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回忆录/李一氓
《李一氓回忆录》:第一章青年时代,上海学生生活 我出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的彭县。这个县在唐宋时期叫“彭州”,不隶于成都,而是与蜀、汉各州等齐名,政区级别是很高的。州官叫刺史,唐诗人高适因为做过彭州刺史,所以人称高彭州;宋诗人陆游当过彭州推官,写过《天彭牡丹谱》,盛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
至今县北犹有丹景山。这个县在清朝末年,虽然还是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但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发达,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当开展,这些都与那个时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有关。
这个县的西北山既产铜、又出煤。四川的铜货币,当十(即10文铜钱)的,当二十(即20文铜钱)的铜元,就是用西北山所产铜铸造的。
煤,为了运输方便,都先在山里焦化以后,才搬运下山,即焦炭,彭县人称之为岚炭,主要用作家庭燃料,也用来炼铁。这个县的商业和小手工业大都是本县人经营,但有两个大行业,却掌握在外省人手中:(一)钱庄(经营汇兑、存放等)都在道地的陕西(可能是三原、泾阳一带)人手中;(二)盐店,当时实行票引制度,独家专卖,掌握在安徽桐城的方姓盐商手中。
这个县基本上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更多的是富农。
农田的产量不低,因为属于都江堰的内江灌区,水利好,有条清白江横穿县境。一年两熟,分小春的蚕豆、豌豆、小麦和秋收的玉蜀黍、稻子。即或没有地面水,地下水亦极丰富,挖成大泉,用大鹅卵石砌一周,旁建水车,清泉便汩汩而出。
但山区就不然,地很薄,只能种红薯(四川人称为红苕)和玉蜀黍(四川人称为玉麦)。清白江由新繁县一路奔流而来,江上有座长木桥,名卧龙桥,桥上建瓦顶走廊。平时可以遮阴避雨,逢场赶集也就利用桥廊做生意。
就在那里,还有一个清白江镇,为彭县到成都的必经之地,又恰是半路,我春秋两季去成都上学,寒暑假由成都回家,一定经过清白江镇。镇上有个好菜馆,炒的菜真是味美价廉,来回总在那里“打尖”(吃午饭)。
现在这座木桥已改建为水泥公路桥,桥上的瓦廊已踪迹皆无了。现在桂林漓江上还有这么样一座桥。贵州、云南的瑶区或苗区,也还有这样的木桥。这种桥的建筑形式,国外亦有,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高桥(Rialto),佛罗伦萨阿尔诺河(FlumeArno)的老桥(PonteVecchio),桥上都有店铺房屋,不过不是廊,而是一条街。
只因为这些桥都在城市里,老桥上的店铺全是金银首饰店,颇为特殊罢了。泰国曼谷的桥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县城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叉成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商品布局:东街是坛坛罐罐(主要是陶瓷器),北街是绫罗绸缎(主要是丝棉织品及丝业),西街是菜馆客栈(主要是酒饭馆和各色熟食品),南街是黄糖挂面杂货铺。
说也奇怪,七八十年过去了,今天彭县城里的店铺,大致还是这个格局。经营方式是很古老的,如对顾客给一个“折子”,凭折子拿货记账,一年分三季(端阳、中秋、年终)清账。届时如不还清,可以部分延到下一季。
我记得我家就有好几个折子,如药店的、绸布店的、杂货店的等。这个经营方法可能带有全国性,以前北京琉璃厂旧书店、旧字画店、旧陶瓷店并不现买现卖,一样的三季清账,不过不用折子罢了。县城人口的构成,颇为奇特。
据说真正的四川人只有杨姓一家,其他则为福建人和陕西人。福建人有福建会馆,其神庙建筑就是“天后宫”,福建本地供祀海神,统名“天妃”,到了四川,没有海,反而升级称“天后”了。它还用庙产公款办了一个小学,取名“闽省公立小学”,在南街。
陕西人有陕西会馆,其神庙建筑就是“三元宫”,也用庙产公款办了一个小学,取名“秦省公立小学”,在北街。而四川人也有一个会馆,叫“川主宫”,明显地自命为“主人”,但没有办小学。
某些地方又有湖北麻城人、孝感人,但没有会馆神庙。乡下有个别村落,是广东的客家人,在自己内部还说客家的广东话。这些移民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去深考了。四川流行的人事表格都另加“原籍”一项。譬如我不只填彭县人,还要加“原籍陕西泾阳”。
我的祖籍是陕西泾阳——有名的“龙女牧羊”之乡(《柳毅传》)。幼年读小学时就上的是秦省公立小学,对本籍人免收学费。彭县,除了福建、陕西两个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利用原九峰书院办的彭县小学。
在变法运动影响下,这两省移民自办小学,利用神庙多余的房屋,没有发生打菩萨的事。但办中学要有相当规模,就把南门外距城十多里的普照寺的菩萨打了,把整个寺改造为“彭县县立中学”。八九十年前这种改革举动是很惊世骇俗的了。
中学办得不坏,数、理、化课程都是从日本请来的日本教员,还有理化实验室,这在当时说来,可谓现代化极了。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是这个中学的学生。这个县受戊戌变法的影响,看来民族(汉族)主义和民主思想正隐隐约约地在那里酝酿和扩展。
手工业虽比较发达,但封建的土地租佃制还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形态,所以从上层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还很不少。辛亥革命时才又受到一次冲击。1911年,辛亥革命,当时我才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