『歐洲的練兵場』。西班牙內戰時,我負責指揮德國在西班牙的地面部隊。媒體誇大了德軍的人數,其實在那裡的德軍隊來沒超過六○○人。」
(未包含空軍和文職人員)「德軍的任務是訓練佛朗哥的裝甲部隊,同時也可以積累實戰經驗。」雖然德國陸軍高層反對直接干涉,但面對實戰機會,對於托馬這樣的軍人是不會滿足於顧問的角色。八月,瓦里蒙特將軍(Warlimont)以德國軍事特使身份前往西班牙輔佐佛朗哥將軍,他說「托馬自始至終是德國地面部隊在西班牙內戰中所有軍事行動的靈魂和核心」。
托馬說:「我們對佛朗哥的援助主要是武器裝備,如飛機和戰車。開始時他們只有一些陳舊的武器。九月,第一批德國戰車到達西班牙。十月,又再送去一大批,全都是一號戰車。」
蘇聯戰車早在七月底就抵達西班牙敵方陣營,他們的戰車武器裝備更好,我們的戰車僅配備機槍。我開出重賞,每俘獲一輛蘇聯戰車就獎勵五○○比塞塔(西班牙貨幣),我當然樂意將俘獲得戰車為我軍所用。沼澤地使給部隊的行動帶來諸多不便,你聽了肯定會有興趣,我的對手正是科涅夫(Koniev)元帥。
我精心挑選赴西班牙的人選,這些精幹的德國軍人可以訓練大批的西班牙裝甲兵。西班牙人學得快,忘得也快。到一九三八年,我手下已有四個裝甲營,三個連組成一個營,一個連配備十五輛戰車。有四個連配備蘇製戰車。我還有三十個反裝甲連,每連配備六門三十七公厘戰防砲。就像所有的老派將領一樣,佛朗哥將軍也曾想把這些戰車分派到各個步兵師,我一直堅持與他對抗,努力將戰車集中起來使用,這照就了佛朗哥日後的成功。
西班牙內戰結束後,我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回國,將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整理成文。不久我被派去指揮在奧地利的裝甲團。原本我的命令是要去指揮一個裝甲旅,有感於自己長期在國外,希望上層可以先委派給我一個裝甲團,以熟悉國內的狀況。布勞齊區將軍同意我的請求。臨近波蘭作戰的八月份,我前去第二裝甲師接管的一個裝甲旅。
第二裝甲師歸利斯特將軍(Wilhelm List)的十四軍團,駐紮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另一邊,位於德軍南翼的盡頭。我受命向亞布倫卡走廊(Jablunka Pass)推進,經建議以摩托化旅置於該地而以本旅實施側翼行動,穿過茂密的森林及山脊,到達山谷中的一個村莊,發現村裡的人都上教堂去了。當他們看到戰車出現在教堂門口時別提有多吃驚了。此役我未損一輛戰車,卻將敵陣地擊毀,一夜之間前進五十英里。
波蘭戰役之後,我進入參謀本部,接任機械化部隊督察官。機械化部隊包括裝甲部隊、摩托化部隊、當時僅存的一個騎兵師和機踏車部隊。在波蘭戰役,我們有六個裝甲師、四個輕型師(light division)。每個裝甲師下有由兩個團組成的裝甲旅,每個團則由兩個營組成,一個團戰力約有一二五輛戰車。經過數天的戰鬥後,各團根據經驗計算平均戰鬥力應減去四分之一的戰車,因為有些戰車需要維修。
托馬解釋他所謂的戰鬥力僅包括在連級(或中隊)實際參戰的戰車數量,如果包括用於偵察用的輕型戰車,總數應為一六○輛。
輕型師還處於實驗階段,其戰鬥力也各不相同。但其編制基本上是下轄兩個機動步兵團(每個團由三個營組成)和一個裝甲營,此外與裝甲師一樣,輕型師也還有一個裝甲偵察營和一個機踏車營,以及一個砲兵團。
波蘭會戰後,我們就終止了這種實驗,輕型師全部改編為裝甲師。到一九四○年發動西線攻勢時,我們已經有十個裝備齊全的裝甲師。至那時中型戰車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輕型戰車
托馬透露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他說進攻時,德國總共才有二四○○輛戰車,而非法國所報導的有六千輛。托馬沒把偵察用輕型戰車的數量納入計算,他說那不過是一些「沙丁魚罐頭」。「法國戰車的品質比我們的好,數量也勝過德國,但他們速度太慢。
正是依靠出其不意的速度,我們才戰勝了法國。」(古德林說:「法國戰車在裝甲、火砲和數量上都超過德國,但在速度、無線電通信和指揮能力上不如我們。在重要的戰場集中所有的裝甲部隊,速戰速決以及發揮各級軍官的主動性,這正是我們在一九四○年致勝的主要因素。」曼陶菲爾評論道:「在平時,我們都低估戰車在戰場上速度的重要性。戰車速度的快慢,比裝甲鋼板的厚度更為重要。」)
討論到各種型號的戰車及其素質時,托馬說,如果要讓他在「厚裝甲」和「速度快」之間作選擇,他肯定會選擇後者。也就是說他更看重速度,他從實戰經驗中得出結論,速度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最理想的裝甲團應由三分之二的速度較快的大型戰車和三分之一速度極快的輕型戰車組成。
談到一九四○年的攻勢,托馬說:「全體裝甲部隊軍官,都希望由古德林負責指揮裝甲部隊突破阿登的戰鬥。克萊斯特卻不像古德林那樣對裝甲作戰有深刻的理解,他過去曾是反對發展戰車的主要人物之一。任命一個對裝甲作戰持懷疑態度(即便之後態度有所轉變)的人為裝甲作戰的最高指揮官,這就是德國陸軍當時典型的行事方式。
無獨有偶,在你們英國情況也如出一轍。人們認為古德林個性太強,而只有希特勒擁有最後決定權,是他批准克萊斯特的任命。
但最後還是讓古德林來負責突破,他就按照在一九三七年陸軍機動演習時所做的,把當時的狀況轉化為實戰。突破敵軍防線後,古德林率領軍隊直撲英吉利海峽。他全力以赴,以『不顧一切』的姿態乘勝追擊。這種具決定性的突破方式,使法國沒有時間集結兵力。」
「德國陸軍經常有人說古德林脾氣暴躁,就像一頭好鬥的公牛,我不同意這種說法。[4]一九四一年我在東線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於古德林麾下服役時曾與他打過交道,當時敵方的防守十分頑強,在那樣困難的格局下,古德林並沒有蠻幹,而是心細如發以智取勝。」
我問托馬,在二戰初期德軍裝甲部隊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他列舉了五個主要因素:
一、在轟炸機的配合下,集中兵力攻其一點,突破深入。
二、乘勝前進,夜間急行。常能做到出其不意、深入敵後。
三、充分利用敵方反裝甲火力的不足和我方的空中優勢。
四、裝甲師備有的汽油足夠戰車長驅一五○至二○○公里。如果先頭部隊急需汽油,就用飛機空投油箱。
五、戰車備有足夠三天的口糧,團級再備有另三天的口糧,師級再攜帶另三日份。
托馬舉了一些裝甲部隊長途奔襲的戰例。他說波蘭戰役德軍花了七天時間從波蘭南部的上西里西亞推進到華沙,包括作戰,日均行程約三十英里。在法蘭西會戰第二階段,從馬恩河(Marne)到里昂(Lyon)的推進速度也是如此。
一九四一年俄羅斯會戰,從洛斯勞爾(Rosslawl)到基輔以東,二十天內日均行程十五英里。期間從格魯考夫(Glukov)到奧廖爾(Orel)的突襲,三天內每天要跑四十英里。最高紀錄是一天行軍六十英里。
(節選自《戰敗者的觀點:德軍將領談希特勒與二戰時德國的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