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朗诵孙道临 王文娟:我与孙道临 七条琴弦谁知音?

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

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

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

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

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

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

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

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吃鸡子榨面,我们家乡的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很慈祥,虽然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

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

就在我们的恋爱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有领导找我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

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

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

那一年,我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完全不能唱高音。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我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左右为难,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

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领导轮番找我谈话。我每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动约道临出来。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

一路无语送他到家,我心乱如麻,脚步也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

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明白,他是在刻意躲我,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十分忙碌,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脑子一有空,就会忍不住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流泪的身影,心如刀绞……过去演戏时,我总是反复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我决定到他家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我问道临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

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

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40岁,我35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

秋天,我随剧团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

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

多年之后,我和道临合作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孟丽君》,其中一段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感情遭遇磨难,绝望中倾诉肺腑的唱词,道临在写作时融入了我们经历中相似的情感:“……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飞越关山也要与你完婚姻;若是远离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飞升扶摇入天庭……孟丽君若是凤凰不变音,若是君子不变心。”我唱到这一段时,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泪水盈睫,百感交集。

1964年初,我怀孕了。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任务要去外地。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10月18日女儿出生,道临打来电话,他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更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

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

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

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我们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

记得我在香港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那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我从小学戏,虽然解放后也努力学文化,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

我的声带开过刀,很容易唱哑,道临学过声乐,懂得一些科学发声法,在家时常帮我练声。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每当道临筹划剧本时,我也会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5年盛夏,道临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家,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

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