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长征的女红军和本该参加却没能成行的两个女红军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2位,她们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这32位女红军中有30位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李贞、戚元德、陈琮英、蹇先任、蹇先佛、周雪林、马忆湘、陈罗英、石芝、杜玉珍、杜永新、陈琼英、曾纪林、张士美、胡自强、张金莲等20位。她们大多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宁夏隆德将台堡。其中李贞,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队伍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由于她们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护理伤员,被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称为“七仙女”。“七仙女”中的5位坚持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延川永坪镇,另两位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人数最多。突破嘉陵江踏上长征路之初,有2000多名女红军随军行动,包括张琴秋、林月琴、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王长德、李开芬、王新兰、张文、张明秀、苏风、陈真仁、何曼秋、秦仪华、杨磊、蒲文清、李玉兰等。红四方面军曾将红军女战士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参加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时,尚有1300多名女战士,整编成了妇女先锋团。令人惋惜的是,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途中在甘肃河西走廊全团覆没,大多数女战士血洒疆场、英勇牺牲。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由长征女红军战士周东屏的女儿徐文惠主编、中国集邮总公司制作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纪念邮册。邮册中收入了80位女红军的个性化邮票并附每个人的简传。这80位女红军都参加了长征,并且胜利地跨越了万水千山,其中30位至今健在。

中央红军很多长征女战士都是中央领导的妻子,还有一些人在长征达到陕北后嫁给了高级干部。

这里面有: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周恩来妻子邓颖超,李德妻子肖月华,张闻天妻子刘英(遵义会议后结婚),杨尚昆妻子李伯钊(29年在莫斯科结婚),博古妻子刘群先(无锡工人领袖,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28年与博古结婚,长征开始前一个月刚刚流产,1939年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进“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李富春妻子蔡畅,李维汉妻子金维映(即阿金,她以前是邓小平的妻子,此人38年去莫斯科,41年死于莫斯科疯人院德军轰炸),毛泽民夫人钱希钧,毕占云夫人刘彩香(长征途中结婚),邓发夫人陈慧清,王首道夫人王泉媛(在遵义结婚),贺诚夫人周越华,凯丰夫人廖似光,罗明夫人谢小梅。还有一些女红军是在长征结束后结婚的,包括刘少奇夫人谢飞,宋任穷夫人钟月林,曾山夫人邓六金(曾庆红的母亲),钟赤兵夫人危秀英,邓振询夫人李坚真。其中,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和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妇女团当团长、政委,在西路军征程中吃尽苦头。

30个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中,最特殊的是曾玉。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显赫人物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30人的女性队伍中,但伟大与光荣却是她们自己创造的。

二方面军的传奇是蹇先任、蹇先佛姐妹,她们和哥哥弟弟全家四人参加了长征,弟弟死在雪山上。蹇先任是二军团长贺龙的妻子,妹妹蹇先佛是六军团长肖克的妻子。陈琮英则是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的妻子。陈琼英是任弼时同志夫人陈琮英女士的亲姐姐。任弼时先后与姐妹俩结婚。

红25军中,周少兰后来到陕北成为军团长徐海东的妻子,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周东屏和徐海东结婚那年18岁,她出生在安徽六安县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

戴觉敏后来成为饶正锡中将的夫人,她是湖北红安人,是红四方面军早期领导人戴克敏的胞妹。戴克敏全家两代人中,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有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戴觉敏。戴克敏全家是红安千万革命家庭的典型代表。徐海东全家族有66人献身革命,更为惊人。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因为戴在本地实力派中声望很高,所以张要杀人树威。徐向前任红一军一师师长时,他是政治委员。

四方面军有很多女红军到陕北后嫁给了一方面军的领导,包括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董必武夫人何莲芝等。当然更多更年轻的一方面军领导,找了三八式女干部结婚,比如邓小平夫人卓琳,左权夫人刘志兰,林彪夫人张梅等,其中很多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学生小姐,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大多分在干部休养连,这个连的连长是侯政,指导员是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他们手下有很多老干部和24个女红军。干部修养连医务室主任孙仪之和医生李治负责接生。在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和陈慧清都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途中,有5位女战士生了孩子:贺子珍和陈慧清是在二渡赤水前后,廖似光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曾玉是在从湖南进入贵州刚过老山界时,刘群英是在康西阿坝地区。革命胜利后,几位大姐见了侯政,就问她们的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要去找。可是上哪里去找呀,最终一个也没有找到。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当时是休养连的医生李治负责接生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在一旁做助手,董必武和侯政在门外等候。“生下来的孩子是男是女我记不得了,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陈慧清生的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陈慧清是邓发的夫人。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侯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30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就是贺子珍所生。理由有:大量的回忆录都记载贺子珍生孩子是在2月18日前后,即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按这个时间来推算,贺子珍当时应该在四川境内。1935年2月15日至17日,红军中央纵队驻白沙镇,贺子珍随休养连应该在白沙一带宿营。傅连璋回忆中的“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这里的贵州可能有误。因为当时红军穿行于滇、黔、川三省之间,军情紧急,今天在四川,明天可能就在贵州了。重要的是“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由于口音不同,将“白沙”记成了“白山”,此外,白沙一带至今都住有苗族。在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行军途径的地方,除了“白沙”以外,没有地名叫“白山”。张二婆收养红军后代的事,早在解放前就流传于白沙一带,但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生的。因此,人们也不可能事先杜撰是贺子珍所生,而是根据不断发掘出来的党史资料推断的。

据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

李治为贺子珍接生,为周恩来草地治疗肝炎(还有王彬和孙仪之,当时傅连璋随同朱老总到红军总部与四方面军行动),所以毛泽东很感谢李治,专门给他一个“免死金牌”。毛主席手书的“李治不能死”在文革中救了他的命。李治本是国军军医,在第二次反围剿被俘后加入红军的。他和贺子珍也是永新老乡。长征结束后,李治病倒,贺子珍去看望他,毛主席就专门写了那五个字,指示必须抢救李治。解放后李治曾任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

侯政1909年生于湖北大冶,2002年去世。长征中历任红八军团卫生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连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兼红二军团卫生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零师军医处处长、新四军五师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科长,旅大地区社会部部长兼公安总局副局长、武汉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侯政先后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司司长、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厅长、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78年后,他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法纪厅厅长。1990年离休。侯政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红军中没有走完长征的两个女红军是彭儒、黄长娇。

彭儒参加28年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部队上井冈山。她革命前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出身开明士绅家庭,后来成为陈正人的妻子。1928年7月,红四军29团攻打郴州失败,彭儒的叔伯哥哥彭晒、姐姐彭堃、彭娟在战斗中被冲散,最后英勇牺牲。特别是彭娟等人,在郴州战斗中被俘,解回宜章,最后被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凌辱而死。1928年秋,彭儒在贺子珍、康克清等大姐的帮助下,和当时任湘赣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结了婚。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当时,中央将彭儒列入了参加长征的名单,而陈正人却留守苏区。夫妻俩面临生离死别,但彭儒没有多想,她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坚决服从组织,毅然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然而,队伍出发两天后,因为过河受了凉,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当时,组织上见她病得不轻,就由董必武出面找她谈话,要她留下。这时,苏区正处在敌人的重重白色恐怖之下,回去就意味着面临更多困难和危险。但彭儒又一次服从了组织,答应留在苏区。于是,她被老表们用担架抬回宁都,找到中央分局,从此在中央苏区一带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直到1935年苏区中央分局决定,要她随同丈夫陈正人突破封锁线去白区治病,才离开了苏区。1937年5至6月间,彭儒和丈夫在经历千辛万苦后,先后来到延安,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夫妻俩在延安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1960年,彭儒成为全国首届“三八红旗手”之一。1985年9月,她从中央纪委专职委员的位子上离休。彭儒1913年生于湖南宜章。1937年返回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工作,后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整风,任党总支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彭儒曾北上吉林省,任延吉市委组织部长、中共吉林省委妇委常委等职。1949年后,随丈夫陈正人南下江西,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后又被组织调往北京,历任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中直机关党委委员等职务。1979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

“毛主席说:这是我的名字,写好了,就能当红色的‘小知识份子’。写不好,就永远是睁眼瞎。”别小看黄长娇,虽然才23岁,却身居要职。不久前,她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真是毛泽东主席,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鼓励她学文化,当个红色的“小知识分子”。普通人眼里,黄长娇,一个年少的靓妹子,当了大官哩!

1911年,她出生在赣县田村,一户雇农的茅棚里。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做长工糊口。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就跟着父亲回家。黄长娇一咬牙,干起了挑夫。3年挑担,历尽坎坷,她吃尽苦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1928年,黄长娇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黄长娇奉调不久,进步很快,入了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蔡畅。

“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 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份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毛泽东说:“你一个女同志经常下乡,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应该配一匹马,我来帮你说说。”过了不久,她与同事邓兴国结了婚。邓兴国是兴国人,也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那时结婚,没有什么度蜜月,第二天去下乡,没想到,管理处的人叫她去领马,毛泽东说话算数,果然拨了一匹马来给她。

中央检察委员会的主席项英,决定留下来领导苏区的对敌战争。他曾征求黄长娇的去留意见,她立即要求随主力红军走,那时,大家都想随主力转移。

因为黄长娇身体好,当过挑夫,善挑善走,正合适长征,上级决定让她随卫生部队行动,路上可挑可扛,帮医师帮护士都行,有什么干什么。出发头一天,她高兴地去检查身体,回来后,立即收拾好行装。第二天,分到各部门的同志陆续走光了,剩余她一人在地上画字,一边等人来通知,左等右等等不来人,正等得心急火燎时,有个同志小跑着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