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一萼红 苏州才女沈祖棻与于右任的一面之缘

苏州才女沈祖棻爱好诗词,一生填词写诗无数,《涉江词稿》是她1949年手订的,收录了1932年至1949年间创作的403首词。因《浣溪沙》中的末句"有斜阳处有春愁"深得汪东先生的赞赏,称之"遂近少游",从此沈祖棻"专力倚声",拜在汪师门下,成为一代词家。汪东亲自为其《涉江词稿》作序,并对不少词作了点评。

沈祖棻与汪东先生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不仅有同乡之谊、师生之情,更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喜欢古典诗词。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在接受新文化新知识的同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情并不比她们的前辈少。《红楼梦》是女生们百看不厌的经典,沈祖棻和她的女同学们在课余闲暇之际,品评着红楼金钗,甚至根据每人的性格,将自己比拟成小说中的人物,称胡漪如为元春、尉素秋为探春、沈祖棻为宝琴、章伯璠为宝钗,徐天白为湘云,而将汪东老师比作贾政。

汪东得知此事后,写下两首绝句,其中一首说:"悼红轩里铸新词,刻骨深悲我最知。梦堕楼中忽惊笑,老夫曾有少年时",言下之意当年家人也将他视如宝玉,抗议女学生们"乃敢以师为戏"。抗战爆发,师生各奔东西,沈祖棻也辗转安徽、湖南,先后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中文系任教,教书之余依然做诗填词,而汪东老师则在重庆谋生。

战火隔不断师生间的书信往来,他们保持着热线联系,诗词是最好的话题。沈祖棻还像学生时代那样,虚心讨教,将词作寄给汪东,请他指点。汪东也将这得意门生的诗词给朋友们欣赏,那些满腹经纶之士一般不轻易表扬人,惟独对沈祖棻的作品一致称赞,连于右任这样的大人物对沈祖棻也产生了好奇。

于右任是汪东的好友,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擅长书法,喜爱诗词,两人关系匪浅,均是词坛高手,当年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革命情谊深厚,只不过汪东更具书生本色。

有一次,于右任要到成都办事,就对汪东说,想见见沈祖棻。汪东自然乐意促成,但他素知女弟子孤傲、清高的个性,不喜欢与达官贵人交往。当年,沈祖棻中央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妇女与家庭》周刊做编辑,就是因为不愿意采访贵妇,只做了半年就辞职了。

汪东担心他们一个想见,一个不愿见,造成不必要的尴尬,特地写信给沈祖棻,告知于右任想结识她的事情,希望她以"作为一个后辈对于老辈的礼貌"去见于右任,将他"当作老师的朋友"。

汪东的要求如此恳切,使沈祖棻无法推托,再说于右任虽然在国民党任职,但他在书法界、教育界、政界的声望极高,算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于是,沈祖棻按照汪东信中提供的地址,在程千帆和中央大学同学殷孟伦的陪同下拜访于右任。

年长他们三十多岁的于右任看到这些年轻后辈,老少相聚,情趣相投,喜不自禁,鼓励他们努力向上,交流治学教育方面的看法,谈诗论词,不亦乐哉,他们自然也谈到汪东,交谈近一小时。这是沈祖棻与于右任的第一次会面,也是最后一次会面,自此沈祖棻再也没有见过于右任,但于右任对沈祖棻的关心并没有结束。

沈祖棻经受了战火折磨、亲人离散之苦,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她做了几首游仙词,并在词前面写了短序,颇有讽刺、影射蒋介石之意,将它们一并寄到《大公报》。不久《大公报》的编辑来信告诉沈祖棻,她的词与序未通过当局的新闻审查,当局还警告报社不得刊登。

但《大公报》坚持自己的原则,考虑到词相对含蓄,不像序那么直白,以"电的形式"刊登了词。于右任对国民党政府的手段一清二楚,他从《大公报》上读到了这几首词,担心年轻的沈祖棻因写词惹祸上身,遂向汪东婉转表达他的看法,说:"沈君做词很好,但像这类讽刺、攻击某些人的词,可少做,因为对人对己都是不好的"。

1949年,于右任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而他的结发妻子、长女却留在大陆,从此望穿秋水,天各一方。远在台湾的于右任日思夜想故乡与亲人,以一首《望大陆》 表达了他刻骨铭心的家国情怀,而在大陆的沈祖棻过上了短暂的安定生活,紧接着遭遇一个一个运动。无论是清风明月,还是夜色迷蒙,一腔相思,寄情诗词,或许是他们最好的生活消遣与表达方式。他们的一面之缘则如一朵小小的浪花,闪现片刻,就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