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 毕竟是书生:罗家伦的光辉与失败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罗家伦对“事功”有所追求,一直以文教官僚的身份游走于政学两界。书生从政常常会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罗家伦没有机会在政府要职上分一杯羹,又不自觉地将官场或党化那一套带入校园中,给师生留下了恶劣印象,至今仍为教育史的研究者所诟病。如果寻找民国书生从政的失败案例,罗家伦倒不失为一个典型。罗家伦的《逝者如斯集》,篇幅虽然轻薄,但读来的感觉却是无比沉重。

挫败

书生从政

1928年4月,罗家伦以北伐战地政务委员、国军少将军衔的身份跟随蒋介石北伐。罗家伦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一年前,罗家伦还是一个刚刚留学归来的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一文不名的穷教书匠。

时过境迁,罗家伦的转型真可谓迅速。1928年9月,年仅31岁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四年后,罗家伦又接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成为名义上“国家最高学府”的掌舵人凡十年之久。

罗家伦获得重用,完全是一种因缘际会。1926年末,东南大学受北伐影响停课,罗家伦回南昌省亲,遭遇兵匪洗劫。在南昌国民革命总司令部访友时,他获得了一次和蒋介石见面的机会并深受赏识。罗家伦意识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难以安下一张书桌,遂毅然从政。

此种转变对罗家伦来说并不意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罗家伦实际是政治中人,感兴趣的是事功。其后,罗家伦一直以文教官僚的身份游走于政学两界。

不过,书生从政常常会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作为虚衔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罗家伦只是一度被蒋介石欣赏,与主流的党政要员无甚渊源。因此,他没有机会在政府要职上分一杯羹,并未真正融入党国的官僚系统。作为文教官僚,他又不自觉地将官场或党化那一套带入校园中。

他主政清华时,常着一身军装马靴,以“纪律化”、“军事化”管理学生。此种做法与北洋以来大学的独立自由风气格格不入,给师生留下了恶劣印象,至今仍为教育史的研究者所诟病。

在中大任上,罗家伦也有好大喜功之讥,并缺乏远见。1936年,罗家伦在南京郊外圈地八千亩,向政府索款240万元,打算建造一所航母式的中央大学。不料开工才两月便抗战军兴,留下了烂尾工程。中大迁渝后,经费在国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罗家伦仍觉不敷使用,与财政部长闹矛盾。

罗家伦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没有渊源,受到校内不少CC教授反对。学生也集体致电政府,要求罢免罗家伦。罗家伦下野后,担任监察院的新疆监察使,形同发配。当时新疆王盛世才对国民政府阳奉阴违,常有不臣之心,罗家伦当的显然是个险官。其后,他担任驻印大使、党史会主委、“国史馆”馆长,无一不是安置闲人的冷衙门。

总之,如果寻找民国书生从政的失败案例,罗家伦倒不失为一个典型。

性情

公论与私语

在罗家伦并不算成功的政学生涯当中,领导五四运动、担任清华校长、主持中大十年以及担任驻印大使,显然是四个最光辉的经历。所以他在《逝者如斯集》的第一部分中,收录了分述四个时段的四篇回忆文章。

罗家伦在清华新官上任时,向师生阐述了自己秉承蔡元培式以“文理为主”,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治校理念,表示了要增加设备、裁汰冗员、提高师资、男女同校,在物质和精神上同步实现清华的彻底革新。这篇上任演讲,已成为清华校史上的经典文献。

从他领导中大的回忆文章中,能够看到一位校长临危受命,在炸弹之下奋不顾身筹划内迁,到内地后仍弦歌不辍、维持办学的奋斗精神。而在回忆担任驻印大使生涯时,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参与确定了印度的国旗图案,也颇有外交史上的价值。

不过,他谈五四运动的文章似乎有些问题,并未讲述自己亲历的五四运动,主要讲的是“国父”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视。然而,今人的研究早已证明,孙中山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情绪非常复杂。最开始孙中山对学生运动并无表示,也无敏锐的思考。

后来发现学生运动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才产生兴趣。当然,其后孙中山组织创办了《星期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重要刊物。不过,后来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又严厉批评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价值,大谈特谈保持民族精神,呼吁恢复传统道德等等。所谓,罗家伦回忆五四,很少突出自己,而突出“国父”的关心和领导,其中不无“话语捐”的成分。

《逝者如斯集》收录更多的是悼亡的文章,有三十篇之多。罗家伦常写悼亡文章,或许与他在台湾担任党史馆主委、“国史馆”馆长的身份有关。党国元老和社会精英们,去世后生平都要进入国史馆永久纪念,自然不免需要他同时作一篇悼词,或者写一篇回忆录来以资纪念。

从他回忆胡适、蒋梦麟、丁文江、傅斯年等很多人的文章中,都能够看到作者与他们交往的吉光片羽,所记生动翔实且常带感情,简单明快勾勒出一代学人的身影。不过,其中也不乏应酬之作,比如悼念蔡元培、张静江、张继、郭泰祺等人的文章,皆非真正的传记文学,而近似于一种墓志铭,说的都是赞扬其事功成就的漂亮话,难免使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当然,这并非是罗家伦的一贯风格。在私下场合,罗家伦是有明确褒贬的。由于《逝者如斯集》所收录的文章写于不同年代,便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矛盾之处。比如,他在公开的悼文中以“伟大”与“崇高”对蔡元培盖棺定论,但在私下的文章中又会批评蔡元培等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常常干涉国家的教育行政,成为太上部长,认为当时学风败坏,蔡元培等人难辞其咎。

在公开的悼文中他称张静江有着“峻峭的风骨、倔强的态度、伟大的魄力、豪放的性情”,在私下里却披露了张静江的“黑材料”,批评他年轻时“性欲的放纵”,认为他无论在才力还是体力上,都完全没有能力来主持国家大计。

总之,从这种原本不准备示人的文章中,才能隐约看到那个五四时代冲进赵家楼的学生领袖的真性情。

怆然

失败的精英

实际上,相对于很多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悼文,这份逝者名单本身同样值得关注。罗家伦选择凭吊哪些人,选录哪些人入集,基本道明了他的交往圈子。考察起来,这些人物主要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早期的国民党元老。这些人在党内口碑较好,多与世无争、未进入权力中心的高洁之士,诸如黄兴、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蒋梦麟、朱家骅等。

其中的朱家骅是个例外,但朱家骅属于开明的学者型官僚,与知识界关系密切,深受罗家伦尊重。二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师友,如胡适、蔡元培、傅斯年、段锡朋、狄膺等人。

三是一些闲云野鹤式的人物,诸如辜鸿铭、齐白石、徐志摩等。总之,其中基本没有炙手可热的党政要员和名声不佳的党棍和官僚。这说明,在罗家伦心目中有一把评价的标尺。他虽然一直在国民党系统中,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书生而非政客,毕生都未融入或者说不愿融入到那个浑浊官僚体制中去。

不过,浏览这份名单,还是颇有怆然之感。包括罗家伦本人在内,这些人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政学两界的顶级精英、体制内的开明分子,也都是国民党忠实的拥趸。然而,这些人的存在,并未改变国民党“失败的统治”的本质。政府仍旧一意孤行地走上一条违反主流民意的道路,将国家最终弄到崩溃的境地。最后,这些人只能跟随政府流亡台湾,最终客死异乡。因此,《逝者如斯集》的篇幅虽然轻薄,但读来的感觉却是无比沉重。□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