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回阳饮 郑钦安阴阳研究方法
郑寿全(公元1824~1911年),字钦安,四川邛州固驿镇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火神派扶阳创始人,被当代火神派追随者推崇为火神派鼻祖。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及《伤寒恒论》三书,临床上擅于阴阳辨证,特别是针对一些阳虚阴火证的研究探索,即三阴病证之研究经验,达到了颠峰的状态。
郑钦安对于阴阳辨证,体会颇深,而且把阴阳辨证落实到了实处,用郑钦安的话讲,就是阴阳辨证之实据,这为我们临床上把握阴阳辨证之法则,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思路与方法,并把阴阳辨证——即阴虚(阳证)与阳虚(阴证)两大规律,使我们能从临床上把阴阳辨证转变成为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实据,易于操纵与掌握,对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郑钦安对阴阳研究成果与规律,都是在总结前人经验与规律性知识的同时,应用到临床上而达到突破性的总结性结果,通过以下的研究,我们就可发现这些规律。
1.学习总结前人经验
中国历代名家的成长规律都提示我们,除了师承之外,就是苦心研读经典著述,并参照学习历代医家之经验,同时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基础之上,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郑钦安的一生证明,也具有上述成长与成名经历。
郑钦安在《医理真传·自序》中说到:“学医于止唐刘太老夫子,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这说明郑钦安的老师是位名符其实的名师,清儒大家、川西夫子,可谓是名师出高徒,这为郑钦安以后成名成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也就是说经过了20多年的临床研究,弄明白了“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也就是经过20多年的临床感悟,认识到人身阴阳之规律,同时明白了仲景《伤寒论》中阴阳辨证之内涵。
从上述的郑钦安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易》、《内经》、《伤寒论》三书对他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经典之魅力是无穷的,他从《周易》中国文化精髓之中,《内经》阴阳核心思想之中,以及《伤寒论》中阴阳辨证规律之中,体会到阴阳辨证在其临床上的重要价值与实际意义。
同时,为了完善这种阴阳辨证规律与方法,他还大量阅读历代医家著述,如他在《医理真传·自序》中说到:“所览医书七十余种,每多各呈己见”。
而且他提出“务将《内经》、《难经》、仲景《伤寒》、《金匮》,孙真人《千金》、《翼》诸书,与唐、宋、金、元,朱、张、刘、李并各后贤医书,彼此较量,孰是孰非”(《医法圆通·卷一》)。表明他在大量读前人著作之中,也发现阴阳辨证与治疗的提法,但这些述说多没有规律性可循,而且是每位医家个人的认识差别较大,无法形成规律性阴阳辨证法则。
如他续说到:“近阅闽省陈修园先生医书一十三种,酌古准今,论深注浅,颇得仲景之微,亦且明透。
其中分阴分阳之实据,用药活泼之机关,间有略而未详者”,他通过阅读与学习陈修园的著述,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发现了阴阳分辨之临床实据,同时又觉得这些阴阳辨证之实据不够完善,故此,决定弥补陈修园之不足,“余不揣鄙陋,以管窥之见,谨将乾坤化育,人身性命立极,与夫气机盈缩,内因外因,阳虚阴虚,病情实据,用方用法,活泼圆通之妙,详言数十条,以明仲景立法垂方之苦心,亦足以补修园先生之未逮”。
这表明,郑钦安在学习与借鉴陈修园的经验基础之上,目的是完善阴证与阳证辨证之实据,说明是陈修园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在郑钦安的书中,有的前人他没有提到,但我们对郑钦安书的字里行间细读中,已经能够明显的发现,如朱丹溪(已经提及)及张景岳(未提及)对他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因为他把他们二人的话都当作了经典来看待。
如在《医理真传·论气血盛衰篇》中所说:“夫气有余便是火(朱丹溪语),火旺者阴必亏。……气不足便是寒(张景岳语),寒盛者阳必衰”。这说明朱丹溪与张景岳对郑钦安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以至于郑钦安把二位的语言误解为“经曰”,可见,郑钦安对前人的经验与知识研究,是理解的多么透彻与精辟,而且这两句话已被郑钦安推崇为阴阳辨证之经典理念与不易之理。
郑钦安著书作之中,针对阴阳辨证理念的认知,明代医家孙一奎对其影响也不例外。如孙一奎在《赤水玄珠·凡例》中说:“盖医难于认证,不难于用药”。郑钦安在《医理真传·自序》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
亦不难以识症,而难以识阴阳”。我们虽然无从考证其与上述前人之书的关系,但从郑钦安的语言之中,我们已经充分体会到古人的经验与知识,在郑钦安的理念之中得到极大的发挥,这个创举就是他把阴证与阳证之辨证给归纳提炼出来,为我们临床上辨清阴证与阳证找到实据。
因此,郑钦安在书中说到:“书要多读,理要细玩。人命生死在于反掌之间,此理不明(阴症与阳症),切切不可先主方药”(《医理真传·卷二》)。这就是为什么郑钦安老夫子,终生要研究与明辨阴阳理论,这对我们将有极大的帮助与启示。
2.阴阳辨证两大法则
郑钦安的伟大创举之处,就在于他把阴症(证)与阳症(证)辨证实据,用阴阳实据的形式,给我们制定出了标准与规范。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在《医理真传·论气血盛衰》篇中他指出:“人身虽云五脏六腑,总不外乎气血两字。
学都即将气血两字,留心讨究,可无俟他求矣。夫气有余便是火,火旺者阴必亏。……气不足便是寒,寒盛者阳必衰”。同时,他还认为:“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序》),所以郑钦安他要“辨明内外,判以阴阳”(《同上》),且临证之时,“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
实据者何?阴阳虚实而已。阴阳二字,万变万化。在上有在上之阴阳实据,在中有在中之阴阳实据,在下有在下之阴阳实据”(《医法圆通·用药弊端说》)。这个阴阳实据,就是郑钦安多年研究并制定的阴阳辨症(证)法则。
郑钦安辨认一切阳虚症(证)法为:“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近似实火,俱当以此法辨之,万无一失。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阳虚症法》)。
郑钦安辨认一切阴虚症(证)法为:“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外虽现一切阴象,近似阳虚症,俱当以此法辨之,万无一失。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阴虚症法》)。
这就是郑钦安积前人经验与自己多年研究之结果,把中医最为核心的阴阳理论基础,用以阴阳实据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不管其疾病是复杂多变,都可以应用上述标准,来评定与衡量其阴阳性质,最后定性质其为阴症(证)或阳症(证),决不会有差错。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阴阳辨证标准,去评定或衡量身边的一切病证,那么我们的临床疗效一定是“与众不同”,况且“无论一切上、中、下部诸病,不问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搞,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
你看,郑钦安老夫子说的多么之自信,只要我们按他的这种阴阳辨证法则,去认识一切疾病,按此方法用药,临床疗效可能要达到百分之百,这么高的临床疗效可能是一个医生一生要追求之目标,在这里我们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法宝。
所以说,郑钦安被火神派后世者追奉扶阳鼻祖,我们感觉到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也是火神派研究达到了颠峰阶段的标志。
3.辨三阳病与三阴病
郑钦安的阴阳辨证法则从提炼与形成,与其精研《伤寒论》无不密切相关。《伤寒恒论》一书不仅提示郑钦安对仲景之书研究多有心悟,同时,在《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两书之中,无不透射出阴阳与三阴三阳的联系。
如在《医理真传·阳明经解》中所说:“万病不出阴阳二字,阳极化阴,阴极化阳,自然之理。阴阳分布六经,六经各有所主之气,寒主太阳,燥主阳明,火主少阳,湿主太阴,热主少阴,风主厥阴”。
关于三阳病与三阴病之由来,郑钦安认为:“千古以来,惟仲景一人识透一元之理,二气盈虚消息。故病见三阴经者,即投以辛热,是知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故着重在回阳。病见三阳经者,即投以清凉,是知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故着重在存阴。
……观仲景于三阴阴极之症,专以四逆汤之附子,挽先天欲脱之真火,又以干姜之辛热助之,即能起死回生。……于三阳阳极之症,专以大承气汤之大黄,以救先天欲亡之真阴,又以芒硝之寒咸助之,即能起死回生”,故此,郑钦安得出:“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客疑篇》)。
郑钦安认为阴阳与三阴病和三阳病之关系,仲景早已在《伤寒论》中体现出来,“仲景一生之学问,即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元阳上,探求盈虚消长,揭六经提纲,判阴阳之界限。三阳本乾元一气所分,三阴本坤元一气所化,五脏六腑皆是虚位,二气流行方是真机”(《医理真传·独参汤用药意解》),这个真机便是阴阳二气之流行,流动之后便为三阴与三阳。
因此,郑钦安认为:“(《伤寒论》)三阳经病者,邪从阳化,阳盛则阴必亏,以存阴为要,滋阴降火之说所由来也。三阴经病,邪入多从阴化,阴盛则阳必衰,以回阳为先,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所由起也。
……以三阳之方,治三阳病,虽失不远。以三阳之方,治三阴病,则失之远矣”(《医理真传·卷二》),同样,“以三阴之方,治三阴病,虽失不远。以三阴之方,治三阳病,则失之远矣”(作者心悟)。表明,郑钦安阴阳辨证与三阴三阳之理论基础,均来源于《伤寒论》,而《伤寒论》之精髓内涵,就体现出三阴病与三阳病中分辨出阴阳来,这就从根本上表明,仲景学说之思想精髓是阴阳辨证之根本和基础。
4.阴阳症状辨证规律
郑钦安虽然把阴阳理论辨证落实到了阴证(症)与阳证(症),但结合临床上之后,不同情况下阴阳辨证的的分别,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为此,郑钦安为了帮助后来者,能够在临床中明辨阴阳——即阴虚症与阳虚症,他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在《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两书之中,运用大量的临床实例来帮助我们分别阴虚与阳虚——即阴症与阳症问题。
首先,郑钦安在四诊上,应用四诊歌诀,来分别辨清阴阳症状,特别是在切脉问题上,郑钦安自己多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切脉一事,前贤无非借寸口动脉,以决人身气血之盛衰耳。盛者气之盈,脉动有力……皆为太过,为有余。
火旺则阴必亏。……衰者气之缩……,皆为不及,为不足,为火虚。火虚则水必盛”(《医理真传·切脉约言》),因此他总结出来:“切脉以有力与无力,知之气虚实”(《医理真传·再解古脉说》),同时,“望色以有神无神,定气之盛衰。
闻声以微厉,判气之盈缩。问病以饮热饮冷,知气之偏盛”(《医理真传·再解古脉说》)。郑钦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万病都是一个气字,以盛衰两字判之便了”(《医理真传·再解古脉说》)。也就是说,不管疾病是多么的复杂化,郑钦安认为只要抓住盛衰二字,阴证与阳证——阴虚与阳虚自然明了。
在临床上疾病是复杂的,郑钦安为了帮助后来者能够登堂入室,不惜苦口婆心,在《医理真传》中,举例子说出阳虚症问答,共例举了31种情况,分析阳虚机理与治疗方法,为临床上应用好方药指点迷津。
同时,在书中他还就阴虚症问答,并列举了29种情况,分析其阴虚机理与治疗方法,为临床上参考提供借鉴。从这些郑钦安列举的问答中,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就是讲病案,讲针对具体情况如何操作的问题,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并应用好阴阳辨证法则,提供了详细的临床实据。
同时,在该书中,郑钦安还就杂问中的14个问题,以及认病捷要总诀中,列举了29个病症阴症与阳症——阴虚与阳虚分辨方法,可谓是细致入微,意在告诫我们如何在临床操纵阴阳辨证的问题。
在《医法圆通》一书中,郑钦安就辨认邪盛热炽血伤病情,举出25个例子,进行一一解说,并指出治疗思想与方法。同时,辨认阴盛阳衰及阳脱病情,他例举58种情况,进行了一一解说与指出治疗方法与药物。这对我们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郑钦安所说的某个例句,我们在临床上均发现与危重病人所表现情况惊人相似,可见郑钦安所例举的这些情况,均是来源于临床实践与观察记录。
5.阴证阳证辨治规律
既然郑钦安以阴阳辨证实据为起点,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如何进行阴阳治疗的规律与法则的问题了。所以说郑钦安指出:“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也”(《医理真传·用药意解》)。
郑钦安强调辨病治病“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认为“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统分万病。他说“万病不出阴阳两字,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
他在《医理真传》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后,紧接着就写有“辨认一切阴虚症法”。 同时,他对《素问·生气通天论》中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具有深刻的认识,并认为“此阴阳二气原是平均,自然百病不生”。
如果一元之气有盈缩之变,阴阳不能使之平均,故有盛衰之别,水盛则火衰,火旺则水弱,此阴症、阳症所由来也。并强调“要知阴阳平和之人,六邪不侵,七情不损”。
“发病损伤即有不同,总是以阴阳两字为主”。在辨证论治中,他也始终突出阴阳这个总纲,阴盛者阳必衰,阳盛者阴必弱,不易之理也。他积多年的临床经验之总结,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把《内经》辨证论治中“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落实到了实处。
然而,为什么当时郑钦安会被人们誉为“郑火神”及“姜附先生”呢?他又为什么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呢?这就需要我们对郑钦安学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要有所了解。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受叶天士之类学术思想的影响,医家多推崇用药以寒凉轻灵,相延日久,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于成法,远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而流行于世,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世风,更加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不考虑寒凉药物损伤人体阳气之弊端的时风。
为了扭转时弊,郑钦安著书立说,批判当时喜寒凉惧温热的错误倾向,由于时医不知顾护人体阳气,滥用寒凉,以致阳损虚寒证由生,他说“近阅市习,一见此等病情,每称为阴虚,所用药品,多半甘寒养阴。
并未见几个胆大用辛温者,故一成虚劳,十个九死。非死于病,实死于药,非死于药,实死于医。皆由医家不明阴阳至理,病家深畏辛温,故罕有几个得生,真大憾也”(《医法圆通·卷三》)。因此,他在其《医理传真》及《医法圆通》两书中反复强调“阳气”的重要性,同时为了能使这种系统化的理论形成,他探求《周易》、《内经》阴阳至理,并认为“万病总在阴阳之中”,而“万病一气说””更表明他对“阳主阴从”论辨治观具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并总结出:“病有万端,发于一元。
一元者,二气浑为一气者也。一气盈缩病即生焉。有余即火,不足即寒”(《医法圆通·卷三》)。在治疗中,他还认为:“万病起于一元损伤,分而言之,上中下各有阴阳,十二经络各有阴阳,合而观之,一阴一阳而已。更以阴阳凝聚而观之,一团元气而已。……余意此病治法,宜扶一元之真火,敛已散之阳光”(《医法圆通·胀满》)。
在辨证论治中,虽然郑钦安始终突出阴阳这个总纲,然而在阴阳两纲之中,他又特别重视阳气,并从理论及临床长期观察中认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治疗中处处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医法圆通·中风》)的思想理念。
在临床实践中,始终贯穿“阳主阴从”之理念为主导思想,其治病之法,首重扶阳,临证之时必须首先考虑元气盈虚损伤情况,以扶阳救逆,抑制阴邪。因此,在时代的风气下,加之感悟《周易》、《内经》、《伤寒论》三书之经典之旨,从而形成了一个火神派学术思想,以及擅用姜桂附及四逆汤类方药的学术风格。
郑钦安善用姜桂附及四逆汤类方药,并且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桂附及四逆汤类方药,也不是偏爱所喜好,而是从阴阳辨证出发,当用则用。他说“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一句话道出了真机。
因此,他突出了阴阳为纲的辨证学术思想。正如当代已故名家何绍奇先生评价说:“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对于阳虚之人,郑钦安崇尚仲景之治法,他说:“在上者,仲景用桂枝以扶心阳;在中者,仲景用建中、理中以扶脾阳;在下者,仲景用四逆、白通以救肾阳”(《医理真传·卷四》)。他除善用姜、桂、附治阳虚证外,也同样亦精于阳热证辨治,治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姜桂附之间。
在《医法圆通》中,他曾说一句 “阴虚一切病症忌温补也……若扶其阳,则阳愈旺而阴愈消,每每酿出亢龙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在《医理真传·卷三》中说:“大承气汤一方,乃起死回生之方,也泻火救阴之方也。
……仲景立法,就是这元阴、元阳上探盛衰。阳盛极者,阴必亡,存阴不可不急,故药之分两不得不重;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二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功,仲景一生学问,阴阳攸分,即在此二方见之”。已经完全告诉了我们,他绝非重桂附而不用寒凉。
由此可见,郑钦安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针对当时医家喜寒凉、恶辛热,“病家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医法圆通·卷一》)之世上通病的境况,所作的救偏补弊之举。其立论不偏,用方阴阳指征明确,虽强调姜桂附温阳药物的起死回功之效,但并不否认寒凉攻下之品的力挽狂澜之功,我们只要通读其著作,读者自当明知而无异议。
6.阴阳辨证启示我们
火神派领袖郑钦安先生,至所以擅用姜桂附及四逆汤类方药,其根本目的在以针砭时弊,同时也突出辨证论治这个根本的原则。如在《医理真传·坎卦解》云:“历代诸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茫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
郑钦安在其著作中多处可见类似论述,他常常是一面阐述自身观点,一面又同时批驳“市习”错辨阴证之弊端,其根本精神是在于针砭当时医家,不辨阴阳寒热而恣用寒凉的不良习惯。由此可知,郑钦安之所以在其著作中以大量篇幅阐述阳虚证治法,倡用温热治法,目的是在于纠正时风滥用寒凉之偏习。
郑钦安在阴阳辨证之中,为什么要强调辨识阴证呢?阴证之形成,当然最重要的是体质,或者说禀赋属素体阳虚者,正如他常说的“凡久病与禀秉不足之人”。此外,与饮食劳倦、房室不节也有关。
还有一个更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医者不识阴阳,不分体质,对素体阳虚者既病之后滥用、误用、多用、久用寒凉滋腻,更伤其不足或虚衰之阳。特别是医源性损伤阳气在当代更为广泛,长期使用抗生素、激素、输液等医源性损阳气比比皆是,而过度的使用寒凉一类药物,或汗、吐、下法,误治、失治,以及祛邪过度而损伤阳气。
若失于及时的治疗,延误病机,也可能导致疾病的深入而损阳气。如外感表证,未能及时正确的治疗,有可能内传入里、损阳伤正。
再一方面,若用祛邪之法,亦必须把握尺度,以保护阳气。汗、吐、下法不可过度,以免损伤阳气。因此,郑氏说:“目下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吡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故而,这才有火神派扶阳理念之产生,并且日益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