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的故事 [第二节 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

[第二节 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

第二节 梁斌的《红旗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 梁斌是建国后在小说创作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之一。他一九一四年生于河北蠡县。一九三二年河北保定二师学潮时,他参加过护校运动。从一九三七年起到四十年代初,一直在冀中地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一九四二年后,他离开文化工作岗位,下乡做地方工作。一九四九年曾担任地委宣传部长,后在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红旗谱》(第一部),该书第二部《播火记》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第三部《战寇图》亦于文化大革命前完稿。

一九七八年梁斌还出版了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翻身纪事》。 《红旗谱》是建国以后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过程。早在一九三五年,粱斌就以自己熟悉的三十年代前后冀中农民革命斗争为题材,写出第一篇反映有名的高蠢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

一九四二年又写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及同名中篇,继续反映高蠡暴动,并开始塑造朱老忠的英雄形象。

同年又根据小说创作剧本《千里堤》等,扩充了生活内容,增加了地主冯贵堂的反面形象。对于这些从片断上的反映,作者总不满足,觉得有必要用长篇的形式完整地再现冀中平原农民革命的壮阔图景。于是一九五三年着手准备提纲,接着又去革命旧地访问、考察,⒍啻斡肜险绞孔富熬伞T诮徊绞煜ず屠斫舛氛肥档幕∩希蕉省W髡咴诨毓恕逗炱炱住返拇醋鞴淌痹倒骸罢獠啃∷道锏娜宋铩⒐适隆⑶榻冢蟛糠衷谖业亩唐⒅衅⒕绫局胁恢钩鱿止淮危堑男纬啥加薪铣さ墓獭H绻挥姓庑┤宋锖凸适虑榻谧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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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过程的描写,对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艺术概括。

小说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序幕起笔,展现了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对以冯老兰父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前仆后继的曲折斗争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史性转折。

“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老一辈农民反抗斗争的缩影,斗争的失败反映出没有先进思想指导的农民自发反抗的结局;朱老忠、严志和继承、发扬了父辈的斗争精神,但他们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在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前,仍然改变不了和前辈一样的悲惨命运,朱老明、严志和串连二十八户农民三告冯老兰的失败和朱老忠回乡后的忍让,再现了这一严酷的现实;运涛、江涛等是新的一代农民,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他们不但继承了前辈的斗争精神,更从党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并且把这种革命思想输送给自己的父辈,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使他们能够走上崭新的斗争道路。

从此冀中平原上出现了农民革命的新局面。 小说在描写冀中平原新的革命风暴时,以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为主要事件,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真实地再现了革命由低潮到高潮的历史真实。

反割头税的斗争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它与南方的农民起义遥相呼应,成为全国高涨的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这场斗争,朱老忠及其战友们明确了斗争方向和道路,认定了共产党这座“靠山”,最后加入了党的队伍。

反割头税运动胜利结束后,小说立即展开了保定二师学潮斗争的壮烈场面,描写革命战士经受新的考验和锻炼的情景,表现出杭日救亡运动深入人心的时代面貌。小说结尾展现了革命的前景,预示“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

《红旗谱》正是通过三代农民不同的斗争道路和结局,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显示了党的伟大作用。同时,热烈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作品根据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和宏伟艺术构思的要求,描写了各阶级、价层的众多人物,特别是成功地塑造出革命农民几代人的英雄形象,组成革命英雄的谱系。在这几代农民英雄中,朱老忠是最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在斗争实践中找到了正确方向的农民英雄。

在他身上既具有旧时代农民起义英雄的传统性格,又接受了新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他的思想性格深刻地概括了我们这个世纪劳动人民的英雄品质和历史命运。

朱老忠性格的显著特征,是强烈的阶级爱僧和有勇有谋、既坚且韧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品质,既是从他所属的阶级和他的父辈的斗争经历中继承过来,又是在他二十多年闯荡江湖的岁月中形成的。小说通过他在保定与严志和相会的场面,对此作了非常深刻而细致的刻画。

他听严志和诉说冯兰池还是当年那样霸道,“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的红起来”,他觉得自己来得正是时候,说:“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分血仇!

”这充分表现出他同冯兰池是水火不容,誓不两立的。但他又不同于父亲朱老巩,“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深沉有力的话语,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坚韧顽强。这种性格,在以后一系列事件(如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丁、运涛遇到了贾湘农、前往济南探监)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他从冯兰池企图霸占脯红鸟,想到“别看事由小,可能引出一场大事来”,教孩子们“一个个要拿心记”;他从大贵被抓丁,想到培养“一文一武”,忍痛让大贵“去捋枪杆子”;他得悉运涛找到共产党,高兴地说:“你要是扑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有前程了!

”等等,处处都表现出可贵的远见卓识。这种品格是那些一生固守在一块土地上的普通农民所不可能具有的。 朱老忠另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豪爽、讲义气。

“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朱老忠的生活信条,它凝聚着劳动人民正直无私、慷慨仗义的精神。小说从各个方面,特别是通过他和严志和一家及其他阶级兄弟的亲密关系,有声有色地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性格。

凡是涉及到农民利益的事,他就忍不住要插手维护,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表现出他对阶级兄弟义重如山、情深似海。特别是他探监临行前对严志和、涛他娘、春兰的叮嘱,更是表现了他的慷慨、深沉和稳重。

小说还注意刻画朱老忠性格的其他侧面,如从他对孩子们为鸟儿所有权发生的争执所作的处理中,看出他性格的开朗豁达;从他对运涛春兰爱情的关心及运涛入狱后对春兰的开导上,看到他对青年人的体贴入微、和蔼可亲。

这些方面使人物性格血肉丰满,充满了劳动人民的人情味。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朱老忠的性格几乎集中了中国农民传统英雄性格的一切重要因素,显示出人物性格刻画上的广度和深度。 对朱老忠形象塑造的成功,还表现在注意描写他性格的发展上。

朱老忠的性格,虽然集中了中国农民英雄传统的美好品质,但在没有与新时代的革命精神结合前,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小说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了朱老忠这个铁铮铮的硬汉子,在没有找到新的斗争道路时处处感到困惑和力量不足的情况。

但是在立志推翻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农民的心中,有着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当朱老忠一旦找到革命的真理,他那中国农民反压迫求解放的思想,就迅速被照亮了。

我们从他得知运涛找到共产党时的欣喜心情,看到他的新思想最初闪出的火花;而在反割头税斗争中他所发出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肺腑之言,更是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这时,他那“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格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已经有了新的涵义,代表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信念和英雄气概。在保定二师学潮失败的危难时刻,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但英勇机智地救出了张嘉庆,而且劝导悲观失望企图自杀的严志和看清前途、坚定信心,表现出他革命的坚定性和乐观主义精神。

作品要着力表现的是,他那坚韧、豪爽的品质,已发展到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的思想境界。这个艺术典型有力地概括了中国农民革命运动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发展过程,当然,在表现这位中国农民英跟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方向转化、成长的过程时,还显得过于直露和简单,特别是对他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方面,还缺乏有深度的描写。

但就整个艺术形象来说,确实是浸透着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又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是当代文学中难能可贵的艺术创造。 严志和的形象也刻画得很成功,他是农民中的另一种典型,他性格善良、勤劳、朴实而又显软弱。

在地主残酷的剥削压迫下,他具有要求翻身过好日子的愿望,但又惧怕生活的风雨和颠簸,总是向往平静安稳的小康生活。在地主剥削压迫面前,往往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三告冯老兰失败后的弃家出走,在冯兰池的欺压下多次劝朱老忠忍让,特别是运涛遇着共产党,他惶恐地说:“咱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

”都鲜明地表现了他这种性格特点。小说通过描写他在保定二师学潮失败时极度悲观失望的情绪,对他思想上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作了深刻的剖析。

在严志和身上,反抗性和软弱性,斗争精神和动摇态度,常常发生矛盾,显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然而在这种充满矛盾的性格中,革命性、反抗性还是最本质的一面,所以他能在党的领导教育和战友的关怀帮助下,不断摆脱旧的精神负担,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严志和的形象反映出很大一部分农民在革命大动荡年代的思想状态和行动轨迹,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小说中的年青一代农民,也写得很有特色。运涛、江涛、大贵、春兰都是在苦难中成长的,他们继承了祖、父两辈的斗争传统和不屈精神,然而更多的是接受革命新思想的哺育。

小说在着力描写他们崭新的思想面貌的同时,还很注意刻画各自的个性特点。如运涛热情稳重、富于感情,革命意志始终不渝:江涛聪明、机灵、斗争中英勇机智,有更多革命知识青年的特点;大贵质朴、爽直、见义勇为;春兰单纯、热烈、矢志不二;都给人以清晰的印象。

贾湘农是作者用热情的笔墨所描写的党的领导者形象。

他是工人的儿子,严峻而激烈的阶级斗争生活,把他锻炼得坚强、沉着、机警。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顾环境的险恶和个人的安危,长期在农村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他能够体察农民的疾苦和掌握农民的思想情绪,善于用农民能够接受的方法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把他们引向革命道路。

这些在作品中都描写得生动感人。缺点是小说没有充分展示他的作用,个性特点也揭示得不够,致使形象尚不够丰满。 地主冯兰池父子的形象,也是写得有个性特点的。

冯老兰砸古钟、强占公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对农民苛刻剥削的本性;而他要把朱老巩的后代斩尽杀绝的歹毒心肠,更表现出这个旧式地主特有的残酷、阴险;当朱老忠全家回乡时,他敏感到:“唔!老虎,简直是三只老虎!

”又暴露了他对农民力量的仇恨和恐惧。小说还从他的剥削方式上,描写了他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他总是拣取他认为最可靠、最保险的传统性剥削手段,收租、放债,吸尽农民血汗以养肥自己。而在他儿子冯贵堂身上,则显著反映出资本主义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

为了剥削得更巧妙、更多,他主张“要行‘人道’,多施小惠”。他采取了资本主义的榨取方式,建油坊,开店铺,不断扩大剥削地盘,用他的话说就是:“咱用新的方法,银钱照样向咱手心里跑。

”在这方面,他的手段比冯老兰更“高明”,也更带欺骗性。当然,对农民革命他却主张毫不手软地采用“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进行镇压,暴露了他终归是革命的死敌。从冯兰池到冯贵堂,我们看到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演变。

冯贵堂这类人物的出现,使朱老忠们的斗争,遇到了新的对手,给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增添了复杂性。 《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诸如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社会生活,气势宏伟地表现革命斗争;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刻画人物;以雄健的笔触勾勒斗争概貌和用细致的手法描绘人物的日常生活、思想情绪,等等,使作品具有浑厚、浓烈而深沉的艺术特点。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探求、创造艺术的民族风格上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斗争和风土人情,从浓厚的地方色彩中透露出民族特色。作者追求民族特色,首先是从作品的内容上着眼。他说:“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

”又说,“如果一本书深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当然不仅仅是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风格、气魄就容易形成。”①小说着力描写的锁井镇农民几代人的斗争,无论从内容或斗争方式上,都带有民族的传统色彩。

小说还善于把激烈的阶级斗争与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写。如对脯红鸟事件、大贵杀猪的描写,既展现出捕鸟、绣鸟笼罩、赶集市和架锅杀猪的欢快生活场面,烘托了人们的生活情趣,又表现了因之引起的激烈斗争,揭示其中包含的政治内容。

小说对运涛与春兰爱情的描写,对运涛、江涛兄弟在河边耪地讲故事的描写,对春兰憧憬未来生活的描写,对朱老忠回乡后在严家吃第一顿饭,老老少少团坐一桌的描写,都充满着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这一切都使小说所展现的生活,既洋溢着时代气氛,又充满地方特色,透露出中国民族的生活风貌和精神风貌。 其次,小说注意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传统艺术手法,来描绘生活、刻画人物。

如朱、严两家三代前仆后继的斗争过程,就运用一系列故事来表现。在一些充满激烈斗争的大事件中,又穿插许多很有意义的生活小故事,这些大小故事,都写得生动、完整,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真实面貌和北方农村生活的情景。

作品刻画人物多借助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不象外国小说过多运用叙述和心理剖析,但又适当吸取外国小说细腻描写之长,使用于某些重点刻画的地方,因而是一种“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更细一些”①的写法。

如对朱老忠回到家乡在保定车站与严志和相见叙谈那一节的精采描写,就兼有两者之长,使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得到准确、充分的表现。

小说在语言运用上,很注意选择精采的群众语言,通俗简练,自然流畅。不但人物对话口语化,就是叙事写景,也常常采用农民的口吻加以描述,洋溢着浓厚的冀中一带的乡土气息。

《红旗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小说对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这两个主要事件,虽然写得生动,但还表现得不够丰富和壮阔。不管是革命人民方面的斗争方式、策略,还是敌人方面的阴谋诡计,都写得不够丰富多采。

两个事件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在结构上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影响了全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描写了高蠡暴动的壮阔图景,继续表现朱老忠以及他的战友们的斗争业绩和英雄性格,思想上有一定的成就,艺术上也保持了《红旗谱》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较之第一部要逊色一些。

《三家巷》是欧阳山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一代***》中的第一卷,是一部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着鲜明特色的作品。

欧阳山,湖北荆州人,一九○八年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他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了创作生活,用凡鸟、罗西等笔名发表过许多长、短篇小说及速写,并积极参加广东的进步文化活动,主编过《广州文学》周刊。

三十年代初期,欧阳山在广州组织“普罗作家同盟”,由于积极开展革命文学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已又到了上海。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活动。

抗战开始以后,他在广州、长沙、重庆等地从事抗战文化工作。一九四一年到了延安,继续从事小说创作。这时期的代表作是反映解放区农民斗争生活的《高乾大》,这部作品曾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 解放后,欧阳山除担负文艺界的一些组织领导工作外,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创作上,陆续写出了反映海南岛人民斗争生活的小说《英雄三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前途似锦》以及反映广州起义的历史特写《红花冈畔》等。

一九五七年,欧阳山开始创作长篇巨著《一代***》。

这部作品经作家酝酿达十五年之久,它通过“叙述一个名叫周炳的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①力图反映出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这三十年来中国历史的革命进程。

它和《红旗谱》一样,也具有强烈的史诗意识。全书计划分为五卷,即:《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第一卷《三家巷》发表于一九六○年一月;第二卷《苦斗》也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发表。

后三卷也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间先后出版。 《三家巷》描写的生活背景,与《红旗谱》大致相同,都是表现大革命前后中国动荡的历史风貌,不同的是,《红旗谱》侧重于表现北方农村,而《三家巷》则侧重在表现南方的都市重镇。

作家把笔力集中在当时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的一个小胡同三家巷里,通过三个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深刻地概括了大革命前后我国南方的革命形势,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消长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作品还以磅礴的气势真实地描写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等震惊世界的事变,使这些伟大的历史斗争画面第一次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得到生动的展现。

作品中的三家巷,是当时中国南方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住着的手工业工人的周家、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和官僚地主的何家,正代表了当时城市中几个主要阶级的社会势力。

尽管这几个家庭在形成和历史发展中,他们的成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连襟的亲戚,也有儿女们恋爱婚姻的纠葛,还有多年的同窗至交,但是,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这些关系又是那么迅速地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不管是姨父或外甥,岳父或女婿,也不管是换帖盟誓的兄弟或是曾经热恋的情侣,都纷纷按照一定的阶阶意愿和各自的生活态度,抉择不同的道路。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终于撕破了笼罩在他们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出鲜明的阶级分野。作品正是通过对这种深刻的社会面貌生动而精细的艺术描写,让人们具体地感受到革命风暴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动荡,认识到曾经投机过革命的买办阶级最后怎样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了革命的死敌;而开始处于自发状态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是怎样在斗争的风雨中迅速觉醒从而走上义无反顾的反抗道路。

小说的主人公周炳,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

作品通过这个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概括了广阔的社会内容,表现了深刻的主题。 周炳是一个出身在手工业工人家庭、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人。三代铁匠的家庭环境赋予他以耿直憨厚的可爱性格。

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他当过学徒、皮鞋匠和草药铺的伙计,还做过地主家的“看牛娣”。他不妥协于社会的邪恶势力,可是到头来总又处处碰壁,偌大一个社会竞没有他生活的去处。这一切必然在他心头埋下仇恨的种子,促使他对不平的社会进行着本能的反抗。

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三家巷中所弥漫的种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毒素,又时时向他袭来,这就不能不潜移默化地给他思想性格染上复杂的色彩。他善感多愁,意志脆弱,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面前易受欺骗。

作家相当细腻而深刻地展示出阶级、时代、社会在这个人物身上所留下的鲜明烙印,而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段艰苦而曲折的历程。沙基惨案,他无条件地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行列,但区桃牺牲的鲜血又使他在痛苦与绝望中不能自拔;当他重新振作,带着复仇的愿望投入新的斗争后,却又抱着革命速成的幻想,对投机革命的分子陈文雄、陈文婷等人也表现了盲目的轻信。

当然,无情的现实毕竟使周炳逐渐清醒,特别是陈文雄、何守仁等人彻底变成洋奴和刽子手的帮凶后,他终于懂得了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另一类是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这个真理,明确表示“我想走后面那样一条道路”。

在广州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旧世界开火,决心用鲜血“换来一个苏维埃政权”。不过,对于在这条道路上需要付出多少代价,他还是朦胧的,所以在广州起义后他又一度陷入新的苦闷。

作家这样来处理他笔下的人物,是符合生活真实的,也是符合这个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逻辑的。周炳这个形象深刻的思想意义正在于,它不仅告诉人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广大受苦人民必然会逐步觉醒这个真理,而且更进一步揭示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人民群众要获得彻底的解放,不仅需要坚持与强大的反动势力作长期、反复的韧性战斗,而且还需要不断地冲破自己精神世界中旧的思想藩篱,旧的生活观念。

作品围绕周炳的生活道路这条主线所展现的社会生活面貌相当广阔,不仅有都市下层人民生活的写照,还有农村贫苦农民的痛苦呻吟;更有对上层社会荒***无耻、反动腐朽生活的无情揭露。

也就在这种广阔社会面貌的展现中,作家描写了社会各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

象勇敢聪慧、不怕牺牲的工人女儿区桃,纯真善良、受尽凌辱的佃农女儿胡杏,粗豪果断、斗争坚决的兵工厂工人周金,开始玩世不恭、最后支持革命的老中医杨志朴,以及头脑冷静、文质彬彬的周榕,性格软弱,易于妥协的周泉等,都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此外,对于陈万利的利欲熏心、何守仁的庸俗卑鄙、陈文婷的骄纵善变,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买办资产阶级典型代表陈文雄形象的塑造,更为成功。

作家摆脱了那种描写反面人物的类型化手法,遵循生活的逻辑,逐步地展示出他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除文雄在作品中刚出现的时候,少年英俊、风度翩翩,满口豪言妆语,既有才干魄力,又爱施小恩小惠,曾使不少人受到迷惑。

是革命风暴的迅猛发展,才使他的丑恶本质逐渐暴露。作家写他从投机革命到出卖革命,从高喊“三民主义”到在洋人主子面前奴颜婢膝,终于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洋奴的本相。 《三家巷》在艺术创造上是富有特色的。

作家认真地吸取了我国古典小说丰富的艺术经验,并加以创造发展,从而使这部作品有着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 作家在展开放事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地方生活风貌的精细描画。象那绮丽的城市风光,带有地方习俗的家庭摆设、衣服穿著,还有那街市上传来的富有南方风味的阵阵叫卖声,都很自然地把人们带进那南国特有的生活境界中去。

至于那七夕乞巧、除夕卖懒、人日郊游等生活场面的描绘,更是有声有色,旖旎动人,宛如一幅幅绚丽多采的地方风俗画。

这些生活画面的描绘又是与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紧紧地交融在一起的。就如乞巧节的描写,从那琳琅满目、精美瑰丽的供桌上的摆设,从那观看摆设的熙熙攘攘人群发出的赞叹,作家不仅让人们领略到南方城镇的节日气氛,而且更认识了区桃的聪慧灵巧和她纯洁美丽的心灵;在情节发展上又引出了周炳与林开泰在供桌前的一段冲突,为刻画周炳嫉恶如仇的性格添上了有力的一笔。

作家能够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成功地化进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中,这是构成作品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情节结构和刻画人物方面,作家也特别注意把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融汇到自己的艺术创造里。作品很少采用倒叙、插叙的办法,故事的铺陈、情节的发展总是有头有尾,顺理成章。

象作品一开始,就一一交待了三个家庭的发展历史,来龙去脉,了了分明。作品情节紧凑,矛盾迭起,使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刻画人物更多是采用白描手法,较少冗长沉闷的心理剖析;着力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性格。

如写李民魁、张子豪等,只是寥寥几笔,就做到了神态俨然、个性突出。 作家长期生活在广东,熟习并认真研究了当地群众的言语谈吐,因而作品的语言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作品采用的一些广东方言谚语也很贴切自然,生动活泼,适合群众口味,但又不是滥用方言。

经过严格提炼、加工了的作品中的语言,显得洗炼、精粹,耐人咀嚼又富于艺术美。 《三家巷》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作为一部力图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作品,在体现党的力量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

周金、周榕、金瑞等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也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光彩。这点,与《红旗谱》的弱点有所相似,其创作原因,值得人们认真探究。

作品主人公周炳的形象曾在文艺界引起过热烈的争论。当然,在争论的意见中对这个复杂的艺术形象确实存有简单化的理解,但就这个形象本身来说,作家对他身上消极的东西也有渲染过浓的地方,致使人物性格的基调比较低沉。

区桃的形象占的篇幅不多,对她的刻画却很存些笔力,可惜过于着重外形的描画,不够重视灵魂的雕塑,使这个形象未能焕发出激动人心的思想光辉。 《一代***》的第二部《苦斗》,继续描写了周炳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斗争道路的探求。

他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极其苦闷、愤懑的生活,又回到广州近郊的震南村,组织了一支赤卫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作品在艺术上保持了《三家巷》的一些特色,但由于对时代特点缺乏更典型的概括,因此,整个作品的基调始终是沉闷的。在对周、陈、何三家关系的描写中,也有某些不够真实的地方、违反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