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艰难的日出 访谈之杨东平《艰难的日出》
一次有意义的梳理 ——评杨东平《艰难的日出》 陈佳勇/文 学者杨东平新近出版的《艰难的日出》一书,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梳理。
而在杨东平的名字前面首先注明他的学者身份,也是首先想说明这本书在学术上的价值,然后再去评说这本书对于社会公众的意义。这样的前后之分,只是为了更清晰地认定一本书所应该具有的最根本的指向。同样我们也有必要问一下,教育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最根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大概是值得经常拿出来推敲一番的。
我一直相信,任何事情总有其历史根源。今天,当我们依旧充满激情地讨论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时,都会涉及到与西方的比较。
而这一切都得追溯到1840年的历史大转折,从那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寻找一条让自己重新回到世界一流强国队伍中去的道路。于是便有了各种“救国纲略”,实业救国是一种,教育救国也是一种。
现代教育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单纯的为了救国吗?这样的出发点自然有着当时的历史必要,但是否真的与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相吻合?经历了百年的历史之痛,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回避,而这些也恰恰是杨东平在书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在该书的第八章《重建民族的现代教育文化》中,所有针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杨东平都给出了最直接的解答。单单对于这一章节的阅读,就能让人感觉到整本书的分量。
的确,对于我们这个仍旧是“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而言,教育总免不了背负起沉重的历史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全书始终紧扣教育与历史进程的关系。毕竟在中国,任何一次大变革,都不可避免地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大学)反映出来。
而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内部是无法找到现代化良方的,必须向外部寻求方法。这一观点,曾经是一个共识。从20世纪上半叶的效仿英美,到50年代的效仿苏联,各个行业都留下了模仿的深刻印痕,而模仿之后,又终究会进行反思,重新抉择前进的方向。
这又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现象,在教育方面,同样如此。《艰难的日出》便以无数的历史细节重现了这一过程。
显然,在寻找普世化原则的同时,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本土文化。 杨东平以其浓重的“使命感”梳理百年历程,但这本书绝非简单的编年体记述,此种做法也肯定不是杨东平的作风。他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很多地方是将眼光放在现实和未来的,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总之,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梳理,而类似的梳理绝对不是一次就足够的。之前,有过类似的反思和整理,以后也应该会有。
而这本《艰难的日出》无疑是这些梳理中非常有分量的一次,我们应该感谢杨东平的这番良苦用心。 《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 杨东平 著 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定价:30.
00元 作者简介:杨东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最后的城墙》等。 [佳勇访谈] 杨东平:回顾是为重建现代大学制度 陈佳勇:一本探讨教育史的书,但你把它取名为《艰难的日出》,在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否就像书名所暗含的意义那样“从艰难中孕育希望”呢? 杨东平:20世纪的历史,从世纪初的废科举、建学堂,强调“教育救国”、“留学救国”,直至世纪末的作为基本国策的“科教兴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部中国现代教育“激荡的百年史”。
尽管人们一直对教育救国或兴国寄于很高的希望,但为此必须回答“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兴国”。
因而,教育改革也贯穿了一个世纪。这一任务至今并没有完成。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工程”,虽然艰难,但充满希望。 陈佳勇:什么因素促成你要写这样一本书?你在这本书的写作上花费了多长时间?在你看来,读者能从中获得的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杨东平:上个世纪末,人们开始在各个领域总结、反思20世纪的精神遗产。
我意识到在教育领域也需要做这件工作。于是和一些朋友一起开始了这项工作,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形成现在的面貌。
如果说它尚有一些价值或新颖之处,可能在于它是关于中国现代教育与众不同的一个“另类”文本,有许多个性化的思考和写作,以求尽可能地接近历史,还原历史,拒绝遗忘。
其中对五四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和五四教育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新中国“十七年”教育、文革时期教育,以及80年代教育的梳理,相信对过来人是重温和反思;对年轻的一代则是一种补课和启蒙。我特别希望它能够成为教育学科之外的青年学生认识现、当代历史的通识教育读本。
陈佳勇:你在书中的许多章节中都谈到了要“重塑大学精神”,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现在很多大学其实是不具备大学精神的,或者说,其大学精神是迷失的”。
你好像非常反对大学成为经济或科技的工具,那你觉得真正的大学精神应该是怎样的? 杨东平:我在出版此书的同时,出版了另外两本书《大学精神》和《大学之道》,前者是选编的五四知识分子关于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的经典文本;后者选编是是海内外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大学教育的批评、建言,以及改革的实践。
这两本书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对大学精神制度作了详尽阐述。回顾历史,尽管时移势易,社会和大学的面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大学的基本价值、大学精神的源流却始终未曾中断,至今仍鲜明清晰。
其核心的概念包括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等。今天,我们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已经耳熟能详;但关于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人们往往一脸茫然。
这说明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顾,需要补上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被中断的启蒙。 关于大学精神、大学的理念,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中山大学的青年学者任剑涛的概括,我觉得很富于启示:大学精神和制度“具有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
陈佳勇:年轻人进入大学后应该追求些什么?反过来讲,大学又能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些什么呢?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所吗?倘若真是这样,那凭什么还要去上大学? 杨东平:这个问题,当年蔡元培、爱因斯坦都回答过。
大意是如果你只是为了找个谋生的饭碗,完全可以去专修学校、专门学院,不必非到大学。当然,现代大学已经不仅仅是研究高深学问、满足纯粹求知精神的场所,而与职业生活、专业能力的培养密切相连。
但大学如果有别于学院、职业学校,那么它重视的是更为基础和广博的教育,从而增加学生适应社会变动、职业转换的能力,具有长远的发展潜力和创造性。这就是所谓的“通才教育”,大学的培养目标,应当超越单纯的职业能力的养成,也就是说,它不仅在培养一个未来的工程师、医生、律师,而首先是培养一个训练有素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
这两个目标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大学退化为单纯的职业培训所,那肯定意味着大学的退化和沦落。
陈佳勇:书里呼吁学术自由,但学术腐败,例如剽窃他人论文的事情常有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两者显然存在着某种关联,而有人给出的解释是“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学术不独立”。
对此,你怎么看? 杨东平:我认为考试作弊、剽窃他人成果之类的学术腐败背后会有一些制度性的原因,例如可能与过于急功近利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关;但它基本属于“私德”的范畴;而教育腐败主要指对公共教育权力的侵犯和滥用,从事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行为。
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对严重的教育腐败而言,学校的经济困境是一个基本诱因;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显而易见。但教育自身的原因显然更值得重视。教育管理体制落后、法制和制度建设迟缓,是学校比较容易受社会腐败风气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权学交易现象增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教育界日趋严重的行政化、官场化现象,官本位价值的弥漫和回潮。
陈佳勇:中国的高校究竟对整个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似乎在这些学校的身上承担了过多的重任。
譬如这次北大内部的改革,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内部改革,却引来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激烈争论。这正常吗? 杨东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教育社会”,人们历来对教育、对大学有高度的关注。
在世界范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社会的到来,大学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大国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当前全社会对北大改革的关注,我有一个说法,认为是启动了一场被延误了过久的改革,点燃了人们对于重新焕发大学的活力、重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希望。 知识分子:鸦片与制造鸦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