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的日子
蒋经国为张学良两选宅址
自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默生活。起初,出于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一直变换不定:
1937年初,张不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
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
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
在这五次幽禁地点的变换中,前三次都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策划的,后两次却是蒋介石的大儿子精心选定的。如果说前三次囚住地点的选定出自蒋介石便于“严加管束”和“必须高度安全”的目的;那么后两次,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住址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对张学良的友情、敬慕和爱戴。
1949年蒋介石退踞台湾后,为了安稳人心,加强台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开始了对其党政策的大力整顿和调整。这时,蒋经国被委任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军衔为二级上将。蒋经国接管权力之后,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
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他觉得自己有理由把张学良看作朋友,看作老师。这样,蒋经国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大体不违背其父蒋介石的意旨下,开始了与张学良的交往。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
那么,张学良新的住址选择在哪儿呢?为此,蒋经国着实费了一番脑筋。他觉得新址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环境幽美,离台北较近,交通顺畅。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蒋经国为张不良选定了台北北郊的阳明山。
蒋经国选中阳明山让张学良夫妇落户,内心还有另外的打算。因为蒋介石和宋美玲已经把日后定居的官邸,确定在了阳明山山脚下的士林镇。一旦张学良从井上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亲与朋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蒋经国拿定主意后,特地邀请张学良到阳明山勘访。望着满山葱郁的树木,点缀其间的亭台楼阁,张学良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他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
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同时,公路边上没有汽车,走路碰不着。再者,有朋友看望他,只要告诉司机他在阳明山上面,很容易就会找到了,省得给人家添麻烦。
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了张学良。
尽管张学良认为,“搬搬家,不过是换一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但他对蒋经国的心意还是很感激的。
蒋经国为张学良选择阳明山定居,主要是因为还在幽禁管理之下。尽管得到蒋经国的关照,但居住的阳明别墅毕竟远离台北市区,稍显偏僻。幽禁多年后,与他来往的这些故旧都已年老体迈,从朋友们每次探访的言谈里,从他们那份因山高路远而带来的疲倦神态中,他看到了老友们每次出行的不易,珍视友情的张学良逐渐产生了:“管束”解除之后,重新选择新址建屋的念头。
一次,原东北军十几名部属前来部候,分手时他们想到自己年纪老迈,出行不便,不知何日还能再相聚,一股感伤的情绪突然爆发了出来,离愁别怨,使得他们竟然孩子般地抱头痛哭。此情此景,让张学良也有些隐忍不禁,泪水即将涌出时,他再次拿出少帅的威仪,忽然高声发布命令:“成三列纵队,列队!向后转,开步走!”军令如山倒,在老帅的命令发出之后,十几个人似乎找到了昔日“沙场秋点兵”的感觉,他们迈步向前,按照老帅的口令,一步一步……那股难舍难离的心绪逐渐平和。
“严加管束”的禁令已经解除,张学良的心绪逐渐好转,经常的出游探访也使他感到因居住地偏远带来的不方便。更为主要的是,自从“管束”以来,“阳明”两字仿佛成了他生活的代名词。起初被幽禁在奉化溪口,蒋介石就让他攻读王阳明的典籍;后来迁徙到贵州修文县,他又被安排在阳明洞旁的阳明祠居住;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时,负责监管的保密局为防不测,又准备把他转移江西的阳明洞;从井上温泉迁出后,他又来到了阳明山。“阳明”的称谓,几乎伴随了他幽禁的始终。回想这些经历,在获得自由后,张学良觉得真该与这个称谓告别了。
当蒋经国又来探访的时候,张学良不失时机地谈到迁居的想法。他提出因为年事已高,居住偏远,与朋友往来非常不方便等原因,希望在城郊附近选择一块地点,由他自己出资盖幢房子,以便搬下山去居住。
蒋经国听了张学良的陈述,觉得确实如此,当即答应下来。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派车来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请他们前去查看他选中的新居的建筑地点。
这就是地处台北市西郊的北投复兴三路70号。这里临近郊区,绿荫环抱,清净幽雅。虽然没有市区林立的高层建筑,车水马龙,但出入市区又十分方便。而且,这里的宁静,对于惟恐成为记者笔下新闻人物的张学良而言,也十分的合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附近还有一块正在出售的空地,两位老人可以把他们买下来建一所花园和网球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这里非常满意,他们向蒋经国表示,非常感谢他选择的这块新宅址,他们愿意在此建房安居。
蒋经国建议他们从清静考虑,把旁边的地一起买下来,这也符合张学良的心思,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随后蒋经国吩咐,抓紧时间设计,及早完工。因为蒋经国的亲自过问,张学良北投新居的建设工程进展十分顺利,转眼间,一幢灰色两层小楼拔地而起。按照主人的意愿,楼前道旁种满了花草树木,庭院里满眼绿色,为了使甬道在夏日里显得荫凉,他们特意栽种了被誉为树中君子的垂柳。风起之时,柳枝飞杨,别具新意。
风和日丽的八月,张学良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北投新居。对于这次乔迁之喜,张学良心中别有一番滋味。自从南京受审以来,他辗转迁徙,经常更换住所,但每一次搬迁都不是按自己的心愿前往的,而且居住的地点也没有一次是自己选定的。今天,在度过了难言的煎熬之后,他总算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定了新居。这次乔迁的喜悦之情,他和新老朋友们都难以按捺住无比的兴奋。朋友们纷纷赶来祝贺,蒋经国虽然没有露面,但也派人送来了一套中式豪华家具作为贺礼,说是为布置客厅特意选购的。
与张大千的难解情缘
三张一王,转转会的成员名单是:张学良、张大千、张群、王新衡。他们四人情深意笃,来往频频,后来发展到每月相聚一次,轮流坐庄。相聚内容,即兴而定,或结伴郊游,或品尝佳肴。因为参与者三个姓张,一个姓王,时间久了,台北高层人士便给他们送了个“三张一王,转转会”的雅号。
有人难免要问,张学良曾经身为东北军首脑,统率三军,后又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政要人张群、王新衡结识来往,情缘可解,怎么这里面还有个驰名中外的着名画家张大千呢?
看起来是有点不大和谐,说起来还有点传奇色彩,细细算来,张学良和张大千结识,至今已有70多年的时间了,内情鲜为人知。
张学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喜好书画,喜欢鉴赏和收藏。1930年,他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后,将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所以有着这方面爱好的张学良时常去琉璃厂逛一逛。有一天,他以重金购得几幅明末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山水画。当张学良兴致勃勃请名家鉴赏之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新秀张大千之手的赝品。
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长自己三岁。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2年后学有所成回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仍以法号行名。
张大千听到张学良误买了自己临摹之画这件事后,非常紧张,他想不到自己的临摹,竟能瞒过声名盖世的张学良。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份考究的请柬送到了他的面前,张学良邀请他参加大型宴会。
张大千素闻统率三军的张学良性格刚硬,处事果断。此次邀请目的何在,是福是祸,一时间,使得张大千有些不安。张大千思虑再三,决定硬着头皮前往赴约。他原以为张学良会借此机会向他发难,谁知见到张学良后,张学良对他十分客气,不但没有一丝懊恼,相反,张学良倒向赴会的北平名流和党、政、军要人热情地介绍张大千,说张大千画技高超,摹仿石涛的作品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张大千此次赴宴非但没有受什么责难,反而名声大扬。一般来说,文人墨客都是比较“轻官”的,像张大千这样的人更是如此。但张大千对张学良如此宽大的胸襟深为叹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愈深厚。张学良对张大千的画总是挚爱有加,张大千也为结识这样一位身居要职、豪爽侠义的好朋友而高兴。
此后,虽然张学良军务繁忙,张大千作画无暇,但两人经常忙里偷闲在一起小坐,长则半小时,短则十多分钟。
星转斗移,岁月荏苒。1961年3月,侨居海外的张大千专程飞回台湾省亲。这本来就是众人关心的新闻,其间,又派生出另一个令人轰动的消息:张大千向有关方面提出,请尽快批准他探访张学良的请求。
局外人不知晓张学良与张大千以往鲜为人知的交往,所以对张大千这位名冠中外的艺术大师来台后,在紧张得连针都难以插入的活动日程中,又加上探访张学良这一安排而大为不解。对于张大千的这一请求,台湾当局并没有为难。因为当局知道,自50年代以来张大千一直乔居巴西,潜心研究学问,专注绘画艺术,料定两人相见不会涉及政治,所以,很快就同意了。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张大千直奔台北北投复兴路70号的张学良府第。闻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早已在门口迎候,两位分别26年的老朋友终于相见了。他们热烈拥抱,相互仔细端详,都说岁月无情,老了!老了!入厅落座,两人谈笑风生,妙语迭出,连坐在一旁的赵四小姐也插不上口。叙谈不久,他们就又提起了当年争购《红梅图》的事。
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的北平。有一次,张大千在古玩店偶然发现了一幅《红梅图》,仔细鉴赏后,他认定这是清朝初期着名画家新罗山人的真迹。他与店主讨价还价,最后以300块大洋成交。只是他来时并无购画的准备,随身并未带足钱银,无法立刻将钱款交清。于是双方商定先把定钱交了,第二日再交钱取画。事也凑巧,张大千前脚刚走,张学良后脚也来到了这个古玩店,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幅《红梅图》,决定买下来。店主回复此画已经被人开价300元定下了。张学良一听,马上说:“我出500元你卖不卖?”一下就多赚了200块大洋,店主当然乐不可支。张学良当即让副官交足款项,心满意足地将画带走了。第二天张大千得知情况,叫苦不迭,可又毫无办法。
直到两人这次相见时谈起这件事,张大千还不无遗憾地说:“那天我国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
张大千赴台省亲结束,就要登机回巴西了。张学良偕赵四小姐赶到机场送行。临别时,张学良送上一件用红绸子包卷得很精美的礼物。张大千说:“汉卿,可问是何贵物?”
张学良微微一笑说:“回府后,打开不迟。”
飞机升空后,无法忍耐的张大千怀着急切的心情打开红绸子一看,正是那幅《红梅图》!
张大千见画,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后,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为了回敬张学良的情意,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伏案画了一幅《腊梅图》,请人捎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收到这幅精品,爱不释手,将画挂在书房,时时观赏,以解想念老友之情。
东床快婿来探望
张学良一共生有四子一女。其中除有一子张闾琳为赵四小姐所生外,其余三子一女均系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于凤至所生。
在惟一的女儿张闾瑛的记忆中,父亲永远是她儿时熟知的那张面孔。在与母亲相伴的日子里,她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对父亲的爱和思念,也切身体会到了父爱的可贵,她时常在梦中与父亲相聚,记忆中父亲温暖的大手,慈爱的目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后,她不知父亲到底改变了多少?她又何时才能再次依偎在父亲的怀抱?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没有看到女儿现在的幸福。
对于女婿陶鹏飞而言,虽然衷心仰慕张学良这位泰山大人,希望早日与岳父相见,但考虑到张学良的实际处境,他也不知道这无期的等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似乎苍天有眼,着意安排,1959年,台湾阳明山会议筹备组,向加州圣旦克兰大学教授陶鹏飞发出了邀请函。
陶鹏飞祖籍辽宁凤城县,曾就读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他在欧洲求学时,与张闾瑛结识,并于1941年结成伉俪。陶鹏飞学有所成后,携妻子定居美国,逐渐成为知名教授。因此,台湾阳明山会议筹备组自然而然地将陶鹏飞列为邀请的来宾。
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无疑意味着父女、翁婿相见的到来,这对于几十年未见到父亲的女儿,一直未曾相认的女婿,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在接到邀请函后,张闾瑛夫妇便时刻处在喜悦与紧张的气氛之中。
张闾瑛夫妇一到台湾,就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探访父亲张学良的请求,但是尽管是父女关系,当局还是驳回了他们的请求。焦急之中,他们与母亲于凤至通话商议对策,按照母亲提供的线索,他们找到了父亲在台湾的旧部和朋友,希望叔伯们暗中联络,以促成父女、翁婿的见面,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了。与解除“管束”的父亲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他们夫妇两人真是心急如焚。
眼看阳明山会议行将结束,归期日日逼近。这份天赐的机缘即将擦肩而过,走投无路,他们想到了张群,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就在张闾瑛夫妇四处奔走,寻求与父亲相见的途径时,他们哪里知道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在苦苦奔波,找寻与亲人团聚的机会。
一天,赵四小姐上街买菜,无意间看到《自立晚报》上的标题新闻:《张学良之女来台探亲,官方不理不睬》。她急忙买了一份,赶回去和张学良细看。看完报纸后,两人悲喜交加,不知所措,因为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女儿已来到台湾,才知道为了相见张闾瑛夫妇费尽了周折,才知道父女相聚竟会是如此的困难!
无奈之下,赵四小姐劝张学良给宋美龄写封信,希望她能提供方便。但是信件发出后,如同泥牛入海,一丝回音都没有,与张闾瑛夫妇一样,张学良不得不向张群求助。
通过张群,张学良与女儿女婿间接地取得了联系。
这些情况,都不会逃出蒋介石的掌握,他了解张学良与张群的情谊,更深知张群资深望重,倘若此事由他出面来斡旋,那是不好回绝的。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主意。当蒋介石得知张群要来找他时,便干脆避而不见,躲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受好友托付的张群,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当他得知蒋介石的去向后,径直赶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蒋介石实在无法回避了,便在大厅里接见了他。
转动着轮椅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张群,仰首望着蒋介石,非常坦诚地说明了来意:“闾瑛夫妇结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可还未曾与张学良见过面。这次他们应邀从美国前来参加阳明山会议,正是父女翁婿难得的相聚机会。请您无论如何成全了他们。”
蒋介石知道无法再阻拦了,便以一副通情达理的口吻回复说:“汉卿父女相见理所应当嘛。再说对他早已宣布了结束‘管束’,此事完全不必商讨就可以解决。”
就这样,张群完成了朋友的托付,促成了张学良与张闾瑛和陶鹏飞这对父女、翁婿的相见。
8月30分黄昏时分,张闾瑛夫妇终于盼来了与亲人会面的难得时刻。当他们坐在驶向北投复兴路70号的雪佛来娇车上时,夫妇两人激动得心里都在憧憬着相见时的那种场面。
随着汽车引擎的关闭,随着轿车车门的打开,亲人相聚的时刻来到了。此时的张闾瑛激动得说不出一个字,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老人,与他记忆中父亲的形象,相差太远了。1934年他与父亲在欧洲分手时,与她挥手告别的是一个立志报国、英姿勃发的青年将领。二十多年之后,被幽禁岁月刻画出的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老人,他的老迈,他的满脸沧桑都是做女儿的所不愿看到的,泪水从张闾瑛的眼眶中不断涌落。
而此时张学良的内心也极度不平静,与赵四小姐静立了多时迎来的汽车里,走出了自己思念良久的一对儿女。这个女儿,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天真烂漫、偎依在他身边,向爸爸撒娇的姑娘,岁月的印痕,已把她变成了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和母亲。
泪水交替中,亲人们得以相认。当张学良得知眼前站立的这个知名学者——自己的女婿,还是自己昔日的学生时,他的内心更感快慰,握住陶鹏飞的手迟迟没有松开。
第二天,台北《联合报》刊登了这次相见的新闻。从报纸的描述不难看出,由于会面的时间仅为一小时,而且“经过事先的安排”,所以留给大家的印象不像亲人团聚,倒像被囚禁多年的狱中人,第一次获得了探视亲人的机会。
难道这就是“自由”的真正内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