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巨贾霍英东: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2017-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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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本报记者(史哲郭力)10月28日晚7时许,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辞世.在与癌症抗争了23 年之后,他终于再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的病情此前已有警兆:6月,因为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霍英东被中央派专机直送北京救治;其后,病危的消息曾几度传出.不过,直到霍家重要成员齐集北京,人们才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29日上午,香港沙宣道33号,那栋用一块块大石建造起的欧陆古堡,曾经聚集着荣耀与艳羡的霍家大宅,正被淡淡的阴郁笼罩着,即便面前开阔的大屿山海景也无法将之化解.闻讯而来的数十名记者,追逐着每一个

本报记者(史哲郭力)10月28日晚7时许,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辞世。在与癌症抗争了23 年之后,他终于再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的病情此前已有警兆:6月,因为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霍英东被中央派专机直送北京救治;其后,病危的消息曾几度传出。不过,直到霍家重要成员齐集北京,人们才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29日上午,香港沙宣道33号,那栋用一块块大石建造起的欧陆古堡,曾经聚集着荣耀与艳羡的霍家大宅,正被淡淡的阴郁笼罩着,即便面前开阔的大屿山海景也无法将之化解。闻讯而来的数十名记者,追逐着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甚至一度引起住家报警投诉。霍家来往的亲友,即便霍宅那个印度裔的管理员,脸上也带着愁容。

霍英东去世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做了很多好事,他是一个好人”,从太平山到油麻地,许多人摇头叹息着,这其中也包括政见不合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来自特首办公室的慰问信在第一时间送达,信封上写着“致霍英东家属”。曾荫权说,“霍英东先生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这一番极不寻常的表述,是肯定,也透露出些许惋惜:香港失去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少了一个能与国家高层直接沟通的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英东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沟通——把香港和内地联系在一起。霍英东的一位传记作者认为他生性喜欢冒险,但比起他100港币就敢落标1.8万的机器,朝鲜战争期间的走私,投资房地产或者经营建筑而言,他最大的“冒险”莫过于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也押在了穿越那道曾经阻隔了东西方的“铁幕”上。

在过去的50年中,或许从霍英东着手积累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在“铁幕”两边的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他人生最精彩之处,也莫过于无论按照怎样的标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他都是一个成功者。

对于霍英东的去世,新华社发表通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评价,无疑中肯而贴切。

霍英东曾说:“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霍英东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亲密朋友”尤其让他与众不同。

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香港的鲤鱼门海峡,寓“鲤鱼跳龙门”之意。不足500米宽的海面,一座灯塔,引领着几代香港人的出发与归航。

正是在这里,27岁的霍英东找到了事业的起点。1950年,他的船队满载大陆急需的军用物资,绕过英国军舰的层层监控,途经文天祥当年长叹的伶仃洋,最后卸货在深圳蛇口。

霍英东出生在渔民人家。艰辛的海上生活,令他失去了父亲和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因此带着他“上岸谋生”。然而他还是回到了大海,并最终直登龙门。

1950年12月,朝鲜半岛战火正酣,英美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这样说道。而在日本、台湾再到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是最后的缺口。

在香港和澳门,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尽管采购到了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却苦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

有人因此想到了霍英东。

根据现有的资料,1950年,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第一笔生意,霍英东“赚了几百块”。

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而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

港英当局严格执行着“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的香港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

但是,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

霍英东上学时最爱读的课外书是《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这或许是他的“冒险”气质的来源之一。

“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霍英东回忆说。“ 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彼时的香港搬运工人中,渗透了帮会组织,潮州帮、东莞帮、广州帮,每个帮会都有工头。霍英东和这些工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由他们组织工人装船。几百工人一齐上阵,一排排将货物扛上货船,场面据说颇为壮观,而为霍英东的船队工作的工人总数超过1000人。

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而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

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 ”前中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曾说。

稍有不同,提及当年时,霍英东的说法并不高调。“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