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知乎 《蚁族》作者廉思:关注底层知识青年需求

房屋求租的广告上大多注明“可以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但一定要“有宽带能上网”,这绝不是农民工和农民的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北京报道

经过一年的沉淀反思和更全面的调查,廉思主编的第二本研究蚁族的专著《蚁族2——   谁的时代》即将面世。获得出乎意料的舆论关注后,廉思如何回应舆论对“蚁族”的众多批判和误读?他对“蚁族”有哪些新的思考?本刊就此对廉思进行了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之前有没有料到“蚁族”会这么火?

廉思:没有。第一本《蚁族》出版时的印量只有8000册。开始这是一个学术研究,我只是希望它能在学术圈里有点影响。在2009年底媒体的第一轮报道高峰之后,我觉得热潮就那么过去了。当时媒体普遍关注“蚁族”的春节“恐归”心理,春节过后这个话题结束了,没想到又连续出现了新的报道热潮。

《瞭望东方周刊》:相比媒体塑造的底层青年形象,还有老生常谈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蚁族”的特殊性在哪里?

廉思: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如果一个人发生了问题,这不是我们研究的,我们研究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当很多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属性的话,这里面就有制度性原因了。

在我之前也有不少记者和学者关注过唐家岭,但仅限于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等城乡结合部共有的问题。我到唐家岭实地走访时发现,该村有两个与众不同处:一是此地有很多年轻的面孔,这引起我的好奇,一问,原来都是大学毕业生;二是房屋求租的广告上大多注明“可以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但一定要“有宽带能上网”,这绝对不是农民工和农民的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大学毕业和对网络的强烈需求这两个在媒体报道中出现较少的特点,是“蚁族”独有的特征?

廉思:“蚁族”是刚从大学毕业,既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又未完全独立的社会成员。这种难以归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过渡性、边际性的特征,使“蚁族”拥有某种“相对超脱的社会地位”,与现有体制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淡漠,这使他们敢于向现有体制提出意见。

我们调查发现,“蚁族”网络使用率达到66.9%,远高于全国水平31.8%,这是与“农民工二代”等其他青年弱势群体的显著区别。

由于“蚁族”往往将现实生活的苦恼通过网络传递和宣泄,网络的匿名性降低了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及其可被控制的程度,而受到感染并产生认同的新个体又强化和扭曲了这种情绪性反应。

该群体聚居生活的状态,很可能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形成群体认同,从而引发并聚集更强烈的情绪,这在极端的状态下可能进一步放大并升级为集体冲突事件。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声音,始终认为“蚁族”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伪问题,你怎么看待研究“蚁族”问题的意义?

廉思:“蚁族”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不同,青年农民工群体所受教育仅为初高中,由于自身受教育有限,实现阶层跃升的难度较大。而“蚁族”则为大学毕业生,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冷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当他成功后,他会怎么来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又会如何教育下一代?这是涉及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研究当前的问题,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目标。如果站在未来看现在,那么就会发现,“蚁族”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的。这也是我在国家级课题中称之为“潜在危机”而非“现在危机”的原因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蚁族”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廉思:“蚁族”的诉求,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底层知识青年的需求。

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这些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而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产生对制度的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此,解决“蚁族”问题,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发展的高度上,统筹规划,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瞭望东方周刊》:下一阶段,你关于“蚁族”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廉思:中国的“蚁族”现象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今后课题组研究的重点将放在“蚁族”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与国外研究者共同探索开放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运行机制。由底层青年群体在大城市聚居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

美国国际社会学会会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特里·克拉克极为关注蚁族群体。

我明年将与他合作,开展全球大都市蚁族比较研究。克拉克开创“新政治文化”(new political culture) 学派,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他认为,现代媒体如互联网的出现使草根群体有机会发声,这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而他们的介入,将成为改变政治面貌的新力量。这种改变在美国已经发生,并在欧洲展开,克拉克认为下一个出现这个趋势的将是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