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是中国人吗 忽必烈为何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

中国历代的国号,曾经都是一些地名,周天子崛起在“周”这个地方,得天下以后定国号为“周”,秦人崛起在“秦”这个地方,得天下以后定国号为“秦”,刘邦得天下定国号为“汉”,到不是因为他是“汉”这个地方的人,而是因为他曾经被天下盟主项羽封为“汉王”,他以汉王的身份入主中原,曹操的儿子称帝,国号“魏”,是因为他的父亲作过“魏王”,其地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杨坚做过北周皇帝的“隋王”,得天下也以“隋”号之,“隋”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一带,唐朝的开国皇帝做过隋朝的“唐王”,宋朝的开国皇帝没有做过“宋王”,但曾经领过周朝“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一职,因此建国后国号为“宋”。

宋朝建立以后经历了三百来年的风风雨雨,先是被辽金两个来自北方的政权,夺去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江山,最后终于被同样来自北方的元军所灭,这已经是忽必烈建立大元朝十六年以后的事了,如果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算起,那就是六十多年以后。

这回,来了一个不照先例办事的皇帝,这位皇帝和他的父祖,本来崛起于大漠以北的蒙古地区,照老规矩得了天下就叫做“蒙古国”好了,多省心的事儿,他的父祖两代出于草创,也姑且是这么办的,但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这位大汗有了新的想法,不照老规矩办了。

成吉思汗家族的发迹史,说起来枝枝蔓蔓,说上三天三夜也难于说清楚,简短截说,那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孙子忽必烈,经过一系列的内斗外斗,终于在公元1260年,得到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七年以后,忽必烈迁都“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又过了四年,他将他的国家改名为“大元”。

要改变一国的国号,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筹划。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叫的响的名字,谁愿意轻易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国名呢?忽必烈得到了一个好名字,因此他毫不犹豫的用“大元”取代了“蒙古”,“大元”的国号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浩大的宇宙的赞叹。

这当然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主意,虽然忽必烈从小就喜欢汉人的文化和历史,也有条件受到较好的教育,可是即便是这样,他的汉文化的程度,还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大元”这个国号的提出,的确来自中原知识分子的建议。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其父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拖雷,拖雷大家都熟悉,只要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无不知道拖雷是郭靖大侠儿时的伙伴。拖雷又有六个嫡亲的儿子,其中有三个做了皇帝,他们是:长子蒙哥,1251年至1259年,为蒙古国第四任大汗,在中国的史书中为元宪宗;四子忽必烈,继蒙哥为元世祖;第五子旭烈兀,为伊利汗国主,《史集》一书直接称之为“伊郎国皇帝”。

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第三代,因为有父祖开创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当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因为蒙古人的传统,免不了还要学习驰马疆场,但是也有了条件接受一些较好的教育,和起于草莽的成吉思汗迥异了。1251年,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由此可见,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所以,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有一个当时叫做“子聪”的和尚,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改国号、制定朝仪的刘秉忠。

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由刘秉忠领衔,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兴,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为此,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公告天下。

在古代,朝廷的诏书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为写诏书的人都是当时文人的冠冕,如果没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来为自己草诏,所以,这些诏书也都可当作好文章来一读,这类文章一般来说,都非常大气、庄严,又有雄辩的说理,又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还有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天下的人听起来能够心服口服。不信的话可以试读一下这分诏书,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于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真是漂亮的文章,是出于刘秉中的手笔吗?

刘秉忠生于1216年,比忽必烈仅小一岁。当时的北中国,由辽、金两朝的统治已经超过了两百年,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都曾经是金国的官吏。由于家庭有入仕的传统,十七岁的时候时候,刘秉忠也曾进入当局的下级机构做刀笔小吏,算起来这一年该是1233年,而金国被灭也在这一两年间,而此前数年华北地区早已经兵戈不断,可见刘秉忠刚刚参加工作,就是在蒙古国的行政序列中,只不过象他这样下级的文官,实在无须对局势负什么责任,专业技术人才,不管怎么改朝换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

然而,刘秉忠这个人看来不是凡品,不久以后,他因为不甘心于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终于弃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这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子聪”。1247年,三十岁的僧人子聪,因为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不知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他被忽必烈招进了幕府,从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

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等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忽必烈非常喜欢让这些有学问的汉臣给他讲历史掌故,最喜欢听的是讲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国故事。某一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于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可谓所用得人。

追随忽必烈十余年以后,刘秉忠奉命还俗,又过了十年,刘秉忠去世,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常山王。

刘秉忠一生的事迹,除了上面说到的主持改国号、制朝仪以外,对今天更有影响的是他受命主持了元代北京城的兴建,元代的北京城,奠定了此后近千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繁忙的工作之余,刘秉忠还有兴致从事文学创作,他曾自号“藏春散人”,后人结其作为《藏春散人集》,集中有元曲小令一首,是这样写的:

[干荷叶]《漫兴》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这是一首言短意长,非常让人喜爱的小诗,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是至今不断被人们引用的名句。

就是这个刘秉忠,在1271年向忽必烈建议改国号为大元。

从“大元”这样的国号可以看得出,忽必烈的志向是很高远的,他是心怀天下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又过了八年,大元的海军在厓山大败宋军,宋亡,他终于得到了南宋数千里的锦绣江山,大元至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富庶,最难于想象的大帝国。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疆域,古人有很多描述:

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元代社会生活史P2)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有人说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是蒙古人裹挟西亚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等等来犯中国人的时代,是中国的黑暗时代,但是,这又的确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一段历史,不容我们跳过,不容我们视而不见,它的首都是今天中国的北京,它的人民绝大部分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因此对这一段历史,我们除了更多的来了解它、研究它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其实,在司马迁的时代,秦人还是被看作蛮夷之族的,《史记天官书》中就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真正的中原,只不过是今天河南一带可怜的一块小地方,秦人得天下是夷狄入主中原,汉人得天下,也是夷狄入主中原,因为汉源于楚。由此看来,天下实在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一说,有的只是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后不同而已。

这里还可以举梁启超的一段话来作佐证,梁启超曾经研究过夏商周时代,中国境内的诸侯国的数量问题,他写道:

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最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

我们以梁启超的研究为基础再作推论,在今天中国版图之内,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北西北,西藏川滇,夏商周时代的部落国家将“数以万计”,如今安在哉?时至今日,要再来寻找“天下的正宗”,实在是无从找起。

回到十三世纪的中国,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南方,南宋政权维持着“偏安”的局面,而北方,则从辽宋并立,到金兴辽亡,已历经了二百多年,改朝换代再三了,而且还有建国于陕北宁夏河套一带,两百年来屹立不倒的西夏国,还有辽亡以后由辽宗室割据西北新疆地区建立的西辽国,在南方,也并非是南宋一家的天下,云南有大理国,据有青藏高原及今四川云南西部的还有吐蕃。

这样七折八扣,剩下的,才是南宋的地盘,而且,南宋早已经先后向辽金纳贡称臣多年,在这种形势下,就算蒙古人不来一扫六合,天下也早已经不是赵宋的天下了。

更搞笑的是,宋元两家还是灭金战争中的盟军,元人知道,宋人在金兀术时代,就和金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主动约宋共击金国。听说蒙古人要约宋共同伐金,宋朝廷一点也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南宋助蒙古人灭了金,本打算趁乱抄点地盘,得点好处,可是未遂,反而给了蒙古人伐宋的口实。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不是局外人能够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南宋海军于1279年大败于元军,南宋灭亡。

总而言之,大元朝于公元1271年得名,从这一年算起,在中国这块地盘上统治九十七年。此后的中国还有最后两个封建王朝,都不约而同的继承了元朝的传统,不再用建国者崛起之地的地名为国号,这一点实在是由元朝的忽必烈首开风气。

朱元璋在创业时代曾经称过吴王,也曾用过“宋”的国号,但是,当他真的全取天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正式的国号定为“明”。满州人在东北建国,是辽、金的故地,一度称“金”,不过入关后不久也就改成“清”了。“明”和“清”都是不错的国号,昭示着帝王们希望政治清明、天下为公的理想,如同得大位不久的忽必烈一样,都是有大志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