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丁秋生 第七章 延安“抗大”铸群英《开国中将韩振纪》
1937年1月,“抗大”第2期开学时,为便于管理,中央将大学部的第9至14队编成1个大队,称为“抗大”第4大队,毛齐华、冯达飞先后负责,聂鹤亭任大队长兼第9队队长。女生区队归第4大队建制。3月,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兼任大队政委。
该大队下设9至14队,队长有何长工、聂鹤亭、边章五、谢翰文(与文年生、刘忠交替)、谭家述(与李干辉交替)等。这个大队的学员多数是青年学生、白区地下工作者及原东北军军人等。上述内容参考《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及季诚龙的文章《回忆延安抗大四大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党史研究》,1982年1月)。
季诚龙曾任“抗大”2期4大队区队长、大队政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原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指示“抗大”第2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他们送行,并在毕业证书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1272名学员中有红军干部616人。谢翰文的文章说这是“抗战开始后的第3期”。这时,“抗大”成立3个大队,第1大队(军事)大队长韩振纪;第2大队大队长苏振华;第3大队大队长刘忠(1937.12)。上述每个大队各辖3个队。
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卢来发同志回忆:
我参加的是抗大第3期学习,抗大第3期,共招收学员1200多人,编为3个大队,第1大队是军事大队,第2大队是政治大队,第3大队是知识青年大队。我和吴烈、钟春林都在第1大队。大队长韩振纪,政治协理员王赤军。 (卢来发口述《万马战犹酣》第18章,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抗大”3期的1~6队为红军干部。韩振纪所在的3期第1大队辖第1、第2、第3队,其中第2队和第2大队所辖第4队的学员多数是原红军的军、师级干部。西路军失败后,一些幸存的同志陆续回延安,大都到“抗大”学习。
如:王树声、曾传六、许世友、王建安、卢冬生、洪学智、李志民、程世才、詹才芳、李天焕、郭鹏、王奇才、丁秋生、罗舜初、李寿轩、欧阳毅、晏福生、詹道奎、曹祥仁、丁国钰、杨光池、叶德明(叶明)、谢立泉、张正光、曹光清等。
韩振纪在“抗大”3期工作时,第1大队尚无政委,政治协理员王赤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通信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大队设有政治处、训练处等单位,这两个处下面还辖股,例如组织股、宣传股等。各队以下还有区队,区队长一般由学员担任。吴烈是第3期第1大队第1队学员兼任区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各区队还有政治指导员。
卢来发老前辈回忆(节录):
当时我们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从排一级到团一级的战术要则和组织指挥,游击战术,军事地形学等等。我们这些学员从排长、连长、营长到团长都干过,有的甚至做过师一级的指挥员,但打仗主要是靠经验,靠上级首长传帮带,一级带一级,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大部分同志军事理论基础都比较差。通过抗大的学习,把我们过去实战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条理化了,理论化了,这的确对我们帮助很大。
军委、总部首长对“抗大”第3期的教学工作非常重视,毛主席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都亲自为我们讲课。特别是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授课,使我们弄清楚了过去为什么有一些仗打胜了,有一些仗打败了,原因在哪里。
后来看了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从理论上搞明白了。毛主席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喜欢用生活中的常识打比方,把一些很深奥的理论问题形象化了,让学员们记忆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
另外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第3期学习期间,毛主席为“抗大”制定和论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毛主席提出了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对每一句话都论述了具体的内容。这三句话好懂好记,既是“抗大”的校训,也由“抗大”毕业学员带往全党和全军,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
“抗大”第1大队最初驻地在延安老府衙门,这里有破庙般的几排简陋平房,还有一个小操场。卢来发回忆:
我们第3期学员,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为“抗大”建新校舍。“抗大”第1、第2期,学员不超过300人,第3期猛增到1200多人,校舍根本不够住。学校就组织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我们这些红军学员大部分是南方人,不知道窑洞怎么挖。
学校就组织学员中的陕北红军和当地的老乡们给我们当教官,保证我们挖窑洞进度又快,又不至于挖塌方出事故。经过两个星期的突击,全校共挖了170多个窑洞。我们住进了自己建成的清洁整齐、冬暖夏凉的新校舍。
到“抗大”3期,教员增加了不少,有老红军、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干部、学员留校的干部,还有从国民党军队投奔过来的干部。韩振纪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研究如何加强教学,开展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有效而且不生硬。
韩振纪曾对子女回忆:教员在延安受到尊敬,党中央对于教员工作很重视。那时,延安的交通不便,加上国民党的封锁,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生活很艰苦,所有人员都实行供给制。党中央规定对“抗大”教员的生活上实行优待,每位教员都配备警卫员,还有马匹,津贴费比其他干部高,副食品供给也好一些,例如菜金,党政干部每天3分钱,部队每天5分钱,而“抗大”的学员却是每天7分钱。
那时,一些青年存在着小资产阶级作风,缺乏经受残酷战争和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为使他们得到锻炼改造和提高,“抗大”及时提出了实行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知识化”。
有个学员是国民党官僚的侄子,刚来延安的时候吃不惯小米饭,就宁可饿肚子每天少吃一顿饭。韩振纪亲自找那个学员聊天:“延安的小米干饭最有营养!我们长征的时候,能有些米渣、野菜汤就很不错了。红军干部里多数是‘南蛮子’,不也在延安吃小米?要抗日,吃不惯小米可不行。
你每天饿肚子,没力气怎么抗日?”那学员的脸一下子红了。这时,韩振纪递给那学员一把红辣椒,说:“吃饭的时候就着这个,这可是好东西!”关于吃辣椒,红军内部早就有人反对,说吃辣椒不科学,建议禁止。韩振纪虽说是北方人,但他属于支持吃辣椒的这一“派”,他曾诙谐地说过:“不吃辣椒,恐怕过不了大雪山!”
在韩振纪的鼓励下,那位学员克服了许多困难,进步很快。后来,他到太行山打游击,和根据地的军民一起吃苦、奋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当了抗日县长和专员。以后,在太南,他见到韩振纪,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说:“延安的小米和辣椒把我这个官僚的侄子改造成了人民干部!”当年,这位同志赠送给韩振纪的相片仍然保留着,可惜谁也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抗大”很重视学员的体能训练,韩振纪在这方面以身作则,每天早早地就来到操场上,带领学员长跑、爬山,锻炼体质。红军学员久经锻炼,跑上几里地不算什么,可有些城市来的学员吃不了这个苦,往往落下很远。对这种现象,韩振纪决不迁就,他把跑不动的学员集中起来,亲自给他们讲话:“你们将来要到敌后开展武装斗争,要和敌人兜圈子,要追击敌人,跑不动怎么完成任务?战争是残酷的,现在我原谅你们,将来敌人的枪炮却原谅不了你们,你们手下的战士也原谅不了你们!
在这一项,我要求你们向老红军学员看齐!”在韩振纪的严格要求下,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这些学员的身体素质都提高了,不再掉队。
据韩振纪子女回忆,后来在“文革”中韩振纪被“疏散”到西安,警备区一位领导同志去看他,还谈起当年在“抗大”学习期间有一次听课时不守纪律,玩驳壳枪,被韩振纪当即严厉批评,并没收了他的枪。韩振纪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当时不满意,还把我的烟袋锅子藏起来呢!”这件事说明韩振纪虽然治学严格,但在平时生活上和学员们的关系却十分融洽。
“七•七”事变后,韩振纪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抗日战场上去,未获批准。这时,恰巧有了一个机会,韩振纪率1大队部分学员到陕西省三原县继续办学。没几天,红军酝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红15军团就驻在三原县境内,准备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第344旅。
中央决定已抵三原的这部分军事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到各个作战部队。韩振纪再次向中央提出了上战场的请求,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派他到344旅参加抗日前线的作战。韩振纪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连夜写信给延安“抗大”的战友们,倾诉杀敌报国的情怀。
韩振纪奔赴抗日前线后,“抗大”第3期学员于1938年3月底陆续毕业,第1大队与第4大队合编为新的第1大队,由延安迁到瓦窑堡。4月16日,“抗大”第4期正式开学后陆续编为8个大队,其中第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詹才芳在“抗大”学习后,担任第1大队副大队长,政治处主任王赤军,政治处的股长、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有周子健、罗应怀、赵正洪、牛克伦等。
覃健,“抗大”3期毕业后留校,任4期1大队2队队长兼军事教员。1大队教员有张如心、任白戈、郭奇、彭友今、胡道全(抗战初期任团政治处主任,烈士)、倪景阳等。潘焱先任军事教员,后任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