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访谈 访周恩来侄女、原中新社副社长周秉德
——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新闻行动特别报道
周秉德家中的周恩来全身塑像
周秉德与周恩来合影
一尊五六十厘米高的周恩来总理全身铜像被安放在进门左手的边柜上;过道北侧墙壁上,悬挂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条幅,边款特别注明:“右为大伯恩来公元一九一七年时年十九岁 侄秉德二○一七年复制敬书”;书房书橱上端放着周恩来总理半身铜像;客厅里,一张小女孩与周总理的合影,仿佛在述说着这个女孩与周恩来总理的血脉深情。1949年,初进西花厅,这个女孩年仅12岁。现如今,她已80岁。岁月很长,思念很浓。
2017年12月6日下午,“矗立的丰碑 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新闻行动采访团来到北京西便门外大街,在周恩来侄女、原中新社副社长周秉德的家中,听她讲述西花厅里的家国情怀。
奇妙12岁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投奔伯父周贻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49年,12岁的周秉德离开天津来到北京中南海,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开启人生一段新的旅程。12岁,这是一个奇妙的数字,这是两代人新生活的开启。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有三个儿子,周恩来是老大,在家族里排行第七。周恩来有两个弟弟,分别是二弟周恩溥、三弟周恩寿。周秉德是周恩寿的女儿。
1937年,周秉德出生在哈尔滨,是家中6个子女的老大。这位周恩来的嫡长侄女,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也是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秉德在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此后的几十年里也从未间断地去看望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
“父亲在天津做些党的外围工作,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坐了半年牢。1949年1月,天津、北京相继解放,父亲就到北京看望伯伯,商讨自己的工作安排。”周秉德说,周恩来得知她当年将小学毕业,就让她到北京读书。
1949年6月底,周秉德到了北京。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中南海的情景。当时周恩来住在丰泽园,11月份搬到西花厅。“从新华门进了中南海,得绕上半个中南海,才到了丰泽园。丰泽园是一大片地方,伯伯和毛主席住的小院都是挨着的。”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周秉德第一次见到了伯伯。“他坐在那里,仰着头看着我。”
“你就是秉德?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周恩来仔细打量周秉德后说,“都有点像。”
周恩来接着对周秉德说:“你到这里来就要上学了,就要参加考试,考取了就能上学了,已经给你报名了。我平常可没时间,叔叔管你啊,要听从叔叔的安排。”
回忆起初见伯伯的那一幕,周秉德说,当时小,也不知道紧张,“就觉得他特别像我爸。为什么他和我爸这么像呢?因为他是我爸的哥哥,我知道我得听他的”。
开学前,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带着周秉德到王府井做了两套衣服。周秉德穿着蓝色咔叽布小西装,很漂亮。周恩来看到了,双手插在腰间,打量着说:“刚做的?不错!”过了一个星期,周秉德换上第二套黄色的新衣服,周恩来皱起了眉头:“怎么又一套?浪费!”
邓颖超在一旁解释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总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嘛。”
周恩来说,他在南开上中学也住校,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藏青棉袍。他教育周秉德说:“现在我们刚进城,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
在周秉德的记忆里,节省再节省,是伯伯一生的习惯。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经回忆:在他留给我的一堆遗物中,竟没有一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是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布料颜色的毛巾睡衣,年岁恐怕与我1952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样大;其中有一套伯伯最经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与我几乎同岁,是抗战以后,伯伯去敌占区工作时做的。
建国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于是,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
周秉德复制“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条幅
伯伯总理
1949年末,周秉德7岁的弟弟周秉钧、5岁的妹妹周秉宜也住进了西花厅。
当时,周恩寿在北京工业钢铁局工作。“伯伯不让爸爸用周恩寿这个名字,只能叫周同宇,怕别人给关照。同时他找了单位领导谈话,要求给周同宇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靠着裙带关系安排工作,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安排高官厚禄,那是封建意识’。
”周恩寿成了工会的一个小干部,按照级别分到两间小东厢房,有西晒,也不通气。“当时家里有4个孩子,住不下,三个能够离开父母的孩子都到了西花厅。”周秉德说:“直到伯伯、七妈去世后,从他们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伯伯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占了二分之一!”
其实,周家家族里有个老规矩,如果其中一个兄弟没有子女,其他兄弟就要过继一个子女给他。周恩来小时候,为了给病重、当时没有孩子的叔父周贻淦“冲喜”,就被过继过去。在周恩来三兄弟当中,周恩来没有子女,老二周恩溥只有一个孩子,老三周恩寿有六个孩子。
周恩寿曾提出过继一个孩子给周恩来,男孩女孩都可以。周恩来没有同意,“我要是要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
周秉德兄妹住进西花厅,因为周恩来是伯伯,这里是伯伯的家;在西花厅里,周秉德兄妹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因为伯伯是总理。周恩来总理教育他们不能有特权思想,一切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去考虑。“伯伯讲,你们都是普通学生,不能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待遇,就连特殊的观念都不能有。现在是普通学生,长大后是普通老百姓,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
周秉德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六七点钟,自己正在看书。像往常一样,周总理结束了通宵达旦的工作,来到西花厅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当他看到周秉德在看书时,走到周秉德面前很不高兴地说:“秉德,你怎么还在这儿看书?”周秉德有些不大理解,伯伯为什么不高兴?
“你没看到这些叔叔们在打扫院子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在这儿看书?”周总理接着说道。
这一幕让周秉德记忆深刻,她马上就明白了,“国家总理的侄女,并不比那些打扫庭院的普通战士高一等,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家国情怀
对于侄儿辈的工作选择,周恩来都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作出要求,有时候甚至显得“不通情理”。周秉德姐弟六人中,先后有四个人当兵,但是周恩来的态度却各有不同。
文革前,考大学、留苏是青年人最向往的,周恩来此时却要求自己的侄儿从军。1961年,周秉钧高中毕业,他有两个志向,一个是考清华大学,老师说他的成绩好,肯定能考得上;一个是当飞行员,已经报名,体检合格,就等着最后的政审。
“伯伯动员秉钧参军。伯伯说,‘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了,今年复员军人不到城市工作,都到农村去,增加农村生产力。征兵也尽量在城市,咱们都是当兵的出身,也让咱们自己的孩子去当兵,你们可以说我没有儿子。
对,我是没有儿子,我有侄儿,我可以动员我的侄子去当兵。’伯伯就这样对秉钧说,眼睛盯着眼睛说,‘一定要当兵,如果当不了飞行员,就当陆军,不能上大学’。”周秉钧当上飞行员后,周恩来又要求他到一线战斗部队去。1965年,周秉德四弟周秉华高中毕业参军,周恩来也非常支持。
到了文革期间,当兵成了很多青年人首选的时候,周恩来却要求自己的侄子侄女不能当兵,而是要坚守基层。1968年,周秉德最小的弟弟周秉和、最小的妹妹周秉建主动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两个人在基层成长很快,入了党,并按照正常程序,被推荐当兵。得知此事后,周恩来要求两人脱下军装,回到基层。尽管有十二万分不愿意,周秉和、周秉建还是按照伯伯的要求离开军营,回到基层。
“唯有这次,伯伯动用了自己的关系,让下面的人通知相关单位,给秉和换了一个县、秉建换了一个旗。等于他们是新来插队的,让他们心理上有所平衡。这是伯伯唯一一次因为我们的工作做了‘动作’。”
也是在周恩来潜移默化的教育下,初中毕业之际,周秉德选择报考北京师范学校,准备做一名乡村女教师。“1952年,全国的文盲比例比较大,我就觉得做小学老师很必要,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孩子需要我,我要做最基础的小学老师。”师范毕业后,周秉德放弃上大学的机会,选择到农村做了一名小学老师。“没有伯伯的教育,是不可能有这个选择的。”
后来,周秉德走上领导岗位,单位福利分房,她从来没有考虑自己,而是把房子分给有需要的同事,自己一大家子却住在公婆家的老房子里。直到有了双胞胎孙子,家里太挤了,周秉德才“觉悟”到自己没有房子,“这也是在伯伯的影响之下自然而然作出的选择”。
周秉德讲述西花厅往事
爱的真谛
周秉德家客厅里,《沉思中的周恩来》照片旁,挂着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画像。周秉德的爱人沈人骅,就是与周恩来有至交的沈钧儒老先生的长孙。沈人骅是家中独子,《兵役法》规定,独子可以不当兵。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正在大连工学院读书的沈人骅认为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毅然报名参军。周秉德、沈人骅两人一见钟情,相濡以沫34年。
周秉德拥有甜美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与伯伯的教育密切相关。2017年11月18日,周秉德在北京卫视播出的《我是演说家》节目中,讲述了伯伯对她进行的爱的教育,打动了无数观众。
周秉德20岁出头的时候,周恩来跟她讲了自己的恋爱故事,“好像是给我进行恋爱教育,恋爱观的教育”。
1920年,周恩来去了法国勤工俭学。那时,周恩来有位女友,这个女孩和周恩来一样,都是天津学生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到了法国,两人一起加入少年共产党。不久,这个女孩思想有了变化,不想过问政治,只想好好研究学问。
周恩来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觉得他所要寻找的终身伴侣,在共同的革命征程中,应该可以克服一切的艰难险阻,勇敢面对,这样的人才可以。周恩来和这位女孩结束恋爱关系,然后给天津学生五四运动中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写信。
“他在这时候就告诉我,你要找一个终身伴侣,你要找朋友,要有一条,别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全心全意地为咱们的国家奋斗,有共同的志向,才是你应该找的终身伴侣。”周秉德很感动,接受了他的教诲。
旅欧时期,周恩来给邓颖超寄了很多明信片。有一张明信片,正面是德国两位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头像。在这张明信片背后,周恩来写道:“愿我们两个人和他们两个人一样,将来共同走向断头台。”
周秉德说自己不会演讲,但是当她在演讲中激动地说道,“这是情书啊,孩子们。情书,是这样说的”,现场观众被深深感动,响起热烈的掌声。点评嘉宾陈鲁豫感动地说,“两个人一起上断头台,不是一起要去寻求死亡,而是要一起迈向新生。而且不仅仅是两个人走向新生,是要带着整个国家、带着整个民族走向新生。”
思乡之情
自从1910年到东北求学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淮安。然而,在与周恩来相处的过程中,周秉德感受到了伯伯浓浓的思乡之情。周秉德说,伯伯在口音、饮食习惯等方面保持着家乡淮安的特色。伯伯喜欢吃家乡的淮扬菜,自己还会做。
周恩来的六伯父周贻良80大寿时,按照淮安规矩,周恩来特意邀请集周恩寿以及在京侄儿、侄女们一起到西花厅为他祝寿。周恩来很高兴,穿上围裙,亲自下厨做了梅干菜烧肉、清蒸狮子头等周贻良喜欢吃的家乡菜。
1951年,邓颖超生病,住到颐和园听鹂馆后面的一个院子养病。“这对伯伯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平常伯伯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公园。七妈住在颐和园,伯伯看望她的时候就同时逛了公园。”周秉德告诉采访团,暑假的时候,他们经常陪着伯伯去。在去颐和园的路上,没有开道和护卫的车,就一部车,周恩来一般就带一个司机、一个卫士。进颐和园之前,先停下车买票,也没有禁园之说。他和普通游客一样,有认识的游客就握握手。
最让周秉德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去颐和园看望邓颖超,周恩来一定到颐和园东北部的谐趣园走一走。
当时,年幼的周秉德并不知道伯伯为什么爱来这个地方。直到37年后的1988年,周秉德第一次踏上故土淮安,才找到了答案。周秉德说:“在淮安勺湖公园对面的又一勺公园,我感到特别亲切、眼熟,特别像谐趣园。当年伯伯沿着谐趣园的曲径边行走边欣赏风景,是不是也在宽慰自己平时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
周秉德从淮安县一些老领导那里更深刻了解到伯伯内心深处的那片深情。1958年7月,周恩来在西花厅与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长谈了四五个小时,询问淮安的变化,谈论自己的童年往事。周恩来对王汝祥说:“小时候,我和小伙伴经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锁起来,我们就悄悄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大人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喝寻找。”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我的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备,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在淮安县委招待所里,听着王汝祥讲述这段往事,周秉德才深刻了解到伯伯浓浓的思乡之情以及对家乡、对亲人深深的眷恋。
那一个吻
在周秉德家客厅墙壁上,悬挂着大幅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指着这幅照片,周秉德向采访团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1973年1月,《时代》周刊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随意大利外交部长梅迪奇到中国访问。焦尔乔·洛迪特别敬仰周总理,特别想给周总理拍照。在被周总理接见前,意大利代表团接到通知,不能携带相机。按捺不住对周总理的敬仰之情,焦尔乔·洛迪偷偷带了一个小相机。
散会后,本来焦尔乔·洛迪在中间,他就慢慢磨到最后,来到周总理面前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我向别人谎称没有带照相机,但实际上我带了。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
周总理看了看他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
“是的,总理先生,我是说了谎。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这是第一次请求您,耽搁您一小会儿时间让我为您照一张相。”焦尔乔·洛迪恳切地说。
周恩来笑了,对他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人的请求,我总是愿意的。”
“其实,焦尔乔·洛迪是少白头,当时他是个中年人。”周秉德笑着对采访团说。
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焦尔乔·洛迪回忆说,“我让他走近沙发,并让他坐下来。他的姿态是那样高贵,他当时的姿势是这样的,你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得出,他的手,他的胳膊肘这么完美地放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任何提示……当我正在取景时,他的一个秘书从远处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远方,仿佛朝着中国的未来看去。”
这幅《沉思中的周恩来》首先刊登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占据了中心页数整整两页篇幅。1974年,这张照片荣获美国最有名的新闻照片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认识世界奖。
“上世纪80年代,焦尔乔·洛迪来到中国,看望我七妈。七妈很赞赏这张照片,很感谢他。临走前,他说,‘我还有一个请求’。七妈问,‘什么请求?’焦尔乔·洛迪真诚地说,‘我非常想给你一个吻。’”周秉德说,邓颖超就非常自然地低下头,让焦尔乔·洛迪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焦尔乔·洛迪激动极了,他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老年的东方女性可以接受西方的这个传统礼节。”
情浓意切
采访团采访周秉德前两天,她刚去哈尔滨出席一所中学的“周恩来班”命名仪式,为同学们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目前,“周恩来班”遍布全国,还有专门的网站,让周秉德非常欣慰。
多年来,周秉德怀着对伯伯深厚的感情和敬仰,不辞劳苦,尽可能出席参加各地关于周恩来的纪念、学术研究、教学等活动。周恩来生活、学习、工作、战斗、视察过的地方,她都尽量抽出时间走一走看一看,向人们讲述周总理的家国情怀、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她感受到全国人民对周总理深深的怀念之情,尤其是周恩来精神在年轻人中间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0年,周秉德著作《我的伯父周恩来》出版,并于2009年再版。目前,周秉德的最新著作《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已经付印。
2016年10月9日,周秉德发起成立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大鸾”是周恩来的乳名,“翔宇”是周恩来的字,“以此为名寓意着基金会将继承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本着‘怀慈善之恒心,献福祉于民众’的宗旨,如一只翱翔天宇的神鸟将无边大爱播洒人间”。
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下设“恩来基金”、“翔宇基金”、“大鸾帮扶基金”和“薪火公益基金”。据介绍,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致力于以弘扬与传承周恩来精神为主的助学助教及研究活动;致力于为加强亚非拉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间文化、经贸交流提供助学帮扶、合作支持活动;致力于为中国革命老区、对新中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老旧工业地区提供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的服务;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助学助教、扶贫济困和文化传承等工作,以加强各民族间的和谐交流。
周秉德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她说,回淮安,就是回家。1988年,周秉德第一次来到淮安,参加周恩来纪念馆奠基典礼;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周秉德来淮参加相关纪念活动;2010年7月28日,2010淮安周恩来读书节开幕式举行,周秉德到场为读书节活动赠送了手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牌匾;2016年12月1日,应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邀请,周秉德在周恩来纪念馆作《周恩来的家风家规》“两学一做”专题党课;去年5月21日,参加完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周秉德回到淮安参加相关活动。
今年1月4日,亲情中华·恩泽梨园——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戏画展在周恩来纪念馆开展,周秉德来淮参加启幕仪式。她说,虽然自己没能生长在淮安,但这里却养育过她的父辈,这里也是她的家乡。因此,虽然她常住北京,却时常抽空回家乡看看。
采访最后,周秉德将自己复制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卷轴赠送给采访团,希望家乡淮安在学习、弘扬周恩来精神方面树立标杆,“感情更重,要学得好,学得更全面,学得更到位,挖掘得更深,做得更深入,与全国人民一起继承先辈遗志,共铸中华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