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公众号 余世存倡公民阅读 “当下中国人都是闰土”

今年9月学者余世存在"一席·现场"的活动上做了一次演讲,主题临时从"背叛"换成了"失格"。因为余世存谈到自己作为生活的旁观者,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中国人身上社会人格的全面滞后与退化。"我有时想今天的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讲,大家都是闰土。一种是麻木的、愚昧的闰土,一种是精明自私的、愚蠢的闰土。"

而由余世存担任执行编委之一的"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意欲在前辈先贤身上,呈现"现代文明人格"。它以传记丛书的形式刚刚问世,目前出的是第一批,传主为爱因斯坦、丘吉尔、荣格、杜尚、李普曼、梁启超、李叔同、蔡锷、丁文江、梁漱溟、费孝通这样掷地有声的人物。

背景提倡现代社会的公民阅读

在看似繁荣的图书市场,一边是世俗化、娱乐化的读物,诸如种种关于戏说、养生、健身、中医的图书,一边是学院派学者严谨、艰深的学术著述,两者之间却缺乏一种为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公民所提供的常识性阅读。而这种市场的不完善也造成了中国人读书的误区。

2011年余世存出版了《非常道:20世纪中国视野中的世界话语》,在自序中他写道"中西传统都有过的这类书、现代公共知识产品或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在我们社会仍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在余世存看来,中国图书市场的另一处匮乏便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培养出优秀的专栏作家和通俗作者,像美国的李普曼或者房龙。

一个良性的图书环境应该用更多资源来培养通俗写作者,如此才能构筑一个社会中作为社会人的读者所应该阅读的东西。在美国每过五到十年,便会有图书编辑邀请通俗作家或者通俗学者将近年来学院派新发现的资料或理论观点熔铸其中,来重新写一部历史著作,"其实任何的经典无论是经典名著还是历史人物都可以这样做,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实际上看这个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去看学院派的书。"

但中国面临的却是由学院派学者充当媒体上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无论写作内容或写作风格上都存在着一种错位和不搭界。这让余世存意识到应该培育更多能够为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人与作品,"要善于写通俗作品,这样才能让新知识、新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于是他和朋友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立意以传记呈现现代文明人格

余世存便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几大丛书,其中一套丛书给了他启发。那是由工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其中包括了耶稣、萨特、尼采等人的传记,每本书都是薄薄的一本,均由外国的大学教授写成,不过三五万字。

余世存觉得传记是一个入门的手段,无论是体悟外在世界也好还是了解自己也罢,最好是从他人那儿得到借鉴,先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活的。而如果中国人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话其实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不应该由学院派来写,而是由我们自己的社会知识分子来完成。于是写一本轻松、好读的传记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

但传记的形式显然又不是最终的目的,传记要熔铸出一个共识的背景。最终余世存和其他编者将背景定位在了"现代文明人格"。回望当下,社会中真正有人格魅力的人却寥寥无几。"人格在我们社会是一个最稀罕的品质",余世存说。因缘际会,这套丛书请来107岁的周有光先生担任主编,周有光说现在很多人都不重视人格教育,而在他小时候,人格教育被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心智上要比现在开放得多,关怀也非常丰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健全的人格修身",余世存觉得人格最基本的要素便是超越狭隘的范畴,进入到一种宇宙的时空关怀之中。而在当下社会貌似更为多元、开放的情状背后,实际上面对的是每个个体更加封闭的心灵,其中充满对他者无谓的恐惧或廉价的同情。

温习那些为人类提供了建设性服务的人的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获得生存的背景共识便是这套书的目的。

对文明人格的关注正是一切文明得以立足的核心,从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古印度的‘自度度人’的伟大觉者,到古中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君子人格、圣贤儒行……都说明个体人格之于文明社会的意义。

……在古代中国哲贤那里,哲人即哲学,一个人可以不著书立说,他只须活出一至善至美的人生,其人生的完成即在于塑造一完美人格。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前言

规划了两三个月之后,丛书的体例得以成型。每本书都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传主的人生经历,第二部分是传主的传世文献,多选择表达传主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文章,第三部分则是开放讨论,探究传主与当下人生活的关系。编者则提供了一份一两百人的名单,写作者可以从中挑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积累,提出新的人选。

《李叔同传》作者、也是编委之一的瓦当认为,正是通过群星似的人物呈现,就像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做的那样,才能让读者看到那些充满光辉、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像星辰一样在我们文明艰辛的现代化过程中进行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题解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翻看了浩浩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之后,梁卫星喜欢上了这个人,"梁漱溟是一个非常真的人,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是基于自己思想的逻辑,从来不背叛自己的思想,不背叛自己的内心,这个对我是最大的吸引。"但形成反差的却是市面上其他有关梁漱溟的传记,梁卫星仿佛在其中看到的是另一个人,"我们的传记在写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偏重于拔高梁漱溟的人格修养,但从来不指出这种人格高度是怎么来的,一味歌功颂德,却不知道道德上的成就来自于思想言行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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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梁卫星在写作的时候摒弃了将繁复的人生简化为道德楷模的做法,但又觉得在短短几万字的篇幅内,很难写尽梁漱溟的百年人生,便将重点放在破解梁漱溟的人生之谜上,解释梁漱溟在生命重要关口的种种选择,还梁漱溟以真实面目。是否达到了目的?"这套书是想希望能够取得像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那样的效果,我希望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但和80年代那一批人相比,至少我觉得我写的分量不够。"

梁卫星说这次写作最大的收益其实是深化了他对教育的认识。梁卫星已经当了近18年的中学语文教师,他在2010年底出了一本小说《成人之美兮》,其中描写了中学教育的种种荒诞与困惑。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学校中有大量"冷漠机械性人格"和"第一强迫症人格",前者不关心任何"学习"之外的事情,从小到大只读教科书,后者则永远生活在忧虑和恐惧之中,时时担心被别人超过。

在梳理梁漱溟的成长历经时,梁卫星意识到了自我教育的重要性,自我教育的核心便是形成独立自主的意识,"梁漱溟说自己14岁就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观,可我们现在很多人到了40岁都还不一定有独立意识。"

当然,有的写作者和传主有着很深的渊源。写《费孝通传》的张冠生曾长期为费孝通先生当助手,他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和费老见面的情形。"他在一个客厅的沙发坐着,费老有些胖,在休息,我就到他跟前去说,我是来参加您的课题组的,费老简单的问了我几个问题,是不是盟员,学的专业,对他所带队做田野调查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很简单的几个问题。"

之后,他们开始了十几年的工作接触。张冠生说费老的传记他已经写过好几轮,这次写作的初衷是想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来梳理出费老的人格,但最后为了顾全大局还是要照顾到传主全面的情况,如此重复自己,他实际上是不太情愿的。

不过,他也认为应该有更多人了解费老的人格力量。他说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之后,费老明白心中的目标非常遥远,但他同时又知道在那种遥远的情况下,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做什么事情,能够离那个目标稍微近那么一厘米、一毫米、一微米。

有些人面对时局往往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但在张冠生看来,费老永远知道当下应该做的、要做的、值得我们全力去做的事情,这一点对于现在的人,尤其是那些内心充满改造社会激情的人尤其有启迪意义。

内容让我们回归简单

如今,丛书已经问世,执行编委之一王俊秀说反馈还不错,他曾第一时间把样书拿给张思之,张思之看后说很不容易,至少算完成了一件事。但网上也有读者看后觉得书中内容不免简单,余世存则觉得还是应该回到简单上来,"像人格,如果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人格的方方面面可能非常繁复,但它实际上又并不复杂,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它就是每个人的良知良伦都能感受到的东西,是很简单的东西。

生活也使如此,没有很复杂的东西,如果认准这一个道理你就遵循它,你的生活自然也就变得简单。"

在余世存看来,对一个社会读者而言,一本书所给予的并不应该一定是高深的理论,而是回到最简单的道理上。"我们把20世纪的已有历史人物和知识整理好,简简单单的呈献给大家,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人生和社会背景,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透过他们一定要去追寻那种更深刻、更丰富的意义,一定要争辩出高低和优劣,那样反而陷入小众的趣味里。"

同样,余世存也不担心这些不厚的书会造成快餐式的阅读。"我们提供的是70后80后,这些中生代知识人自身的读书思考,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只不过没有写成专著。通过这次写作他们的思想认知体系投入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赵婕写爱因斯坦,刘婉媛写丘吉尔,都是把自己小半辈子的人生经验和思考都融汇到一个人身上去了。

"丛书的写作者中,既有已经颇具名气的青年学者,诸如宋石男、顾则徐,也有很多尚未成名的年轻人。"我曾开玩笑说,我们这次就好像收麦子,将每个作者多年的人生阅历和阅读的提取出来,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分量的"余世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