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言图片 《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部《红岩》小说影响了几代人,一首《红梅赞》唱响了大江南北。在这美好的季节,一朵迎霜傲骨红梅不幸凋零。5月19日10时25分,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逝世,享年92岁。
杨益言生前留下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今天,杨益言遗体告别仪式将在重庆南岸区江南殡仪馆举行。
晚年身体不好
19日下午,记者联系上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时,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陈川一行来家里慰问刚离开。
杨小谊告诉记者,父亲虽然高龄,但是晚年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等疾病,去世前一段时间,他一直住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房里。
“住院期间,父亲意识清楚,还能与人正常交流,也爱看看时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杨小谊说,这次父亲走得很突然,一家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上周星期天,父亲不知为何突然呕吐,呕吐物呛进肺里,导致肺炎并伴有发烧症状,随后几天病情加重,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是19日上午还是不幸离开了,享年92岁。
续写《红岩》成遗愿
杨益言是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1925年11月18日生于重庆,是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
杨益言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
杨益言在狱中结识了《红岩》的另一位作者罗广斌,出狱后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写成《红岩》一书。罗广斌已于1967年离世。
《红岩》最初于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重印113次,再版两次,印数超过1000万册,还被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发行,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陈川评价说:“一部《红岩》教育了几代人,到现在还继续影响着年轻一代,不愧是一部红色经典作品,更成为重庆的城市文化符号!”
杨益言创作精力旺盛,随后陆续创作了《大后方》、《秘密世界》,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的故事》等作品。杨小谊说:“对于文学创作,父亲一直殚精竭虑,到70多岁再也拿不起笔时,这才歇手。”
“创作生涯的最后几年,父亲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三峡移民剧本中,期间几易其稿,那时缺少电脑,父亲全是用手写,直到最后一稿,其手稿已垒成小山,厚达一米左右。”杨小谊回忆道。
杨小谊说,虽然父亲晚年因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笔,但是心中仍惦记文学创作,他想续写《红岩》,他想三峡移民的剧本登上舞台,他还想搞很多创作……但是这些都成了他的遗愿。
不健谈但讲原则
“他的去世象征着他们那个文学时代、那个年代的文学结束了……”获悉杨益言逝世的消息,重庆市作协名誉主席黄济人感慨地说。
“我最近一次见他本人,还是接近两年前了。”黄济人说,自己和杨益言的最初交道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黄济人从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辑岗位上回到重庆市作协工作,“就是杨益言引荐的。”
“他的去世,我个人的看法是,象征着他们的文学时代结束了,那个年代的文学结束了。”黄济人说,以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红岩》为代表,可以说是共同创造了重庆文学的辉煌,“那些文学界前辈,他们制造了神奇,是被人们记得住的作家。”
在黄济人印象中,“杨益言不健谈,但他讲原则,在对青年作家栽培方面处处体现出了自己的责任感,这是得到了大家公认的。”黄济人说,杨益言一直非常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去很多地方讲学,我都陪他走了好多地方。基本上只要提到是讲学,他都没有拒绝过。”
黄济人说杨益言和传统的作家不一样,“他是学工科出身的(同济大学机电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因为个人经历从事了革命,为了革命写作。他的写作过程和初衷,和我们这一代新时期的作家还是有区别的。他们(那一代作家)对文学的目的性,精神的弘扬和自觉,要超过我们这代作家。”
从不抱怨和说教
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最大的感受就是:“从不抱怨、从不说教、身体力行。”在杨小谊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只有“晚饭时间才能跟父亲在一起。”而杨益言在女儿们的心中极具威信,因为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件事,“看到父亲都做得这么好,我们自己也就受到了正面的影响。”
父亲写了这么出名的一本小说,但却没给子女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杨小谊介绍,早在10年前,父亲就将《红岩》的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是去卖,得值多少钱啊。但父亲从未这样想过,就是想要把手稿捐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许云峰、江姐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杨小谊介绍,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父亲就把收到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一分钱都没留给自己,而当时他们全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
虽然《红岩》没有给杨益言的孩子们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红岩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杨小谊和她的姐姐们:“小时候父亲就带着我们姐妹去烈士陵园扫墓,回来还让我们写作文,了解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说从小就受到了红岩精神的影响,我和我的姐姐们都是特别善良、正直的人。”
杨小谊说,其实父亲想女儿中能有一人从事与写作有关的行业,但是杨小谊的姐姐们都选择了财会、医学、英语,父亲便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杨小谊身上。“父亲甚至还特意培养过我”,但杨小谊在做了7年左右的记者后,还是选择放弃了文字工作,杨小谊歉疚地表示:“这也是父亲一生的遗憾。”
往事
在狱中坐过“老虎凳”
抗战时期,杨益言从上海搬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他随之迁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杨益言是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和“主笔”。“一二·九”运动后,杨益言从复旦辗转回到重庆。
到重庆后,杨益言不但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与重庆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准备利用手头上的照片、资料编本书《控诉》。而这时,他已经被秘密“盯”上了。终于,他写给重庆大学女朋友的信件被扣留了。那是盛夏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他正独自一人在楼上的小屋里看书,有人敲门,他刚把门打开,涌进四个人,便装,但有枪,他被抓了。
狱中的生活,杨益言只记得坐过“老虎凳”,人坐在长条凳上,膝盖处绑着,两手的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脚踝,不停地问,“说不说,你说不说?”不说,便在脚后跟处垫砖头,一块一块慢慢地加。当然也有抗争,像《红岩》中写的开追悼会、绝食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杨益言和罗广斌都分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常常到各处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后来组织上要求整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材料,确定由罗和杨执笔创作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写作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前后三年。他和罗广斌住在重庆市委安排的两间平房里,白天走访革命前辈、看材料,写作经常从傍晚开始,有时写到半夜,但很多时候都要写一个通宵,就这样写成了名著《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