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秀珍晚年 史海:徐景贤晚年揭秘毛泽东上海亡命之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重返上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海之行。此行使当时的上海成为激烈斗争的一个聚焦点。外界传说就是在这次上海之行中,王洪文救了毛泽东的命,因此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做了“接班人”。

事实究竟如何,“文革”红人、“四人帮”同党徐景贤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披露,中共九大以后,张春桥、姚文元长期留在北京,上海的日常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主持,直至1972年王洪文调去北京为止。

因此,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抵达上海时,王洪文和徐景贤都在上海。徐景贤说:“我对当时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可以证明关于王洪文救了毛泽东的传闻,纯系误传。”本文节选自徐景贤《十年一梦》。

1971年9月,曾经的亲密战友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

毛泽东南巡“吹风”

一九七○年八月,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抢班夺权、想当国家主席,为毛泽东识破;然后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讨作了严肃批示,在全党全军开展了实际上针对林彪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林彪一伙意识到罪行即将暴露,因而密谋对策。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的儿了林立果在上海找心腹周宇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曾协助林立果密谋发动“五七一工程” 武装政变)、于新野等策划武装政变,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明确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毛泽东的代号)”。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南巡,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和杭州。行前,毛泽东决定要在国庆节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因而此行也是为这两个会议做准备的。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住上几天,听听情况,然后给党政军负责人“吹风”。

他先后找了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负责人,以及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江西、福州、浙江等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谈话。他尖锐地指出: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明确宣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毛泽东专门关照,这次“吹风”先不要传达。但是,自有“耳报神”通过周宇驰和黄永胜,在九月五日和六日密报住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得悉后极为惊恐,决定孤注一掷,提前实施武装政变,而且首先就要谋害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

九月七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令。九月八日,林彪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用红铅笔写下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九月九日,林立果向他们的心腹宣布谋害毛泽东的计划:“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动手!”具体方案有三:一、用火焰喷射器喷烧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二、用四零火箭筒和一百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平射专列车厢;三、 派飞机轰炸毛泽东乘坐的火车。

这三条如果都不行,就在毛泽东接见负责人时,请担任外部警卫工作的王维国带上手枪,在火车上动手。

林立果嫌这几条谋害手段还不够十拿九稳,就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里,要他的心腹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出主意。江腾蛟熟悉上海的地形,他建议: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旁边的支线上,就先炸附近的小油库。他当场拿起笔,画了油库和专列停靠的位置,并恶狠狠地说:“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毛泽东突然抵达上海

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旁边的汪庄,因为距离国庆节尚有相当一段时间,按照惯例,人们估计他还会在杭州休息一阵,然后到上海待上几天,临近国庆节再回北京,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林彪一伙也正是这样估计的,所以他们正反复研究在上海动手的具体方案。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午夜,毛泽东叫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指示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连夜转移,也正是那一天,林彪刚签署了他的手令。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提出:“我们马上就走!”十日晚上九点,专列驶进上海,停靠在虹桥机场旁边的铁路支线上。

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王洪文在上海,王洪文就带上王维国上车迎接毛泽东。王维国当时任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林彪一伙的心腹。他在上海还担任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的主任,同时负责对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毛主席突然来到上海,王维国措手不及,因为没有接到林立果动手的命令,他也不敢造次。

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上海西郊一座灰色的大铁门里的铁路支线上,这样就不会影响整个沪杭线列车的正常运行,铁路支线旁边新筑了一条月台,筑得比普通的月台要高一些,正好和停靠的车厢门口的踏步相平,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登车就不太费力。

王洪文他们的汽车从灰色大铁门进去,可以直达月台,下车以后,登上专列,进入一个用整节车厢改装而成的客厅。客厅里围放着一圈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安着小茶几,地上铺着地毯,车窗上挂着绉纱窗缦。客厅两壁的壁灯和车厢的顶灯,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线。

毛泽东坐在车厢顶端一头的沙发上,穿着白色的长睡袍,黑色的圆口布鞋,豆沙色的长袜,显得随便而有气度。

王洪文问候毛泽东最近身体可好。

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

王维国乘机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庐山犯了错误,没有听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瞅了王维国一眼,他早已知道王维国的底细。前几天在杭州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常面问过空五军政委陈涑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你们都干了些什么?”现在,轮到王维国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毛泽东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王洪文听了很纳闷,揣摩这是什么意思。王维国听了大吃一惊,意识到毛泽东已察觉了他们的计划。

王洪文请毛泽东下车住到“414”(即现在的西郊迎宾馆)去,毛泽东挥挥手,让王洪文、王维国先走,表示他自己不想下车,要休息了。王洪文告辞出来,得到汪东兴的通知:“明天(九月十一日)上午,主席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上海王洪文谈话。”

王洪文很兴奋,连夜布置和检查警卫工作,他琢磨了半天、还是闹不清楚谁要动手,怎么动手,王维国则坐立不安,他马上给远在北京的林立果发出信息:“王维国因病住院了。”这是事前约好的暗语,翻译出来就是:“B-52抵达上海。”促使林立果加紧了谋害的步伐。

可是,这些情况,当时王洪文和我们都不知晓,所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专列的外部警卫工作,仍然交给王维国负责。

林彪集团阵脚大乱

正在北京的林立果,得到毛泽东抵达上海的消息,大为意外,毛泽东提前离开杭州到达上海,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原来制定的一些谋害措施失效了。林立果和周宇驰、江腾蛟、鲁珉等人商量,决定派江腾蛟到上海指挥,派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或者趁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时,炸掉苏州、无锡之问的硕放铁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像当年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手法一样。

就在毛泽东抵达上海的九月十日这一天,躲在北戴河的林彪给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原文如下:“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王飞,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林彪的亲信。林彪一伙准备在上海得手后,由王飞在北京带领空军直属警卫部队,连同林彪前任秘书、陆军某师政委关光烈调来的部队一起,攻打钓鱼台。

也是在毛泽东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在北京的黄永胜和在北戴河的叶群之间,连续通了五次保密电话,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一百三十多分钟!

在上海,王维国派他的部下——警卫处的李处长亲自到康平路市委大院查看,准备在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得手以后,立刻抓人,对外宣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谋害毛泽东。最后,由林彪出面接受大权,向国内外宣告:已把所有与谋害毛泽东案有牵连的人一网打尽,就地正法。

毛泽东在危险中!毛泽东在危险中!!

但是,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又走了出奇制胜的一步。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在专列车厢客厅里,找许世友和王洪文谈话,毛泽东看见两人进来,微微挪动身子。因为他的膝关节有病,行动不便,负责内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招呼来客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这天,王维国也到场了,可是毛泽东不与他见面,把他冷落在车厢外面。

毛泽东问许世友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许世友回答说,接到通知以后,今天一早就乘南京军区的飞机赶来了。

毛泽东说,这一次出来,到了武汉、长沙、南昌和杭州四个地方,今天是找南京和上海的同志,找你们吹一吹风。他说,庐山会议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问许世友:我那个时候不是叫你把会停下来吗?许世友问答:毛主席说停,我们马上就停了,我们听主席的!

毛泽东把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推,并着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已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许世友和王洪文都听懂了:这是在说林彪和叶群,因为叶群当时就是“林办”的主任,人称叶主任。

他又针对林立果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沉吟一下以后,他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林彪同志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次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林彪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毛泽东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毛泽东问许世友和王洪文:你们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王洪文抢着回答:会!毛泽东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许世友回答:一定。

谈看谈着,毛泽东忽然问:“你们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呢。”王洪文看看表,时间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

“那好,上海的同志应该请许世友同志吃一顿饭,喝几杯酒,就在锦江饭店。你们的菜要搞得好一些!”毛泽东风趣地说。

“主席指示,照办!”王洪文忙不迭地回答。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你们吃饭,我休息。“毛泽东欠身送客。

临别的时候,王洪文请毛泽东在上海多住几天。许世友说,离国庆节时间还早,请毛泽东在路过南京时,无论如何要留几天。毛泽东笑而不语。

辞别毛泽东以后,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乘轿车驶向锦江饭店,因为王维国也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上海请客吃饭,他应该是主人之一。

在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厅里,摆开了一张大圆桌。王洪文特地把饭店经理叫来,关照菜肴要搞得丰盛一些。小厨房忙着烹、煎、炒、溜、炸……许世友善饮,一瓶茅台不在话下,大家就轮流向他敬起酒来。

主多客少。主人有上海的王洪文、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周纯麟,高志荣、王维国;客人就是许世友一个。他轮流和各人干杯,应付裕如,因为毛泽东刚刚接见过他,所以他的兴致也特别高。

吃饭吃到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王洪文忽然被叫出去听电话了。一会儿,他听完电话回来,对许世友司令咬耳朵说:“主席走了,刚走!”

“唔?”许世友把眉头一皱,大出意外。

过了片刻,又有人叫王维国听电话,他听了回来,我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

许世友已经无心吃饭了,他呷了一口酒,叫道:“结束吧,我还要赶回南京去呢!”他很着急:“怎么走得这样快?我要飞在火车前头,赶到南京车站为主席送行。”

毛泽东走了,王洪文和我只好把许世友送到虹桥机场,让他乘飞机返回南京,当许世友登上飞机的时候,毛泽东的列车已经在江南的原野上疾驰了,过了苏州,过了硕放的那座铁路桥,又过了无锡……任何车站都不停,许世友的飞机果然抢在了专列的前面,他又急忙赶到南京火车站,可是专列在南京站只停靠了十分钟,很快就走了……

毛泽东一走,王维国马上向警卫处了解毛泽东离开的确切情况,向林立果挂电话。王维国又连夜和妻子杜贵珍商量,觉得有些话在电话里不便说,决定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亲自飞往北京,当面向林立果汇报。第二天一早,王大章化名王严,搭乘头班飞机向北京飞去……

这以前,在北京西郊机场的一间密室里,林立果正在和心腹们最后拍扳由谁去具体执行谋害计划。林立果宣布:“101(林彪的代号)讲了,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扪,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

林立果的人党介绍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周宇驰补充说:“谁能完成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由他挑!”

正在这个时候,王维国的电话来了:“只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走了!”

晴天霹雳,张牙舞爪的林立果顿时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所有的谋害计划都破产了。几个人刹那间都变得灰溜溜的,不知所措。当时的情景,在场的李伟信从后来的供词里描述得很具体生动:“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屋里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面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空气异样,刚才那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呆滞,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了,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了。

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毛泽东的专列跨过长江,在江淮平原、华北平原上奔驰,昼夜兼程,直驶北京。

九月十二日下午,专列抵达北京市西南郊的丰台车站。毛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戌区司令员吴忠,卫戌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召来,作了严密的部署,专列再驶进北京车站,毛泽东平安地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九月十二日下午四点多钟了。

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慌了手脚,在九月十二日晚上连夜乘了林彪的256号“三叉戟”专机赶往北戴河,和林彪、叶群一仓徨出逃……

毛泽东最后一次上海之行,倏然而至,又突然离开,从而彻底打乱了林彪一伙的“五·七一工程”计划,粉碎了一个可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