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养生 杨敬年 “以义制命” 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生活在一个不安静的年代,狄更斯那句经典到泛滥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成了我们迎战时代的座右铭。但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努力认识自身、社会和整个时代,顽强地抵抗不确定,寻求有力度和尊严的生命姿态。

以这样的生命姿态,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还有两个月,他就108岁。

翻阅他这些年写的文字和采访,没有惊心动魄的举动,也没有改变时代的雄心。杨敬年不是英雄,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曾说,人生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吾将上下而求索”,把“学问”视为兴趣和生命。民国时期,他放弃高官厚禄,选择纯粹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留学“英美”回来的学生不再吃香,他不卑不亢;到了“文革”,被打成右派,他仍然坚守了自己的尊严和兴趣。

“文革”结束,他重新站上讲台,到86岁才告别。即便没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却仍在90岁写著《人性谈》和翻译《国富论》;到了100岁,也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

这样的人生是怎样实现的?“以义制命。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就还是做。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他面对不确定的一种生命姿态。

我们缅怀杨敬年,缅怀他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上的贡献,也是在缅怀一个哪怕是在动荡年代也“以义制命”的生命。

人生简谱

见证百年跌宕历史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中西碰撞,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杨敬年的家庭却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杨海宗与妻子关系不和,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黎蔚霞生下杨敬年1个月后带他住到外祖父家,在他10岁时改嫁。百业凋敝,乡村生活尤其贫瘠,家境既贫寒又破碎。多年后杨敬年回忆,自己“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1927年,杨敬年考取设立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但入学仅3个月,就发生了历史上的“马日事变”,驻长沙的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杨敬年从黄埔军校离开后,过了几年靠教书糊口的日子。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

这里的毕业生大都走上从政的道路,但他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经济学(economics)专业(PPE)”。学习既有天赋,也用功,1948年5月,杨敬年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动荡和诱惑中,这一路苦读下来,“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杨敬年说。

毕业后,杨敬年回到了南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的那年,还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但气氛不久就发生了改变, 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留学英美不再“吃香”,杨敬年的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也变得一文不值。在大的变局面前,他选择了“重新来过”,自学起俄文,还翻译了三部苏联学术著作。

不过,杨敬年并未就此获得了安静。1957年,年将半百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等。政治上的不确定扑向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四十多年后,他回忆那时的自己:“文革”到来,有小朋友拦住他的路,问:“你是牛鬼蛇神吗?”杨敬年说,“是的”。又有小朋友问:“你今天当坏蛋了吗?”“当了。”“你明天还去做牛鬼蛇神吗?”“还要去的。”

不久,“文革”在高峰中渐渐走向了结束。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学术成就

以“绵薄之力”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杨敬年尽管重返了讲台,但在1983年全国首招博士研究生时,75岁的他因超龄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杨敬年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出人才、出成果寥寥无几,和一个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发表了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然而我却是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了。”即便如此,他却对中国经济学做出过举足轻重的贡献。

杨敬年的第一个学术成就是将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

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但杨敬年晚年回忆说:“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们大体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对于发展经济学,能够理解第二种态度,但更接受第三种。

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沪召开,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

2万册。 他的译本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极高认可。晚清时,严复为介绍新思想而译为《原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王亚南和郭大力的译本,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最早从日文版转译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对照英文版进行了修订),文字上文言和白话参半。

而对于杨敬年,既没有了“存亡救国”的使命,也没有宣传工作的负担,纯粹了些,在翻译风格上也力求准确、通顺和易懂的现代汉语表达。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 实际上,制度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在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那里都得到过探讨,而杨敬年见证了中国的被侵略、动乱和发展,用百年经历表述了这对关系。

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错划右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虽然翻译出版了几本书,却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很少甚至没有稿费;虽然也教了两年书,却因政治原因,不能再教下去。落实政策后,南开大学二十多名四级教授普遍升级,我却因‘没有能写出四级教授应当写出的东西’,不能入选,当时我想,是我没有能力写呢,还是环境不让我写?” ——摘自杨敬年自传《期颐述怀》 (文中杨敬年自述材料参考《新华每日电讯》、《社会科学报》、《南开经济研究》和《人民日报》)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