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的儿子和女儿陶斯亮行走在山路上的好儿女

201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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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两会"前夕,本刊着力打造<中国城市·形象>选题的时候,与中国市长协会再次走近.陶斯亮从1991年开始进入中国市长协会工作.从此她的名字,她的感情,她的事业坐标一直与中国市长的工作紧密相连.2007年政协会议期间,她有两个提案,一个是:建议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下的市长可以直选,原因是"中国城市很小,你为百姓做过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这个提案得到很多委员的拥护;另一个<关于成立国家民意调查机构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两会”前夕,本刊着力打造《中国城市·形象》选题的时候,与中国市长协会再次走近。陶斯亮从1991年开始进入中国市长协会工作。从此她的名字,她的感情,她的事业坐标一直与中国市长的工作紧密相连。

2007年政协会议期间,她有两个提案,一个是:建议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下的市长可以直选,原因是“中国城市很小,你为百姓做过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这个提案得到很多委员的拥护;另一个《关于成立国家民意调查机构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就在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夕,通电话时,她还在友谊宾馆政协委员的驻地忙着写新的提案。

想到在去年“两会”期间,陶斯亮受邀在中国网直播间做嘉宾访谈节目时,她说,她曾被一位成都市长的理念感动,这位市长说“不求成为中国最有实力、最发达的城市,但求把她建设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之一,要让人们一生都在平安中度过。”

作为记者,我与陶斯亮大姐相识多年,更是深深体会到“亲民”、“责任”、“让老百姓快乐”等理念,都已成为她光彩人生的底色。

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快乐

让老百姓生活快乐,这是几代共产党人的追求,也是陶斯亮发自内心的情感,于是她作为中国市长协会会长和她的团队自觉承担在肩头的一种责任。

2002年底,我与陶斯亮一行在海南参加“博鳌论坛”的活动。当时在社会上,有许多节庆活动,像“西瓜节”、“风筝节”、“服装节”,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节庆活动,既带动了经济,又让老百姓乐在其中,但也有的节庆活动,一掷千金后没了下文。交谈中,陶斯亮略带思考地说,什么样的节庆活动能让老百姓感到快乐呢?她建议做个节庆文化方面的研讨会!她的想法得到我原来所在单位《今日中国》老领导的鼎力支持。

本着要研究如何让百姓快乐的想法,陶斯亮带领着大家一步步推动着“中国城市节庆文化研讨会”的工作,推荐专家、找赞助,召集大家开筹备会议,完善议题,等等。我受陶大姐嘱托,特邀上海策划节庆活动的市场运作专家——外国人马列克前来参会。

2003年11月,由中国市长协会和今日中国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节庆文化研讨会”在贵州的铜仁地区举行,中国百余名市长与中外专家一起为中国节庆文化的发展出谋划策。“节庆文化一掷千金是否值得?”,“广西民歌节产业化的启示”等主题研讨深受大家欢迎。马列克更是详尽介绍了作为“外国军团”打造上海狂欢节的经验。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国网等媒体均用显要位置报道了此次研讨会的盛况。

当许多城市还在单纯看重 GDP增长时,“如何让老百姓感到快乐”却已成为陶斯亮和她领导的市长协会努力研讨的课题。

为什么陶斯亮总是把老百姓的事情看得这么重?这让我们想起陶斯亮的父亲陶铸。陶铸在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期间,做的第一件轰动当地的事,就是把几百年来都在河里破船上居住的“旦家”安排上岸,十几万人有了田种,有了屋子住,结束了风雨飘摇的生活。

陶斯亮的母亲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也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井冈山反扫荡中,红军掩护老百姓往山里撤退,十六岁的女战士曾志突然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一位拎着两个孩子的大嫂跑了过来,将自己的孩子放下一个,拎起曾志就向后方跑去,而后面赶来的红军炊事班班长救起了大嫂的孩子......在曾志看来,自己的命是老百姓给的。

陶斯亮自己,也是在年幼时,被一个身带残疾的红军杨叔叔背着转战大半个中国,直到杨叔叔亲手把她交到父亲陶铸手中。

父辈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这使她心里深埋下了与百姓血脉交融的情感。

2003年8月,我与中国女市长协会一行到甘肃东乡扶贫。途中路过兰州市。兰州是中国唯一一座黄河从市中心穿过的城市,市区马路比较通畅,也比较干净。在黄河古渡口,“黄河母亲”的雕塑矗立在浑浊的黄河旁。尽管“母亲”的脸上有甜美的笑容,但她身旁的景致却让人黯然神伤——在黄河岸边,与黄河之水相连的雄伟的山峦几乎是寸草不生。

据说,在50年代,这里的人们就背着冰块儿上山绿化,但几十年过去了,仍不见绿色。如今,站在古老的黄河渡口,已成为旅游一景的羊皮筏子在水上漂着,附近突兀的山上,几条架着的水管正在对一些新树苗进行浇灌,那细细的水流就像大地的眼泪。

从兰州继续往东走出几十公里,就是临夏州东乡地区所在,那里的土地更显得格外贫瘠。几年来,这里是中国女市长协会的扶贫点,关心下一代教育和成长是陶斯亮放不下的责任。笔者亲自目睹了陶斯亮和原甘肃省副省长尧凤煮是怎样不知疲倦地奔波在这条山路上。陶斯亮连续几年到东乡一个小学校里扶贫,她和尧凤煮一起出面组织,多方求援,共同筹集了几十万的办学之善款。

在当地吃饭的时候,有人笑着对《中华儿女》的记者说:“快写写陶会长她们吧,真是中华好儿女。”陶斯亮大姐乐着站起来,说:“不用夸赞了,我们都是中华老儿女了。”“中华老儿女”这个称谓是多么让人开心啊。

当时临夏州正在举办风情节,大街小巷穿梭着兴高采烈的男女青年,在他们看来,风情节有央视的主持人来主持,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放,世界就一定会知道临夏州了!

晚上,当地部门请我们一行在离施放焰火很近的地方观看焰火。五彩缤纷的烟花升上空中的时候,哗啦啦黑色的土屑不停地掉落在我们头上。我有些坚持不住了,真想悄悄溜走,再看陶大姐,她依然微笑着,望着天空,还不时地鼓一下掌。她在细微之处体谅着主办方的良苦用心和美意。

陶斯亮大姐当年在临夏地区当了五年的部队医生,她的情感深系于这块土地上。一天早晨,我陪着她来到她工作过的部队医院。院子里百余名军医列队向她行军礼欢迎。陶斯亮一边参观,一边向我讲述她当年和战友工作的情景,她讲了当时老百姓缺医少药的情景。她的感情又回到了当时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情境当中。

温柔与坚定,是底蕴也是修养

和陶斯亮相处久了,对她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并在自觉不自觉中受着她的影响。

1999年,我参加了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中国女市长协会第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全国50多位女市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后,我们和陶大姐一行赴玉龙雪山再到丽江进行考察。一天的舟车劳顿,大家已是十分疲惫。导游问大家:“晚上有安排好的纳西古乐演出,谁愿意去?”一车几十号人,无人应答。我们真的是太累了。就在这时,只见大巴车的前排有手臂悄悄举起来,随后是全车的人都相继举起了手。

因为大家知道那是陶大姐坐的位置。那时,我充分理解了什么是榜样的力量。事后,陶大姐却说:“我年龄大了,我把每到一个地方都当做最后一次到达。”那天晚上,几位脚上还带着大田泥巴的男子的演出十分精彩,让人感到时光在丽江仿佛停滞了。

在那里我还了解到,曾有一个叫洛克的外国人,在丽江待了七年,最终把纳西族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这个外国人临去世时说,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再回到纳西族的兄弟中来。这一切如果没有去演出现场,怎么会有如此收获。后来,我正是受陶大姐的影响,才开始把每一次远足都当作是人生最后一次经历去珍惜和体验,让自己在旅途中看得再多一点,走得再远一点。

在与陶斯亮大姐接触中,感受最多的是,她温柔的性格中散发着内心的坚定和力量。

就在筹备“中国城市节庆文化研讨会”期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非典”悄然袭来。我们过来的人都知道,“非典”留给人们的记忆是如何惨烈。

当时,单位班车上,也有了“疑似”病人。于是我也被隔离了,看不下书,吃不好饭。当天,得知消息的陶大姐发来信息,先是一句流行在网上的笑话,然后说“咱怎么也不能被非典吓死!每天向姐汇报情况!” 最令我惊叹的是,她还在信息里加上动画小人。

陶大姐乐观、开朗的情绪感染了我。那段时间,我似乎忘了她的年龄,只想让她轻松一下。晚上,我常给她手机里发去儿歌,如:“小姑娘入梦乡,梦里长出小翅膀,飞过高山和大海,看见海里出太阳。

”她从乡村回市区的路上,又给我发来信息:“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村童立刻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高老钟敲响村头的老铜钟并高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戴口罩!’”这信息让我感到快乐的同时,更感到她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始终保持的一种无畏和勇敢的精神。

前不久,我偶然间看到《人民画报》当时策划的选题——《SARS终将倒下,人类的尊严永远站立》,感动依旧,我脑海中也始终保存着一幅画家朋友杨力舟、王迎春夫妇创作的巨幅作品——《黄河在咆哮》,画面上,船夫和激流在殊死搏斗,浊浪翻滚的河面上,船工、大船宛如大河上的一座中流砥柱,又如一道扛着山脉的脊梁,象征的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撑起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我知道,无论是“SARS”之役,还是今天的“雪灾”之战,这样的历程定会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正如画家朋友所说,每一次民族灾难,都是靠整个民族的力量共同“扛”着,才冲过了险滩。

对陶斯亮大姐的感情,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才这么深刻。每逢女市长协会开会,陶大姐或许有事不能出席,但这消息是不能提前透露出去的,因为对很多女市长而言可能会失望。有一次,在贵州举办中国女性问题研讨班,陶大姐没有参会,但我感觉她的人气始终围绕在大家周围。

获得“亚洲杰出女性奖”的原黄石市副市长胡菊萍告诉我:“陶大姐在女市长协会的威信是非常高的,相对来说,女市长工作中受到的锻炼有限,修养也参差不齐,而陶大姐从言谈举止到着装,对大家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新书发布会上,我看到陶大姐亲自为母亲策划、设计的纪念首日封上有曾志妈妈的照片,进入晚年的曾志仍是那样雅致、漂亮。回过头来再看书中曾志妈妈所经历的枪林弹雨,会更让人感觉心潮奔涌。

早就听陶大姐说,曾志妈妈的骨灰有一半埋在井冈山烈士陵园里。但当我亲眼看到山道旁,那块用普通的石头做的墓碑之时还是深受震动。墓碑上第一行字略大些,刻着“魂归井冈”,下面的字略小,落款是“老红军战士曾志”。陶大姐说过,这是按母亲的要求办理的。那天我在墓前献上了一束黄色的菊花,取“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 之敬意。

陶大姐曾说:“我的母亲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者,然后是一个事业女性,再后才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但是当她在前两个任务都完成后,就当起了全职妈妈和全职姥姥,母亲除了疼爱我以外,还疼爱我的两个孩子。这十几年母亲真是全心全意地把爱给了我们。”她的话真令人欣慰,我们愿意看到革命老人晚景如春。

作为享受了巨大母爱的陶大姐,性格中浸透了女性的温柔。这温柔成为了一种修养和影响力。有时我在工作中被一些事情急得要冒火的时候,我就会想一想,陶大姐会这样吗?因为我知道陶大姐,即使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也会把与别人摩擦的系数降低到不能再低的限度,而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因此在我看来,温柔与坚定,不仅是性格,也是修养。

感情依旧真挚,文笔更加优美

老革命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在20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是20世纪杰出中国共产党人心声的表达,文章曾在很长时间内收入中学课本。

十多年后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中,《人民日报》发表了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伴着春汛的奔涌,陶斯亮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灵。这封“信”也曾进入中学课本,至今,仍被许多人研读着,成为反思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父女两代都不是作家,但作品都上了中学课本,这在中国并不多见。两代人对革命理想,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也在血脉相传,并对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着影响。

再读陶斯亮今天的作品,坦率,真诚,乐观,是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把那一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和隐伏在其中的友情,生动、真切地倾诉出来;再看她写的《红色病床纪事》,文中把母亲对革命始终不渝的忠诚以及一家三代人不同的生活品味、思维习惯,活灵活现地端给读者,文字轻松而又内涵深刻。

就连出访国外的体会,陶斯亮也能洋洋洒洒一路写来,或令人会心一笑,或被深深触动。以至于在去年的政协会议上,有文联作家呼吁,请陶斯亮加入我们作家组讨论!期待陶斯亮写出更多的好文章来。

在对外传播领域,已有余秋雨、冯骥才这样的作家学者加入到跨文化传播的研讨中,如果能再有陶斯亮这样身份、这样位置、这样文笔的人加入其中,我们的外宣队伍该是多么的壮大!

她期望能利用好市长协会的资源

《对外传播》是一本研究外宣业务的刊物,也就是研讨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如何积极了解世界的变化和进步,搭建交流平台,以促进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改版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与她多有交流,她针对我们的提问每次的回答也很是坦诚。

“现在海外有些声音批评中国有些市长,在台下谈吐很是不错,可是一上台,讲话就空洞无物。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针对问题,陶大姐回答:“中国市长权力很大,但责任也重,这是成正比的。一把手有权力,掌握全面情况,也就比较敢说话。如果副市长没有得到授权,分工又很细的话,可能讲话时顾虑就比较大。”同时陶大姐也指出,现在中国市长文化层次一般都比较高,很多人都是从研究机构和高校或是海外来的,他们缺少实际工作的锻炼。

她接着说:“其实面对外国媒体还好说,碰到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事情才是真正的难题呢!”于是,她举出李瑞环,张百发,还有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等人的例子,她说,这些领导干部特别肯说也会说大实话,因为他们来自基层,他们懂老百姓的语言和心理。她建议中国市长要从基层干起。

谈到中国市长经常组织出国交流活动,我问:“中国市长该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陶斯亮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她说:“很可惜的是,政府相关部门没有用好中国市长协会这块资源。”接着她坦诚地说:“中国市长出国考察是以协会社团的身份,这在国外有相应的团体对话,这种对话有民间色彩,更利于交流。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市长出国好像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其实,相关部门可以让大家主动做些与外交和外宣相关的工作。比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如能有意识地让一些驻外使领馆牵头安排一些中外市长的交流活动。

这种对外交流,也是对市长协会资源的很好利用。”说到此,她举了一个例子:“在关于西藏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市长协会组织的活动中有来自拉萨的市长,他特想告诉外国人点什么,但由于没有时间安排合适的场合,也就谈了几句,拉萨市长大呼不过瘾”。

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她带团到德国考察,交流中她对德国主办方说:“我知道,你们特不爱听‘改革’这个词,任何一项改革在你们这里似乎都有阻力,于是社会就缺乏活力。而在中国,‘改革’从政府官员到百姓都会拥护,大家都盼望利国利民的新政策出台,这就是中国进步的动力。”大家听陶斯亮这样说,都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些市长也愿意做些外宣与外交方面的促进工作。

如今中国市长协会工作已进入成熟阶段,陶斯亮作为领头人经常组织考察团,办市长培训班,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到处都有她奔忙的身影。

陶斯亮介绍说:新加坡市长培训班已办了几届了,几乎每一位参加过新加坡市长培训班的市长都说收获颇丰,因为新加坡各个部门提供的材料非常具体,他们是在用管理城市的方法管理着一个国家,这对我们的市长是个很好的经验参照。

中国市长协会的宗旨是:“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服务,为市长的工作服务”而温家宝总理又将其形象地概括提升为“城市合作的桥梁,市长沟通的纽带,市长培训的基地,城市问题的讨论论坛”。这为市长协会的工作带来的空前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