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与东安耀祥中学 唐生智与共产党人
唐生智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视共产党人为朋友,给予信任、支持,特别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血腥镇压时,迫于形势,唐采取“和平分共而不反共”立场,这对当时大权在握的军界要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一、 乱世逢夏曦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运动兴起,在共产党人蒋光云、刘东轩等领导下,举行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湘军司令赵恒惕受到吴佩孚斥责,为了讨好主子,决定以武力弹压。
赵命水口山矿务局局长宾步程带全副武装的一连人马进山,封闭了工人俱乐部,并在冲突中打死工人1名,打伤2名,激起了工人愤怒。全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当局惩办凶手,撤走军队,抚恤死伤工人及家属,并抓宾步程去游行示众。
当时,唐生智担任湖南督办,负责处理此事。唐考虑宾是东安同乡,又是留德学生,是办实业不可多得的人才,况且他是听命于当局。于是,唐派人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系,接待的是夏曦和郭亮,二人均系共产党员。唐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宾步程,选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邓寿荃担任局长。
此时,正值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孙气愤的说:“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就下令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唐生智得知后,甚为赞赏,从此,坚定了“南亲孙中山、共产党,北拂吴佩孚、赵恒惕”的立场。
1923年,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精神,以中国国民党总部的名义,派夏曦、刘少奇回湘筹建国民党组织。此时唐生智尚未参加国民党,但坚持反帝、反封建,拥护国民革命、扶助农工。
夏曦派人往衡阳面见唐生智,提出通电讨伐吴佩孚,反对赵恒惕,拥护国民政府,保障人民自由,恢复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等七项要求,唐一一答应,并拨2000元作为筹建国民党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对此,当时的共产国际布勃洛夫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部门)称唐的第四师为“一支友好的颇有实力的部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长沙爆发罢工、罢市斗争,赵恒惕下令镇压,唐生智闻讯,发电劝阻。6月1日,国民党湖南省“一大”会议在长沙只能秘密召开;而同时由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在衡阳召开共产党骨干分子会议,并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却能公开进行。衡阳民众评价唐“提倡民权,痛抵军阀,具有世界眼光”,称其“有如家人父子”。
1926年初,唐与夏曦商量,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湘籍青年去黄埔军校和毛泽东、李富春主办的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北伐前夕,这批学员均回到唐的第八军。他们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如黄克诚、段德昌等。唐的四弟唐生明在黄埔四期学习时,由陈赓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批人的加入,第八军如虎添翼,在后来的北伐中成为一支敢冲敢拼、攻无不克的部队。
这年3月,中共湘区委派夏曦去衡阳,请唐生智配合湖南各界举行的反英、讨吴(吴佩孚)运动。唐与夏研究后,于3月4日,发出通电向赵政府兴师问罪。6日,唐调动五万大军,自宜章、郴州开往衡山,进逼长沙。
3月13日,赵恒惕乘车溜走。中共湘区委与唐商议,由唐以代省长名义,召开军事会议,免除了一批拥赵的师、旅长,并下令处决吴、赵死党张雄兴、刘重威、肖汝霖,震慑其余部,予以收编。
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同时兼任前敌总指挥。唐聘请夏曦为政治顾问。任命凌炳(共产党员)为政治研究所所长,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教育官兵明确反帝、反封建、除军阀的意义和任务。由于唐的支持,湖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农工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达40多万人,工人群众11万多人。
7月初,唐军攻克长沙。共产党员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均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三人致函唐生智,催促唐顺承民意,立即组建湖南省政府。8月16日,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省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侯补委员24人,监察委员及侯补委员8人,共产党员夏曦、戴述人、易礼容、熊享翰及凌炳、谢觉哉、何叔衡等15人当选。9月,唐生智率第八军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二、 政治部来了彭泽湘
1926年7、8月间,正当唐生智领兵北伐,攻下长沙、直指武汉时,中共中央陈独秀等领导人错误判断了形势。他们根据英国的一则谚语:“魔鬼总归是魔鬼,老鬼总比新鬼强”,从而推断蒋介石要比唐生智更革命,从而作出“扶蒋抑唐”的决策。但不久,就发现蒋在玩弄两面手法,陈独秀才决定做反蒋的准备。9月,中共中央派彭泽湘到唐的第八军及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
彭泽湘,湖南岳阳人,1924年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鄂区委书记。彭一到唐军,立即随唐奔赴讨伐杨森及吴佩孚在鄂西残部的战斗前线,同苏联顾问巴罗夫一起参与指挥。
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屯兵湘西,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一方面联络土匪,横行地方,鱼肉百姓,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另一方面,袁又暗通吴佩孚,求得倚靠,公开宣称“有奶便是娘”。
湖南省党部曾派共产党员、常德地区书记王基永前往湘西开展农运,竟受到袁的百般阻挠,无法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设法除掉这个恶棍。王基永为唐策划,于1927年1月30日,由新任三十六军一名副师长周斓出面,请袁赴其家宴。
袁毫无戒备,带着师长何壁辉欣然前来。一到周家,袁便同人玩牌、抽鸦片作乐。这时伏兵突出,乱枪击毙何及其所带卫兵。袁闻枪声,情知有变,急夺路逃出周宅,亦被埋伏在围墙外面的伏兵击毙。自此,湘西平定。
2月,彭随唐回到长沙,参加建设新湖南,制定施政纲领,开展农工运动。同时,协助唐组织成立六个自治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朱剑凡、郭亮、谢觉哉等。彭还组织时任前敌指挥部宣传科长曾钟圣及熊受暄、张其雄等共产党员创办《前敌》、《武汉民报》、《党声》等刊物,宣传革命。这年3月底,彭与唐同选为省农民组织代表,后唐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委员。
“4·12”蒋介石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唐主张率兵东征讨蒋,而中共方面决定唐继续北伐,目的是接应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冯玉祥部。彭反复对唐说明眼下北伐是当务之急,唐终于同意。
正当北伐军到达河南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时,湖南许克祥叛变,发动马日事变。彭及时向唐提供情报,使唐意识到:“4·12”马日事变等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背叛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唐在革命转折关头,再次表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东征讨蒋。
7月初,中共中央专门研究湖南问题,会上陈独秀、毛泽东提出“联唐反蒋”。7月12日,彭泽湘约见唐生智,唐迫于当时形势,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况发展如何,“绝不捕杀一个共产党人”。此后,彭离湘去了苏联。
三、 “赤化学校”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唐与顾伯叙、李君尧开始在长沙做筹备工作,三人确定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以后将此原则定为校规之一。
但是,当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中等以上学校要求建立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对此,唐嘱咐办事人员权当不知。学校礼堂只挂孙中山像,不挂蒋介石像;集会时只唱校歌,不唱当局规定要唱的《党歌》。
然而,学校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予以支持。1944年,原芦溪庵小学校长、共产党员严正来校,担任了生物教师。不久,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派刘国安来校与严联系,在学校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和“切勿过早暴露”的指示,联系学生冯吉光、席宏洁等十余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群众中进行活动。
这年冬,严、刘以及谭云龙等组建抗日青年先锋队,参加者180人,其中耀祥师生近百人。先锋队除设军事课、进行军事训练外,还由严、刘、谭亲授政治课,采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材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有关著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抗日救亡。
1948年春,中共地下党员黄栋受中共华南局派遣,到东安会见唐生智,协商湖南和平解放事宜。11月中旬,唐赴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吴成芳接见,商定在耀祥中学架设迎接解放秘密电台。
次年初,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张华联化名张凡来校,以唐生智秘书兼历史教师的公开身份,在学校正式建立地下党组织。唐生智的长子唐仁曼在校内建立地下共青团组织,并担任核心小组组长。顾伯叙的女婿吴立民以及周寿嵩(1957年后曾任东安一中校长)成为中共党员。
唐生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动员周边的地主、乡绅减租、减息,发动农民成立农会,校内还组织了“应变委员会”、“青年志愿设助解放服务队”等,为迎接解放军大军南下,截击白崇禧部队,作出了贡献,耀祥中学成了地地道道的“亦化学校”。
四、“孟潇先生够朋友”
1927年7月初,唐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率师东征讨蒋,其第二方面军已集中九江。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十军自九江向南昌移动,黑夜行军,火把照红了山野,被二方面军其他部队发觉,有人报告唐生智,请示是否予以拦截。
唐对军长贺龙非常了解,说:“由他们去吧,都是为了讨蒋。”大约40年后,一天,一自称某装甲师师长、并自我介绍是“林副统帅派来”的人要唐提供诬陷贺龙的材料,唐凛然答道:“贺龙一生光明磊落,哪有左摇右摆、敌嫌特嫌之理。”那人气急败坏,竟然拔枪威胁。唐拍着胸脯说:“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
1927年9月,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部队会聚浏阳,因缺乏武器弹药派陈赓、陶铸、罗瑞卿往武汉,要求唐生明予以支持。唐生智调总司令部警卫团的一连,以护送唐生明回长沙的名义,送去步枪300支、弹药近万发。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的和平自救运动,派刘寿祺与唐生智联系,请他出任湖南省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领导全省人民与白崇禧的“联省自治”作斗争。
唐立刻奔赴长沙,于5月2日省会各界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兄弟以六十岁的残生,愿为救湖南、救自己作最后的努力,为大家服务,发扬湖南人的骡子精神,为湖南的安定、前途的光明,为全省的团结而努力。”
12月14日,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黄克诚、肖劲光派李觉、张立武到东安,把唐生智接到长沙。1950年4月,唐在吴立民陪同下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从此,唐生智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其全部精力,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