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简历 陈望道与复旦新闻系的不解情缘

1977年10月29日,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离开了人世。1919年冬天,陈望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翻译《共产党宣言》。次年,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任教,先后为中国文学科、中文系、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担任新闻系主任达8年之久,与新闻系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1920年5月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完成《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后来到上海,与陈独秀、李达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同时,在复旦大学教书。

1920年9月,他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科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他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

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望道先生才有可能把原来的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复旦大学从此有了新闻系。

在1929年有了新闻系以后,1931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一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文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副署,望道先生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望道先生不得不在那一年离开了复旦。

在望道先生1931年离开复旦以后到1941年再回到复旦,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主编《妇女评论》,创办《太白》杂志,开《大江书铺》和办《大江月刊》,同时出版《修辞学发凡》、《因明学》、《望道文辑》等著作,从事的仍是与新闻及其出版相关的事业。

1938年抗战爆发后,复旦迁校至四川重庆北碚。1940年,望道先生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回到了设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先在中文系任教。1941年9月起,他被任命为新闻系代理主任,第二年9月任新闻系主任,直到1950年7月因为工作太忙才辞去这个职务。在他担任新闻系主任后的八年时间内,新闻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1942年出任新闻系主任后,望道先生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

在讨论确定新闻系系铭的过程中,有人曾提出以“打成一片”四个字作为系铭,这四个字受到同学的欢迎,眼看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说:我建议还是以“好学力行”作为新闻系的系铭为好,因为学行并重这才是对新闻人根本的要求。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了陈望道提出的“好学力行”作为新闻系的系铭。

为了实现“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以培养出“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望道先生十分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了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办学理念,在课程设置上,他把《哲学原理》、《伦理学》(也就是逻辑学)作为必修课,希望学生能学会辨证地看问题,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同时开设了注重实用又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的《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英语写作》、《新闻评论》和《报馆实习》等专业课程。

在聘用师资方面,除了邀请有办报经历的人作专职教师、邀请新闻名家作兼职教师外,还经常请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王芸生等知名人士来校作短期讲课,做专题报告、开座谈会等。他自已除了开《修辞学》、《伦理学》课外,还讲授新闻专业课《评论练习》,他提出新闻评论写作必须“有胆有识”。胆,就是要有敢讲真话的胆量;识,就是所讲的话要有见地。

望道先生要求学生去人多的地方(如茶馆等)练习写作;要求学生随时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以培养敏感性。有这样一件事,1944年复旦大学在重庆招生,湖南青年张啸虎报考新闻系,他数学考了零分,但两篇作文(一篇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都考了100分。

作文能考到100分,在复旦大学的考试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按照规定,主科只要有一门吃了“零分”,就不能录取。时任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认为一个投考新闻系的学生,一支笔能这样棒,应该破格录取。

经过他力争,这位同学被破格录取了。后来这位“才子”在辽宁省电台工作,1979年后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逝世后留下了200余万字的著作。还有这样一件事,一次陈望道上课,上课后他不急着上课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同学们回答,他问:“哪一位同学能告诉我,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桥,两边的护拦杆有几根?”同学们面面相视,没有一个人举手回答。

陈望道严肃地说:我们作为未来的新闻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敏感性。

望道先生十分注意培养新闻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解决学生实习困难,陈望道恢复了原有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并且自任“复新通讯社”社长、出版复新社的《通讯稿》刊物,由学生当编辑。每周五发油印稿一次,免费提供重庆各大报社使用。

他还鼓励学生办壁报,这是一种实习性质的刊物,所办的壁报有《夏坝风》等30多种。为了创造培养学生的环境,他还在新闻系开办了一个“新闻晚会”。这个新闻晚会每周一次,以讨论时事、进行学术研究的形式开展活动,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言。

晚会的主题事关国家前途,有“新闻与政治”、“我们的出路何在”、“中国将向何处去”等。据统计,晚会前后举办过100多次,陈望道常去,周谷城、邵力子都曾参加过,重庆记者也常来。由于影响很大,引起复旦校方的担心,陈望道却说:“出了事情,我负责!”新闻系成了当时复旦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望道先生于1944年开始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为了筹集资金,在炎热的夏天,望道先生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朋友家臭虫很多的床上,因为过度疲劳,他卧病了一个多月。

1945年4月5日,他亲自募捐筹建的新闻馆终于落成。在新闻馆的落成典礼上,他发表了“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的讲话。陈望道说“现在中国新闻教育机关急解决的向题似乎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充实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

二是如何与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筹建新闻馆是想尝试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基础”。大学里建立新闻馆,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的广泛赞许和热烈祝贺。

《新华日报》发来了“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于右任也发来了“新闻自由万岁”的演讲辞。新闻馆设有编辑室、会议室、印刷所、图书室以及收音广播室等,为新闻系的教学实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学生们利用新闻馆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这里成了全校进步师生争取自由的活动场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望道先生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

在1945年回到上海以后,新闻系的房子紧靠现今复旦大学望道路最西端的小桥流水景区,那座小楼仍叫新闻馆。因为每周的“新闻晚会”和经常举行左派学生聚会,新闻馆前面的那块空地,人们称它为复旦的民主广场。从1945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那段日子里,陈望道始终与新闻系的左派学生站在一起,这里有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市政府在全市实行大逮捕,陈望道掩护了新闻系的学生何晓沧,那是在庐山村17号(现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17号)发生的事情。

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抓捕,何晓沧来到了庐山村17号,陈望道叫他躲到楼上去,自已则坐在楼下客厅里看报纸,一直等到后半夜特务撤走后才叫何晓沧离开。另一件事情是,1948年8月,为抗议国民党非法搜查,地下党员杨贵昌发动同学签名,全校罢课一天,当时被称为“杨贵昌事件”,后来杨贵昌被捕入狱,他请人带了张纸条给陈望道,希望学校能给他出证明保释他出狱,后来陈望道为他出具了品学兼优的证明,并让校长也签了名,杨贵昌因此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虽然他因工作太忙已不再担任新闻系主任,但对新闻系仍是十分关心。他亲自出面邀请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出任新闻系主任,邀请大公报王芸生、文汇报徐铸成等新闻名家到新闻系讲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有关部门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复旦新闻系同样有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后,就没有办新闻系,只是在中文系中设置了一个编辑专业。

望道先生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教育部说没有办法,他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院系。

在今天复旦新闻学院前面的草坪上,竖有一座陈望道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永远地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