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把萨特引入中国 柳鸣九:我让萨特“进入”中国

上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这股气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讨论带来的。那时,我已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上卷,正在进行中卷的编写,不久将要面临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评说。但只要一进入20世纪文学领域,就会碰到一座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

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总管,以在学术文化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著称,他把20世纪西方文化艺术统斥为“反动、颓废、腐朽”,一棍子打死,他的报告与讲话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解放区后,就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理论经典”,实际上成为带有权威指导性的“准文件”,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它的权威性仍然巍然未动,只要有这座冰山在,对外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翻译、介绍,就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只能一骂了事。

这时,我四十出头,在研究工作岗位上已呆了二十来年,刨去“十年浩劫”,也算有“十年寒窗”的苦读,虽不敢说有多么深的学养,但以自己在西方20世纪文学方面的积累,也深知日丹诺夫论断之有悖于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化遗产那种赞赏有加的典范风度。

说老实话,我对日丹诺夫的反骨早已有之,就是何时揭竿而起了。

“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有理由重新审视历史传统了,有理由清除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弊与陈词了。当然在外国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领域破除坚冰的时机也到了。问题在于我要把这件事做多大,怎么做? 当然,揭竿而起,首先需要有一篇旗帜鲜明、论据充分、有系统、上层次、有学术分量的“檄文”,由于预见到未来的“轰动效应”,我满怀热情地做了这件事,下了不少功夫准备这篇文章。

其次就是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方式来宣示这一“檄文”了,正好我当时担任了两个学术职务,给了我甚为广阔的施展空间,一是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主管科研业务的副主任,一是研究所当时的“机关刊物”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执行主编”,这给我的“三箭连发”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三箭就是: 之一,1978年秋,在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作“揭竿而起”的长篇学术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亦即早已准备好的那篇“檄文”,矛头集中指向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系列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重新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整个报告很长,讲了将近两段时间共五六个小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专论存在主义文学与萨特的。

这次长篇发言时在座的有外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草婴、王佐良、辛未艾、罗大冈等等,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会后,朱光潜将我推到周扬面前加以介绍,并说:“他的报告讲得很好啊!

”鉴于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因此,这个报告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之二,紧接着,将上述报告整理为约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在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分两期连载。

之三,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有计划组织、刊载了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笔谈文章,扩大“揭竿而起”的声势与影响。 坚冰已破,从1979年后,国内书刊纷纷译介并正面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蔚然成风。

1980年,萨特逝世,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檄文”中论述萨特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了全面、公正评价的文章,因为是针对国内长期对萨特的极为不公正的评价,所以写得颇有挺身而出、为君一辩的激情与大声疾呼、申诉鸣不平的姿态。

三箭齐发,必然引起巨大的反作用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维持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惯于批点挥斥者不乏其人,就在上述“檄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成都)年会上,就有人声色俱厉地提出了指责:“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列主义”,来势甚为凶猛。

我当时就在场,我没有上台申辩,但却决定采取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反驳”行为。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学术文化界,之所以有不少人跟在日丹诺夫后面乱批、瞎批,而且不能容忍对日丹诺夫的质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西方文学艺术、学术文化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

因此,我决定创办并主编一套以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包括作品文本、作家资料、思潮流派有关资料以及时代社会、背景资料)为宗旨的丛刊。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各人自扫门前雪”,我这个丛刊自然就定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创刊号以萨特为唯一内容,这就是于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

该书翻译了萨特三部作品与三篇重要文论的文本全文,分述了萨特其他八部重要作品的内容提要,编写了相当详尽的萨特生平创作年表与相关两个作家即波伏瓦与加缪的资料,报道了萨特逝世后法国与世界各国的反应与评论,翻译了法国国内重要作家、批评家论述萨特的专著与文章,而且我还写了长达两三万字的序言,《读书》上的那篇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成为该序的第一部分。

整本书的篇幅近50万字,构成了一本萨特的小百科全书。《萨特研究》出版后,大受读者、特别是文化知识青年的欢迎,一时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1982年,国内开始“清污”,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该书的序言更是一批“左撇子”猛烈抨击的目标,其批判文章之多,其用语之严厉苛刻,实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所罕见。

然而,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比过去那个时代之有进步,就在于开始有了若干自我调整的能力。事过一两年,雨过天晴,到了1985年,《萨特研究》又被准许重新再版。

这就是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代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也启示着我们时代值得深思的真理。 (摘自《柳鸣九谈萨特》,东方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