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洙鲁芬刘以达广告 黄耀明 刘以达:魔幻现实主义的回春史

今年4月,刘以达与黄耀明在香港红馆举办了“达明一派”合体演唱会后,8月18日、19日,两人移师到郊外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达明一派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Part2”,大肆延续红馆演出的音乐与图文影像结合的风格,热闹非常。此外,“达明一派”在服装造型上也发生不少的变化,尤其是年近50的刘以达,出场改以制服上衣、黑色短裙示人,让现场观众小惊喜一番。

以造型策动同性恋政治

在1967年时,香港人也曾上街散步“保钓”,那时候黄耀明5岁,刘以达4岁。19年后,即1986年,两个人组合成“达明一派”,早期封面上是两个素朴的形象,开始一贯的:黄耀明在前,刘以达在后。一个中长直发披面,面色暧昧;一个板寸直男,作为音乐人,他看起来正常过头了。两个人都身着白色圆领T恤,没有什么刻意的造型是那个时候刻意追求的造型,中性,极简,Calvin Klein品牌似的。

2012年4月开始,“兜兜转转达明一派”三生轮回,妖冶非常。华丽早就已经成为黄耀明的一个标识,即使他穿着白色运动外套的时候。28年的达明一派形象越走越清晰,歌还是老的歌,只是政治主张更加浓烈。尤其在4月份的第三场,黄耀明大声宣布:“我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做了张国荣没有做的事:出柜。黄耀明迅即成为同性恋圈的英雄,也应当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

前几年刘以达在广东某小城发起单飞示威,吐槽他受到不公待遇,以为他要做出非同一般的动作,结果不了了之。他在达明一派中的形象作用几乎是没有,反倒是在《大内密探零零七》那样的喜剧片中,亮出了他的特征,用他的话来说:“上天给我的礼物,是做音乐。

当他关上窗,不使我做音乐时,我什么也不做,人们一看到我就发笑。”2008年,刘以达跟着自己的太太受洗,入了基督教。黄耀明则因香港牧师林以诺将“同性恋与吸毒和赌徒视为同样的罪人”而不满,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对同性恋的歧视,并在演唱会中呼吁为“同性恋这个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

相比刘以达,黄耀明是切身经历着政治当下的不公平与不合理,而刘以达则是以悲悯,反思历史的荒谬,两人常以“理念不同”为由分手,其实殊途同归。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以达以两首带着浓烈政治意味的作品《中国女孩》和《红卫兵》奠定自己的音乐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作品被禁了。

”但在舞台上,很多人相信是黄耀明主导达明一派。无他,因为形象视觉的魔力太大,人们总是先相信看到的,再相信听到的。事实上,黄耀明作为达明一派艳丽的、富有力量的视觉主角是无可逃避的。

性取向是个人自由,当它处在整个异性恋群体政治下时,同性恋则成为了一种逆反现象。一种自我的内心冲突、个人与世界的冲突在这里集结,形成一种极端的力量,推着他,要么下堕,要么站出来。出柜的最大意义是向世界承认自己,这不是大多数人具备的勇气,包括异性恋者。

这种在自我里产生的迷恋与冲击是黄耀明造型的解读密码,异化成为自我认识的一个经历,包括对性别分界的推翻,不负责对清晰完整面孔做交待;包括钻石镶饰的脸庞、通过身体对道德挑衅——形成的与其说是达明一派,不如说是黄耀明独特的审美集成。自1990年达明第一次分手,黄耀明渐日妩媚狂野,现今的达明一派,再也不是张叔平打造的那个清新自然的达明一派了。胭脂更浓,意味更深。

80年代的穿越表白

以哥特式的阴翳突破性意识障碍

如果仅仅是哥特式的黑眼圈和流苏斗蓬、英式礼帽,达明一派只是比较时髦而已,当一辆红色的飞机在帽顶上搁浅,则是另一番趣味。而在那令人振奋的“表白”现场,黄耀明身着黑色西装,头盔上顶着一个阳具模型,肩上架着聚光灯围绕着这顶帽子。

阳具符号意味深长,作为男性身体的隐私,却被聚光灯审视。黄耀明说的是:“很长时间来,大家在猜测。我曾借《禁色》、《忘记他是他》表达,我从不隐瞒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是二十一世纪,我爱的人,不需要你批准。”接下来在媒体的访问中,他再一次为自己的出柜做了注解:“我们需要自由的生活。”

对达明一派的这场演出来说,表达的准确与舞台夸张的形成了魔幻的效果,符号的隐喻埋伏在细节,注视形成强权,在媒体的追逐下,私生活是不自由的。一方面,他将其作为成名的代价来体会;一方面,他又想从中挣扎出来。尽管只需一句话说明,仍是在经历过了二十多年后。既是意识的,也是形象的。

犹记得多年以前,张国荣在“红”演唱会,身着一袭白色浴袍,披长发,转身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那一画面,曾被解读为张国荣出柜之声。但毕竟是被解读,态度是游离的,意识是不透明的。很多年来,黄耀明也被一些人视为张国荣的影子,或者因为他们都是同性恋,或者因为他们都妩媚妖娆。

不管怎样,某种个体相似的经历,在黄耀明的私体验中绽放的是完全不同的烟火。他烟视媚行,逶迤而上,在哥特式的阴翳风格下,突破了性意识的障碍。

说的,比唱的好听。穿的,比语意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