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起,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
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其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他说,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王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
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经董仲舒提倡而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
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充满了神秘色彩。
董仲舒对儒家人性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性三品说”,开启了汉唐儒家的性品级学,其基本特点是完全依道德高下来判分人性品级,这是儒家人性论发展史上第一个讲求人性品级差异的人性论。此后,注释儒经、训诂章句盛于历代,形成了以经、传、注、疏为正途的治学传统。
董仲舒在伦理道德观上继承了孔孟重视教化的传统。他从人与物的本质出发,把仁义视为人的天性,进而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之道”,把它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一起,作为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从一开始确立时就充满着内在矛盾,因为其要求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生活中的平等,使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人对理、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的服从、义务关系。
为了克服这个矛盾,董仲舒只得借助于天的神秘意志,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学的独尊,董仲舒伦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化的统一。
总之,汉代“群儒之首”董仲舒对孔子所修订的儒家经典进行了有目的、系统的损益。他通过“微言大义”的形式论述早期儒学的精细喻义和要义,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条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道德;他在延承《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借鉴了战国以来阴阳学派的阴阳五行理论,建立了适应帝国政治需要、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天人合一理论,提出了“五德始终说”、“三统说”、“灾异说”等概念,为汉政权承秦而来的合理性及皇权的神圣性等,做出了理论上的解说和肯定,克服了孔孟时儒学“是非古今,不达时务”的缺陷,一举夺得封建社会官学的宝座。
(本文摘自《国学精要》一书;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