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之妻张永琴结局 顾顺章:一个中共叛徒的悲惨结局

顾顺章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自以为凭他从前在中共中的地位、背叛中共之后又为国民党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帮他们培训特务,一定能够受到信任和重用。岂料自己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反而被拘押、软禁、监控,基本失去人身自由。

他不由心怀不满,满腹怨恨,另有想法。此次上海之行,他曾秘密会见了在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当特务的共产党自首变节分子,情不自禁地说了一番话。据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红旗》报秘密印刷厂工作过的叛党分子、后随顾顺章当了特务的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书中讲:顾顺章详细询问了这些自首变节分子的生活工作情况后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

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没有不透风的墙。”徐恩曾等国民党中统特务本来对中共叛徒是怀有戒心,不予信任的,这正如徐恩曾所说:“用其才,不信其德。”后来担任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对中共叛徒亦是“用其才,戒其德。”当然戴笠比徐恩曾开明或高明,他对中共叛徒“可以给以高官,不可以给予要职”,但后者很少给中共叛徒以高官。

这也许是军统能超越中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顾顺章在上海的这一番高论,不久便传到徐恩曾的耳朵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戒心加重了,由此也对已叛变中共又对中共的机密欲吐又止,不干不脆,成了阶下囚有时还对他阴阳怪气的顾顺章感到非常不满和恼火。

1933年6月下旬,徐恩曾为了敲山震虎和消除顾顺章对叛徒们的影响,特地派他的心腹,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到上海,先后两次在中统上海行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顾建中警告说:“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

顾顺章企图另树一帜,另组一个“共产党”的想法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对国民党在他叛变后的使用安排与他在中共的地位相比较,落差太大,使他大失所望。他又是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不甘沉沦和寂寞。国民党队伍中存在着一大批中共变节分子,他们当中有的处境也和他相似,这些人可以作为他另树一帜的基础,为他所用。

再说那时蒋介石正倾尽全力要“剿灭”共产党,中共中央内部又出现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正处于艰难时期,顾顺章想另外组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的所谓“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以便自己捞取地位。蔡孟坚回忆录《蔡孟坚传真续集》中的一段话,能佐证顾顺章确有另树一帜的企图。

蔡孟坚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那一年他因公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在玩撞球时正好遇到顾顺章,顾顺章一下子奔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共产党大员争取过来,支持中央政府,请你出面支持我……话未说完,就被监视他的特工人员拖走了。”

顾顺章企图另树一帜给自己埋下了被杀的祸根。顾顺章从上海回到南京后,徐恩曾加强了对他的监视。不久,为了便于监控顾,徐恩曾命令顾顺章将家搬到安品街70号。当时,顾顺章除了听命去狱中或拘留地对被捕的中共知名人士进行劝降外几乎无所事事。他原来的身份和他编写的《特工丛书》引起了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对他的兴趣。

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1932年3月复兴社成立后,戴笠担任该社特务处处长。

戴笠这个特务处处长是蒋介石亲自点将的,因此他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对复兴社特务处的重视远远超过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系统的调查科。初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的月经费和调查科一样,都是20万元,不久复兴社特务处的经费被提高到80万元;而调查科仅提高了10万元,每月为30万元。

戴笠向徐恩曾提出借调顾顺章到复兴社特务处担任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徐恩曾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考虑到戴笠有黄埔背景,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青睐,风头正健,还是不得罪为好,只好同意了。当然,乖巧的戴笠的这个意见是事先报请蒋介石同意的。

复兴社特务处本部先是设在南京徐府巷,后搬到洪公祠1号,南京鸡鹅巷53号则作为特务处的对外联络站。顾顺章被戴笠正式聘为顾问和教官之前,二人第一次见面,是戴笠约顾在鸡鹅巷谈话。这次谈话后,戴笠对顾顺章的第一印象颇佳,随后就聘用他为特务训练班的顾问和教官。

顾顺章受聘后,和在中统特务训练班一样,干得很卖力,戴笠十分满意。戴笠发现顾顺章训练特务的方法中融入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确有一套,对之大为赞赏。他认为顾顺章的确是个人才,如复兴社特务处用他,无疑对特务处会有帮助,从而提高戴笠本人领导的特务处的业绩,使自己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因此,他千方百计拉拢顾顺章加入特务处,许以高官厚禄。顾顺章对戴笠的信任非常感激。顾顺章将戴笠对待自己与徐恩曾对待自己一比较,对徐恩曾以及中统的反感就越来越大,产生了背徐投戴之心。

复兴社特务训练班结束后,顾顺章又回到徐恩曾的严格监控中。顾顺章遭到徐恩曾的监视,无法自由地出去与戴笠直接见面,他便写信通过张永琴传递。但这一切瞒不过徐恩曾,因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不断把顾的活动情况向徐恩曾告密,徐恩曾大为恼火。

有一次,徐恩曾亲自到顾家,斥责顾忘恩负义,要另找靠山。顾顺章也不示弱,顶了他几句,两人由此大吵一顿。徐恩曾是有名的“笑脸虎”,生起气来也装作斯文,笑里藏刀,若无其事地离开顾家,回去时交代顾建中要给顾顺章颜色看看,给他一个下马威,看他是否会有所收敛,死心塌地地为中统效忠。

徐恩曾暗生杀机

不久之后,顾顺章到国民党中央部开会时遭到顾建中的持枪威胁。顾利群若干年后介绍其父那惊险的一幕时说:

中央党部请我父亲去开过好几次会,他的手枪带在大衣口袋里,在开会当中一个姓顾的,叫顾建中就把手枪摆台上。他讲,你再不好好地干,不跟我们干,我要你的命,手枪拿出来。顾顺章这个时候,你拿手枪,我也拔手枪。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对顾顺章下手,人家放他回来。他回来以后,当晚就跟张永琴讲了,我今天很危险啊,如果我不带这把手枪,可能我已经回不来了。

尽管顾顺章在这次危险中能有险无惊安然而退,但是这件事已说明徐恩曾对他萌生杀机了。

此后,顾顺章一直称病在家休养。他的确患有严重的胃病,在家养病的理由顺理成章,徐恩曾对此无话可说。百无聊赖之际,顾经常与一些境遇相同的变节分子一起聊天,发泄不满,如曾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候补常委、常委,与顾同属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叛徒徐锡根及其妻子黄觉,就经常与顾一起发泄不满。

徐锡根大革命后期在上海担任厚生纱厂中共支部书记,1932年冬被捕叛变,被国民党冷遇于南京,郁郁不得志,与顾顺章同病相怜,两个人碰在一起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顾顺章不知道是出于韬光养晦的需要,还是出于精神寄托的需要,居然又收藏起古董来了。他曾对人表白,他准备在获得自由后就脱离政治开古董店维生。

不知是欲擒故纵,还是想对顾顺章进行最后的拉拢,徐恩曾改变了不久前与顾顺章那种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紧张关系和对他高压的态势,多方拉拢顾顺章。徐为顾顺章在南京城南甘露寺租了一套独进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对他的监视。1934年4月底,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一家去日本休息养病。

顾顺章在日本无亲无故,他刚到日本时,经徐锡根介绍住进徐在日本神户的亲戚家中。后经徐的这家亲戚的介绍,顾租了一间公寓房。他一边养病,一边学日语、料理家务事。

顾顺章的妻子、女儿是在顾顺章之后才去日本与顾顺章会齐的。他们在日本游玩了一些名胜古迹,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伦之乐。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对于处在那种环境的顾顺章及其家属来讲,犹如昙花一现。为了照顾长辈和幼小的女儿,一个月后,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了南京。一些不利于顾顺章的消息通过徐锡根寄给顾的信传来,使顾内心不安。

徐恩曾为了表示对顾顺章一家的关怀,在张永琴到南京时,亲自到南京下关码头把她接到中统特工总部,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交代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

被国民党关进苏州反省院

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下旬回到南京。顾顺章的妻子回忆说:

大约是1934年9月27日左右,徐恩曾派人叫顾顺章去谈话。顾行前很担心犹疑,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

顾顺章从徐恩曾那里回来之后,张永琴问起谈话内容,顾顺章说徐问他的身体如何,要他上班工作,他称尚未完全康复,还不能上班。

1934年10月2日下午,天下着蒙蒙小雨,一部黑色的轿车开到南京甘露寺5号停了下来,走下三个戴礼帽穿黑色西装的大汉,径直进入顾顺章的家,声称徐恩曾要他去谈话。顾顺章狼吞虎咽地吃罢晚饭就随这三个人出了家门,坐进车里。顾顺章以为像上次一样,去去就回来,不料,一去就失去自由,回不来了。他被拘捕了。

对于这件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事,顾利群还记忆犹新。她回忆:

我记得是10月份是秋天了,外面下了蒙蒙的小雨。有部黑色的小汽车停在门口,好像请他(指顾顺章——笔者注)上车去开会。我在那里玩,我就看见父亲从里面出来,夹的大衣还有礼帽戴的,在门口朝我看看,摸摸我头。他讲,你等会儿进去吃饭了,我要跑出开会。我就讲,好的,爸爸再见。他就走了,一辆黑色汽车把他带走。是1934年10月份,那一天他离开家以后,从此没有回来。

顾顺章走后一个多小时,顾建中、王思诚带了一大帮人来抄顾顺章的家,他们攫走了顾顺章一些来往书信和值钱的东西。这帮人走后,留下两个看守,不许张永琴全家人外出。

顾顺章被捕后被送到苏州反省院。

反省院是国民党当年专门对关押的所谓“政治犯”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的一个特务机关。反省院成立之初,按组织系统是隶属法院的。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方法不如中统特务的方法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破坏革命更有力的工具,中统特务竭尽全力想控制它,通过中央组织部的组织力量,派特务骨干渗透到反省院中去任职,最后使反省院成为被中统特务组织完全控制的单位。

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长沙设的湖南反省院,继而又先后设立了首都反省院、苏州反省院、安徽反省院、湖北反省院等。

反省院关押的人员可分为三类:一类人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一类人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一类人为被认为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的人。顾顺章被作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关押在这里。当时苏州反省院的院长刘云就是中统特务骨干。

顾顺章这次被捕后,灾难开始降临到他家来。1934年10月6日,张永琴的母亲不服从特务不准外出的命令,抱着年仅一岁的外孙女,打开大门跑到弄堂里去玩,被看管她们的特务当着张永琴的面开枪射杀。张永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小工商业主,他因对国民党特务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草菅人命,肆意杀人而气填胸臆,中风而倒。后来虽然被抢救过来,死而复生,但是嘴巴已有点歪,落下了终身残废。

倔强而认死理的张永琴吞不了这个怨气。这个年仅21岁,孱弱的女子斗不过蛮横的国民党特务,天真地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为她的双亲申冤,讨回公道,就到南京地方法院上诉。法院知道这个案件有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背景,不敢受理,把皮球踢给国民党中央,要她到南京最高法院去上诉。法院说:“这个案件是中央的事情,你要告就到中央去看,我们是专管民事官司的机构。”

张永琴哪有办法告到国民党中央?到国民党中央告,又能怎么样?天真的张永琴在告状的同时,还到南京道署街找徐恩曾讲理,徐避而不见。张永琴破釜沉舟,看见徐恩曾的座车来时,干脆冒着生命危险横在马路中间拦车,也无济于事。不久,徐恩曾派人来做张永琴的思想工作,说张闹得太不像话对关押中的顾顺章非常不利,要张撤诉。张永琴真是哭诉无门。为了丈夫的安全只能撤诉,自叹命苦,暂时咽下这口气。

张永琴在顾顺章被押送到苏州的几天后就知道了她的丈夫被关押在苏州的消息。原来,顾顺章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两天后,买通了送茶水的工友,在热水瓶底夹带了一张字条出来,请这位工友送给苏州一家医院里曾干过中共地下工作的沈医生。

沈医生将字条送到南京张永琴同学处,由这位同学传送。那同学到顾家,看到前后门均有看守的特务,无法传送,就走到顾的邻居家,通过邻居家的窗户把纸条扔进顾家。字条上写着:“已居苏州反省院,平安勿念。”

张永琴得知丈夫被关在苏州后,思念丈夫心切,多次找徐恩曾,要求去探狱。直到1934年11月份,徐恩曾才同意她去苏州反省院看望顾顺章。

张永琴满怀希望赶到苏州反省院。结果使她非常失望。她见不到顾顺章了。在此之前,顾顺章已被转移到镇江看守所了。更过分的是,张永琴也被扣押在苏州反省院,失去了自由,加给她的罪名是“组织新共产主义同谋者”,一关押就是22个月,直到1936年秋天才被释放。

这时,张永琴真有点感到后悔,悔不该不听顾顺章的话。原来,1934年11月,张永琴执意要去苏州探狱,到苏州时,她从沈医生那里收到了顾顺章从牢中托人捎来的又一张字条,要她“千万勿来”。可是她坚决不听,认为自己去反省院总不至于被关押,结果,她还是被关押了。

国民党中统特务不仅对张永琴如此,对陪同张永琴去探狱的顾顺章十几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也采取了同样手段,把他关进了杭州反省院,直到1936年9月才释放。

在镇江被国民党枪决

1935年6月,顾顺章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处死于镇江看守所,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国民党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其“妖术”,防其逃跑。有历史资料显示:处决顾顺章的监斩人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秘书长罗时实,执行者为中统特务吕瑞京。

张永琴是在牢中知道顾顺章死讯的。她回忆:大约在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半夜,被关在牢里的张永琴在熟睡中被看守叫醒,她穿好衣服后,被带到一间会议室。曾经当过顾顺章秘书的王思诚和她谈话。王告诉她:顾顺章已经在镇江遭到了枪决。谈话时,除了王思诚,还有其他人在场。

1936年秋,张永琴被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王思诚派了一个人陪张永琴到镇江找到当地国民党有关机构。那边也派一个人陪同,到了镇江郊区一处荒凉的断垣残壁的角落。那个地方有一个矮矮的土堆,当地派的那个人指着这土堆告诉张永琴,这就是顾顺章被掩埋的地方。

张永琴想起自己还是一个中学生就嫁给了顾顺章,几年生活的感受基本上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后来全家横遭不幸,灾难迭来,22岁就得守寡,不由悲从中来,伏在顾顺章的坟上号啕痛哭。

张永琴用被特务机关抄家赔偿的几百元钱作为埋葬顾顺章的费用。按当地风俗习惯,应将顾安葬到他的家乡宝山县。他的家乡还有亲人。但张永琴没有勇气扶柩还乡,怕顾的家乡人嘲笑。只好在镇江南门外选购了一块地,把顾顺章埋葬了。后来又立墓碑一块,上面仅用顾顺章参加中共特科工作的化名,刻着“顾啸仙”三字。

据顾利群说:顾顺章在被枪决之前很镇静,有点“从容不迫,慷慨就义”的气势。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杀掉,司机把车子开到那里的,顾顺章知道,今天是已经完人,他仍旧很冷静。他在镇江反省院事先做好准备了。

他把纸条塞到帽子里头,临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给司机,他讲我感谢你,把我帽子送给你。你把帽子检查一下,好不好戴。”最后一句在暗示司机,他有事相求。后来,这个厚道的司机找到这纸条并想方设法把它送达张永琴手中。

死后留下一串谜团

曾经的中共特工奇才,后来的中共叛徒顾顺章就这样消失了。至于顾顺章临死之前留下了什么话,是在牢中被杀或在室外刑场被执行枪决,他与其第一任妻子张杏华合葬后墓地在哪里?这些有各种说法。特别是对后两个问题,今天有不少人很感兴趣,不断地追寻,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

考究顾顺章为何被国民党枪决,吸取顾顺章从一个得到中共精心培养和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高官陡然叛变而成为中共“最具破坏力、最具危险性的头号叛徒”的经验教训,才有历史研究的意义。

关于顾顺章为何被杀?版本很多,众说纷纭。当年处理顾顺章有关事务或能接近他的有关当事人若干年后的说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徐恩曾因为顾顺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之说。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顾顺章),不曾和我(徐恩曾)合作到底。在民国24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上不感到欠缺,不过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

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

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

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

第二,林金生的顾顺章拟干掉陈立夫和徐恩曾而被杀之说。林金生在他的《顾顺章被杀真相》一文中说:

1933年年底的一天,顾顺章对我说:“你是个神枪手,我要配12个人给你,成立特务队,由你任队长。”他还说,“我首先要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害怕,这不是谋反吗?不是自找完蛋吗?我知道这家伙非常歹毒,不敢当面反对,更不敢流露出不满神情。

只是从听了这话的那天晚上起,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说来也巧,事隔不几天,顾顺章交给我一封信,要我送往××旅馆××房间。记得那天天冷,我穿着大衣,接过信就往大衣口袋里一塞。

等我来到旅馆交信时,信突然不见了,翻遍全身也不见踪影。无奈,只好回报顾顺章。顾听后,一脸不高兴,但他并没有骂我,我知道他对我起了疑心,迟早要对我下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先他一步。

我便找了个借口离开细柳巷,跑到徐恩曾那里告发了他。徐恩曾对我的行动当然是慰勉有加,并让我回去不要声张,以稳住顾顺章。我哪里还敢回去,就对他说:“徐先生,我不能回去了,即使在南京也很危险。

”徐恩曾思索了一下说:“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宋志先正好跟我要个人,你就去那里担任保卫工作吧。”我离开徐恩曾后,当晚就乘夜车赶回丹阳家中,准备料理一下后即去西安。事后知道,我当天没有过江到浦口搭车去西安,竟躲避了一场杀身之祸。

原来,顾顺章见我天黑了还不回细柳巷,就知道我已有变,他通过“眼线”得知我已被调往西安,在当天夜里派心腹到浦口埋伏,准备对我下手,以便杀人灭口。徐恩曾得到我的告密后,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不动声色,暗中却进行严密布置,派人把顾顺章监视起来。

不久,顾顺章便遭软禁,后来在报陈立夫、蒋介石批准,并取得确凿证据后,顾顺章才被押往苏州监狱。1935年在苏州监狱被枪决。行刑的执行人叫吕瑞京,是我所认识的,也是他对我说的。

第三,黄凯的顾顺章拟组建新共产党而被杀之说。黄凯说:

顾顺章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陈立夫闻报,立即调遣中统内老干部和谷正伦的宪兵,解除顾顺章的武装,并把他关押在镇江看守所。半年后,老蒋批准把顾顺章处决,由顾建中去镇江执行。

第四,顾建中的徐恩曾以顾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由将顾枪杀之说。据张文讲:1934年左右,戴笠曾商得徐恩曾的同意,并请蒋介石批准,借调顾顺章参加军统在南京的训练工作,担任训练班的顾问及教官。从此顾便与戴发生直接关系。

戴笠为与徐恩曾争“功”争“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用金钱地位对其引诱。顾顺章也因得不到徐恩曾的信任,逐渐倾向于军统。这当然是徐恩曾绝对不能容许的。1935年,徐指示顾建中(当时任特工总部科长)在某一次会议上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以上情况是顾建中在1940年亲口告诉我的。

第五,陈蔚如的顾顺章与戴笠勾结而被杀之说。陈蔚如在《顾顺章之死》一文中说:1934年以后,徐恩曾加强了对顾顺章的监视(负责监视他的竟是由原中央特科“红队”随他叛变的“亲信”童国忠和张文农即陈连生)。顾顺章“被软禁在细柳巷41号,后转移南京明瓦廊。

在那时,顾顺章与戴笠曾暗中来往,由顾的后妻张永琴联络。看守顾顺章的仍是他以前的左右手童国忠和张文农,他俩见顾失势,对顾夫妻监视尤密,随时向总部反映情况。后来中统把顾顺章易地软禁,于1934年关入苏州反省院,翌年在苏州被秘密枪杀。”

黄凯对上述陈蔚如之说也有同感。黄凯回忆说: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示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挑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杀不杀顾顺章,主要取决于徐恩曾的态度。自从顾顺章被捕押解到南京后,顾顺章便被徐恩曾所掌控。顾顺章对中共机密的出卖有所保留;顾顺章对徐恩曾桀骜不驯,甚至鄙视;顾顺章不竭尽全力死心塌地为徐恩曾所用,还要另投他门,弃徐投戴;顾顺章召集旧部或同病相怜伙伴谈话时大发国民党及徐恩曾等人的牢骚,甚至放言要另组共产党等,这些使徐恩曾对顾顺章十分反感甚至忌恨。

当徐恩曾觉得从顾顺章身上再也榨不出更多的反共“油水”,就觉得顾顺章的利用价值已基本消失了。

徐恩曾又考虑,对顾顺章这种在特工行内有本事的人若放虎归山或被他人所用,将会成为自己难敌的对手,不如除掉他,免生后患。于是,徐恩曾随便找个置顾于死地的借口,并辅之以证人证据,轻而易举地处死了顾顺章。事后,徐再履行程序,上报蒋介石批准。本来就对顾顺章不够重视的蒋介石当然偏听偏信徐恩曾的话,顾顺章如此命运也就是必然的了。

也有人说,顾顺章的死因也许早就存在于他日本之行中了。但是我们目前除了顾顺章到日本养病外还没有新的资料显示顾顺章在日本究竟做了些什么,也解答不了徐恩曾为什么让顾顺章一个人去日本的问题。顾顺章从日本回来不久即被捕,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目前还搞不清楚。

其实,顾顺章之死和历史上那些“狡兔死、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事例如出一辙。这也应了那一句话:兔死狗烹。

身后事

顾顺章死后,留下他的母亲,妻子张永琴,女儿顾利群、顾济群,侄儿顾益群。顾顺章的母亲在顾顺章死去的第二年去世。顾济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之前,为逃避战乱躲到南京乡下,染上脑炎,医治无效死亡。后来,顾顺章剩下的家人流浪到陪都重庆。张永琴后来改名张萍,顾利群也改姓张。张永琴心地善良、贤惠,有中华民族优秀女性的美德,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把顾利群和顾益群抚养长大。

张永琴后来嫁给一个姓朱的。这个人长期在国民党中央银行任高管职员,他们生下三儿一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要求反动党团骨干登记时,这个姓朱的自认为他仅是银行职员没干过坏事,不去登记,被当地政府定为“违抗登记、表现不好”,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

张永琴先在重庆一个区的妇联工作,后调到区政协秘书处工作。在“文革”当中,张永琴受到顾顺章问题的牵连,遭受迫害,“文革”之后获得平反。顾利群在1949年之后一直以孤儿自称,不曾透露其父亲的身份,平安地度过了历次政治运动。

张永琴在晚年曾对她与顾顺章的结合和对顾顺章的看法说了以下一番话:

我和顾顺章的结合,是一桩错误的结合。我是一个小市民,不认得他,我高攀不上。为什么弄一个错误的结合?真是阴差阳错。顾顺章笨蛋,不聪明,小聪明。在大的方面政治修养基础太差,聪明反被聪明误。

顾利群也说,对于父亲顾顺章的一生,自己很难评价。

曾与顾顺章关系密切的特四科科长李强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组织考虑他与顾顺章共事较久,接触较多,留在上海危险很大,就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李强到了莫斯科,入学问题却受到王明的阻挠。王明的理由是李强与顾顺章关系密切,是顾的死党。

李强被改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第二年又被调到共产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员。后来李强一直从事电讯工作,成为兵工专家和外贸外经战线的领导人。1983年,曾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的李强到上海特地在国际饭店约见张永琴、顾利群母女。据顾利群说:

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第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

后来,李强还给张永琴母女寄了贺卡。

李强几十年后对顾顺章的遗孤念念不忘和慰藉,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共产党人是讲感情、明是非、有理性的,这种做法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