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陈鼓应 陈鼓应: 徘徊在庄子和尼采之间

《道家文化研究》学刊主编。著有《悲剧哲学家尼采》、《存在主义》、《庄子哲学》、《老子注释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管子四篇诠释》、《耶稣画像》及《周易注释与研究》(与赵建伟合著)等。他因著作《道家的人文精神》获得“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相信不少听过著名学者陈鼓应讲演的听众都会对这位老先生印象深刻,老先生讲起老庄时旁征博引,自在风趣,只在很少的时候,他又会突然引用几句尼采的话,言辞尖刻,激情澎湃。

陈鼓应说,他既是学者,又是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冲突之处让他代价惨重。在讲演中陈鼓应更多地显示了他的学问,他的学者一面。而他的知识分子风骨,他的人生传奇,则是今天我们要告诉读者的。

从尼采到庄周

到深圳后,陈鼓应见到了健康保健专家陈玉琴,望诊技术高超的陈医生说:“老先生,你火气挺大。”陈鼓应则说:“学尼采的,火气都比较大。”

陈鼓应曾经说过,如果他没有走进尼采的世界,他的一生肯定有不同的路。1949年,少年陈鼓应随家人从福建来到台湾。陈鼓应后来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当时哲学系在著名学者殷海光、方东美主导下,课程以西方哲学为主,而年轻的陈鼓应在接受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的同时,却感到深深的困惑和迷茫。西方哲学体系确实庞大,思维逻辑也的确严密,但陈鼓应却找不到“我”,找不到自己,感觉哲学“无法切入自己的生命”。

直到读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陈鼓应被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吸引住了,尼采的反权威、反独断对于正处于矛盾中的陈鼓应犹如一剂清醒的良药。在那几年当中,他日夜沉浸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当中。由此,他也喜欢上了存在主义。

不久后,陈鼓应偶然发现了庄子的一句话:尚无生者,乃所以尚无死也。他觉得很有存在主义的味道,就很喜欢这句话,于是就找庄子的书来看,一看不可收拾,又进入了庄周的世界。

三次被大学解聘

深圳的讲堂上,有位年轻人向陈鼓应诉说自己的苦恼:来到深圳后发现自己物质条件很差,现在每天追逐物质而放弃精神。

陈鼓应说,40年前,他被大学解聘,措手不及,家庭困顿,得了胃溃疡还要四处兼课谋生。熬了一年后,老友介绍他参加古籍整理计划,不仅一次性预支给他稿费解决了经济之困,同时让他完成了《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两本书,真乃“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陈鼓应由于针砭时弊被台湾的三所大学先后解聘,他经常戏称自己“三起三落”。陈鼓应曾经说,自己既喜欢尼采,又喜欢庄子,两种奇妙而迥异的思想在他身上同时存在,而两种冲突的心境又常在他身上交替出现。看到世事不平,陈鼓应身上的尼采意志会激发他的知识分子风骨,痛击世俗,而被残酷的现实击倒在地的时候,庄子的恬淡高远又成为他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撑。

学术领域无限宽广

1984年,陈鼓应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祖国大陆,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来没有在北方生活过的陈鼓应没有任何不适,他说北大校园之美让他赞叹,不过北京古城墙的破坏又让他痛心不已。

1985年的某一天,陈鼓应接到通知,邓小平要接见他,听听他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陈鼓应见到了邓小平,陈鼓应仍然保持着直言的风格,他重点说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学者的待遇。陈鼓应说小平显得很自在,很注意听意见。

1997年春,陈鼓应惜别北大,回到台湾大学。陈鼓应现在已经不再写政论文章了,他说现实是逼仄的,而学术领域却无限宽广。他写了10多年的巨著《道家主干说》一书只剩下《宋代理学的道家观念丛》尚未完成,他说自己一直坚持的“文化儒家,哲学道家”的见解会引起争议,但他说,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是老子而非孔子,老子关于宇宙本源、本体论的构建,在孔子身上看不到。

回到台湾大学的陈鼓应经常骑着单车到教室上课,他仍感觉自己有青春的心灵,他说现在的青年人似乎缺乏“五四”时期青年人的气息,有时候他看到有些同学到二楼上课都乘电梯,禁不住讽刺一番:“同学,到二楼都乘电梯?”

让孙子背《道德经》

陈鼓应说10多年前他曾经得过一场大病,现在“撑着棺材”不愿下去,时间不多了,自己的境界还达不到像庄子般轻生死。他还是很怕死,因为还有很多文章没有写完。

不过陈鼓应说,身体里藏着“尼采”,有时候他会突然跑出来。现在陈鼓应经常不自觉地批评美国。他说虽然他很喜欢纽约那座双子塔,每次去都要上去看看纽约的市容,但“911”以后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外交,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庄子最反对的。

陈鼓应的孙子出生在美国,他对于孙子说不好中文感觉很不好,还跟记者说,孩子小千万不要送出去,否则送一个丢一个。好在现在他的孙子还会背诵《道德经》,有时在电话里说:“爷爷,我给您背一段《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陈鼓应讲起孙子的趣事时,显得很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