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长安取经，导演张杨对话芦苇、苏阳
第六代中坚导演张杨酝酿26年的新作《冈仁波齐》将于6月20日在全国公映：藏历马年，是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本片讲述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同村10个普通的藏族人和一个孕妇一起从家出发，磕头2500公里去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此行历经生、历经死、历经震撼的西藏四季风光，历经灾难、变故、内心的拷问成长与蜕变，看似波澜壮阔，实则平静至极。本片之前在欧美十余国电影节展映，反响巨大。
从6月10日起，电影《冈仁波齐》开启院线朝圣之路，此行历经“北京、大连、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武汉、南京”八市，主创将与不同领域的嘉宾进行跨界对谈，全面解读电影的台前幕后，分享那些在路上找寻信仰的故事。
6月18日，《冈仁波齐》将在上海电影节举行全国首映礼，主题艺术展也将于同一天在上海新天地启幕。本次展览将围绕影片背后的故事展开，并与同道艺术家一起，延展《冈仁波齐》的朝圣之路。
西安是电影之都，是《冈仁波齐》国内路演的第三站。当天沙龙活动中，张杨导演携手著名编剧芦苇，西北代表性音乐家、跨界艺术家苏阳，青年艺术家、独立策展人董钧，知名导演、制片人、编剧王杨，画家、诗人王晓来到现场，就“观众需要艺术电影吗”等多个问题进行畅谈。
用当事者的视角记录一个民族，从民族性挖掘更深入的人性
著名编剧芦苇在看过电影之后表示，电影的类型和风格各种各样、种类繁多，表现方法也是各异，纪实性表演和纪实性类型的电影，在中国本就特别少见，《冈仁波齐》在纪实性的风格和类型上走的“更真实更扎实”。
“中国电影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面临着娱乐至死的环境，我们到电影院里不再是寻求心灵的交流，不再是寻求感动，不再是寻求一种对人性和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因此《冈仁波齐》这样的电影，在目前的中国影坛中非常罕见，还有人在坚持这样去做，把这它作为反映社会真实的一个影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尊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汉族讲述少数民族故事的时候，尤其是西藏题材，更被视为消费过度的题材，在这其中，不乏有所谓艺术家创作出了猎奇的、消费的、甚至是影像剥削式的西藏作品。“以前西藏题材的很多电影，都是局限于猎奇，都是把西藏的素材作为影片的猎奇成分来加以展现，可是《冈仁波齐》是实实在在的用藏族人的视角，用当事人的视角拍的，非常难能可贵。”
对于这一点，张杨认为，以前的藏族电影，不管是西方的藏族电影还是国内的藏族电影，都是从艺术形态的角度出发，或者是概念化的东西先行，一说到藏族的概念，固有的画面和音乐已经在观众脑海中浮现，“其实在做西藏电影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去掉所谓的概念化，不是从猎奇的概念进入，更多的是真的进入当代，也更多的是从民族性本身去挖掘更深入的人性，更深入内心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是要从电影的高度去进入藏族的题材”。
在生命的某个节点，我们终将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自己，面对世界
西北代表性音乐家、跨界艺术家苏阳说，在看《冈仁波齐》的时候“其实是在看自己”。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每个人都在探讨快的含义，人们想象不到有这样一群人，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对生命的思考，“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是在‘看自己’，我也希望给更多的人推荐，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它，我相信一个人不管是在北京还是上海、纽约，你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即你怎么面对你的人生，你怎么解决你的心安，这群人用这样一种缓慢重复的方式在走，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其实看的时候一直在审视自己，学会了那么多的花拳绣腿，却没有反观真实的自己。”
青年艺术家、独立策展人董钧对电影中两个情节印象深刻，“一个是朝圣者在旅途中遇到的老者，老者指出了朝圣者磕头的方式不对，并说现在的人都在追求快，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刷微博等，要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实际上，老者的话也是对银幕前的观众所说，是否要这么快？“另一个打动我的细节是在理发店的场景，朝圣队伍中的男孩和理发店的女孩，有一种懵懵懂懂的感情，给我很大触动，因为电影自始至终是比较出世的状态，直到这个情节，才把我们拉回到了人的理念”。
董钧还提到，《冈仁波齐》中朝圣者重复的动作，让他想起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和朝圣者们磕长头一样，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这也是一种自我修行的方式，可能每个人选择自我修行的方式都不一样，但在生命中的某一个节点，你终会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自己，面对世界。”
朴素和圣洁的画面，这是生活真实的颜色
画家、诗人王晓在沙龙上介绍，自己也经常去藏区采风画画，所以在电影中看到很多熟悉的画面，有很多感触，“我想起当时我去藏区时看到的蓝天，藏区的孩子们，那种画面历历在目。在我创作的过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藏区的，我觉得西部的纯净天空和那些纯净的灵魂，真的打动了我们，我想把这些表现出来，在电影里我找到了共鸣，相信观众们也看到了一些共鸣。”
王晓也从影片画面质感上，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现在很多好莱坞的大片和神话故事都有很多的电脑特技，很不真实，这部电影恰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特别朴素和圣洁的画面，这些画面非常干净，不掺杂任何后期技术，完全是靠创作人员长期扎根在生活中，深入藏民的朝圣之旅，才能创作出来，看到这个电影，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去过西藏，或者还没有去过西藏的，都应该去深入了解一下，真正藏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真实其实都是导演的选择，在生活里捕捉生与死
在现场提问中，有观众说自己看到电影中杨培爷爷去世时感到很震撼，但当看到片尾字幕中杨培老人的名字没有画框，瞬间又将前面所有的震撼感消退了。究竟应该将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带有艺术性的电影看，还是应该讲它作为一个真实的纪录片看？这样的疑问始终萦绕在观众心头，急切地想从张杨导演口中听到答案。
“对我来说，即使是纪录片，它也不是绝对真实，因为所有的真实其实都是导演的选择，我相信只要机器在这，机器在这个空间里，面对机器的人都已经具备了表演的可能性，当机器在那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表现和生活中的自己，已经有差异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即使是纯粹的纪录片，它其实也是导演的选择。”
实际上，电影中的细节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张杨为了寻找这种真实的感觉，在藏族村庄里住了近三个月，不断观察藏人生活起居和作息，并通过拍摄一部短片与他们拉进距离，并在村庄里拍摄了很多素材，“像他们的赛马会，家庭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日常的内容，早上起来干什么，晚上干什么，怎么睡觉，他们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住房的结构是什么。”
“你可以完全把它当成纪录来看，完全相信它是一个真正的事，因为确实这些细节都是生活中的，我也编不过来，老人去世后有两个石头堆，我们就是在冈仁波齐山的后面看到两个石头堆，场务说这就是有人去世了，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生活里捕捉的，让我去编我也编不出来，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除非你自己去磕那一年头你才会知道。”张杨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商业为王的国内电影土壤，艺术片该如何生长？
现场有观众问到，在法国的电影市场，有30%—40%是文艺性的故事片，57%左右的是商业片，但在中国的市场中，文艺片的比例连3%、5%的比例都没有，究竟如何让文艺电影在中国更好地发展，已经也成了不少从业者心中的难题。
在芦苇看来，艺术片和商业片其实应该有一个共同生存的环境，“在60、70、80代时，欧洲的电影市场中，艺术片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甚至占到了五分之二的额度，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然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各国，艺术片都在缩减，中国的艺术片形势更为严峻，“很多电影人资本的动机本身就是为了赚钱，根本就放弃了文化传承和文化表达以及文化感受，所以这个功能逐渐萎缩，全世界都在萎缩，但中国萎缩的尤其严重、特别严重。”在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现在，中国却多年缺席四大电影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人家不要，这就是过度资本化和过度娱乐化所直接带来的恶果。电影最正常的生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是谁愿意看什么电影就有什么电影可看，可我们现在除了小鲜肉的观众以外，别的电影类型已经基本死亡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
张杨导演则用国内摇滚乐的发展回答了这个问题，张杨说，早年间的摇滚乐，在整个音乐的概念里也是非常小众的，只有北京或者几个主要的城市有一小部分在玩摇滚音乐，大部分都是流行音乐，后来随着慢慢发展，摇滚乐又分了很多流派，这些流派也在慢慢扩大，每个音乐流派都有各自受众，“但这些音乐都是小众的，永远不会像流行的歌曲。对我来说，我只需要有它的生存空间，你把喜欢它的那波人，和这样的电影、音乐建立了好的联系，它就可以很好的生存。观众觉得有我想看到的，导演认为拍完了，我需要找到的观众也找到了，而且它在一个合理的市场中。电影投资很小，回收成本的压力也没那么多，投资人也觉得这样的片子我们也可以投点，这样的环境下，文艺电影才有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