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论文 李金铨: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
《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大公报》的成功归诸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文笔,他们还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张季鸾的政论望重朝野,他去世时,蒋介石的唁电奉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也赞扬他为“功在国家”。
中共掌权以后,毛还在抱怨刚刚进城的《人民日报》作风散漫,说只要他们能学一点《大公报》他就满意了。言犹在耳,《大公报》却成为新政权改造的对象,以致该报老人如王芸生、徐铸成乃至萧乾,都曾经纷纷违心地批判《大公报》和张季鸾。
几十年过去了,时代毕竟在变,2014年张季鸾的遗体终于魂归陕西榆林墓园。2015年8月16日~18日,榆林市召开了“张季鸾与民国报业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在会上做了简要的口头报告。本文根据现场录音订正而成。
张季鸾先生
▉ 一、张季鸾和《大公报》在异时异地所发生的影响
《大公报》和张季鸾在中国大陆的命运极为坎坷,在海外却发生深远的影响,且举数例以说明之。
第一例,我从高中开始就抱着浪漫情怀,憧憬记者生涯,1970年考上了台湾中央通讯社,一心想跑外勤,挖掘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得过陈博生奖学金,中央社总编辑沈宗琳先生待我如子弟兵。他替台北的五家报纸兼差写社论,也想训练我往这方面发展。
有一天他突然叫我过去谈话,感慨在戒严的严峻情势下台湾不可能出现张季鸾,劝我不要跑外勤了,干脆到中央社的国外部去把英文学好。回想起来,在那个肃杀的年代,年长的党媒老总肯跟初出茅庐的后进“交心”,实在是格外呵护我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写社论碰到什么压力,内心苦闷必须宣泄。但重点不在于这里,而在于他心目中以张季鸾为榜样。
第二例,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台湾最好的报纸是《中国时报》,颇有海纳百川的气象。创办人余纪忠先生是国民党的开明派,也是政治风向的指标性人物。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张季鸾,但凡重要的社论必字斟句酌亲自定稿。他俨然以国士(甚至国师)自居,认为他的社论是直接和蒋经国对话的。他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地跟年轻的记者谈起张季鸾。
第三例,香港最好的中文报纸当数《明报》,创办人查良镛本来就是出身于已经沉沦的香港《大公报》而后又与之闹翻的。《大公报》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早年留学日本,办报理念原来想学《朝日新闻》,后来慢慢转向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
查良镛每天在《明报》登出两句话——“意见大可自由,事实不容歪曲”——掷地有声,就是译自《卫报》的信条。他每天亲自写社论,心目中必有张季鸾的形象,希望把《明报》办成当年的《大公报》。曾经在《明报》做过事的林行止,后来出去办《信报》,也办得有声有色,延续了文人论政的香火。俱往矣,这些人物不是故世就是退休,象征着中国文人办报传统的终结。
《大公报》1949年以后屡经改造与整肃,本已奄奄一息,直到“文革”时期在大陆正式宣告停刊。表面上《大公报》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其精神之顽强往往超出估计,正犹如风中残烛,只要碰到死灰就要复燃。198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四位筹办者当中即有三位是《大公报》出身的。
厦门大学筹办新闻系,还回去向《大公报》老人徐铸成和刘季伯取经。《南方周末》创办时,也曾问道于萧乾,何尝不想继承《大公报》的血脉?何况近二三十年来,更多有志的记者私淑《大公报》和张季鸾为新闻典范。
榆林河滨公园张季鸾雕像
▉ 二、《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大公报》代表中国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人角色转型的过程。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以后,知识人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而报刊是知识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途径,最好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张季鸾和梁启超笔锋都带有感情,两人都接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转介的西方自由思想。
梁启超参政失败以后从事论政,张季鸾则自认为是一个职业报人,他在专业化的转型中比梁启超走得更远。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为了启蒙,以评论为主,而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除了评论外还有新闻,而且他的评论是站在平等的立场说话,不是居高临下的口吻。
《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办报思想从“儒家自由主义”(或有自由倾向的儒家社群主义)慢慢结合西方的自由主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我以为张季鸾的本体思想还是儒家自由主义,他经常讲到“良心”和“气节”,还提倡“报恩主义”,便是明证。
但他是有国士之风的职业报人,对自由主义的肯定,也走得比梁启超更深远。梁启超原来是宣扬自由民主的,等到1903年游历新大陆归来以后,对于美国许多现状感到失望,便力言中国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转而提倡开明专制。
张季鸾不是没有想过开明专制,尤其1937年前后对军人主政不满,表示“实逼处此”,无可奈何。但终其一生,在抗战最艰苦奋斗的时期即使主张“国家中心主义”,他对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没有动摇过。1939年5月5日,香港《大公报》刊出《抗战与报人》中的这段话说得淋漓尽致: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
论及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历史意义,还必须跟当时的报纸比较,从而探讨《大公报》如何脱颖而出。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骂《申报》编得很滥,讽刺《新闻报》简直没编,而赞扬《大公报》是办给那些受过优良教育的人看的。
这句话画龙点睛,表明《大公报》的读者都是高层知识人。《大公报》开办时充其量是张天津小报,却有全国性的格局与气度。《申报》和《新闻报》的目光反而始终局促在上海十里洋场,没有雄心要引领全国舆论。从商业经营和资本上看,《大公报》远远不是《申报》和《新闻报》的对手。
在抗战以前《大公报》不过是50万元资产的小公司,而《申报》的总资产达到了300万元,它每年的盈余50万到60万元,就高于《大公报》的总资产了。胡适曾说《大公报》这“小老弟”赶过了《申报》和《新闻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
范仲淹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中国儒家士大夫知识人的精神特质,西方专业人士才不会把天下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所谓“文人论政”,文人就是文化人,民国时期的职业分工没有那么细,文人、报人和学者都是跨界的。
中国报人无不自许是知识人;像胡适这样的知识人在报刊上写文章、办政论杂志,而许多报人也到学校教书,职业角色并不是泾渭分明。陶希圣赞扬张季鸾是鲁仲连式的人物,除了与蒋介石交好,还能够周旋于各方,特别是英美归来的自由派知识群体,而同样在天津的《益世报》就做不到这一点。张季鸾有一流的文笔和手腕,胡政之更是徐铸成眼中仅见的办报全才,会写,还会经营。
1999年立于张季鸾墓前的“报界宗师”名碑
▉ 三、《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八九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怀念《大公报》和张季鸾呢?因为这是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张季鸾追求新闻自由,又不为政治所俘虏,这在中国报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很多报纸都巴望受到政治势力的青睐。大公报》有这种不为政治服务和不受金钱腐蚀的自觉,正是源于儒家重义轻财的道德理念。
报业经营当然必须站住脚,《大公报》拒绝接受政治津贴,决定拿出5万元来办,办不了就关门;由于胡政之善于经营,《大公报》的财务状况并不差,却不想赚太多钱,怕受到金钱的污染,这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在某个意义上说,这个理念和当今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公共领域”可谓异曲同工,前后辉映,但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大公报》和张季鸾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自勉,不求权力和钱财已经很难,“不求名”更难,因为实至名归,不求自来。《论语》开宗明义说“人不知而不愠”,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大公报》提出“不求名”是为了“公心”,更是具有明显的儒家印记。
《大公报》和张季鸾所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新闻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个“四不”原则是1931年5月22日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的社论中提出的,丝毫不因为时间的冲刷而失去意义。关于“四不”,阐释者已多,我不再词费。但必须指出,在精神境界上,这个“四不”原则与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互相发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至于是否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形成规范或建立传统则是另外一回事。
《大公报》的“四不”原则和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社会动力毕竟不一样。以美国历史为例,有两股力量塑造媒介专业规范,一是1830年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勃兴,中产阶级抬头,报刊为了争取更大量读者,放弃党同伐异的习惯,以至于新闻记事强调客观公正与不偏不倚,逐渐与评论意见剥离或分途;二是脱胎于上个世纪初期的“进步运动”,它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更是鼓励了媒介揭发官商恶行,号称“扒粪运动”。
当今许多学者都普遍认识到:专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但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头则会侵蚀专业主义。
反观19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根本不发达,《大公报》却对资本市场已有戒心,声称办报需要有钱,但不能太有钱,深怕太有钱的股东会影响言论自由。《大公报》“四不”原则的社会源头不是资本主义,它反复强调的道德基础是知识人的“良心”和“公心”。
张季鸾追求言论独立自由,思想上受到西方影响绝无疑义,但他的基本道德还是建立于儒家自由主义的轻财重义。不仅张季鸾如此,同时代的人也类同,成舍我1935年在上海办《立报》,也说过“凭良心说话”,这是那一代杰出报人的普遍心态。
张季鸾和《大公报》在专业主义方面做了些什么?报人徐铸成经历“文革”劫后余生,年届七十岁时始写回忆录,说梦见自己写了一篇好社论,受到张季鸾和胡政之的褒扬,可见张季鸾对下一代报人的影响有多大。张季鸾邀请胡适等200多位从美英归国的自由派学人撰写“星期论文”,共发表了750篇,形成意见领袖,对于国民政府和整个知识界影响巨大。
张季鸾重视新闻教育和新闻专业组织,不但参与平津新闻学会并起草宣言,也参与创建中国新闻学会,对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贡献尤多。他本人并不同情共产主义,但还是愿意报道共产党的活动,也是专业精神的体现。
张季鸾(第二排右四)与大公报同仁合影
▉ 四、《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内在限制是什么?
美国政治社会史家穆尔(Barrington Moore)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如果这个论断正确的话,那么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零星的资产分子不构成阶级,以致生产力落后,社会矛盾无法调和;《大公报》纵使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够达到争取中国自由民主的境界。
何况中国自由知识界脆弱,几乎以反对国民党为共同纲领,而面对左翼思想挑战时很少立场不动摇的。这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不能单独苛责于《大公报》。
《大公报》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密切,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但也无形中和草根民众的声音脱节了。鉴于中国经济贫穷,教育愚昧,交通闭塞,《大公报》所能影响的只是都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是点的,是线的,而非面的。该报有此自觉,曾经批评中国报业太注重政治,只顾着都市,而放弃了占人口总数90%多的农民。
因此该报派记者巡回采访,发动了近二十次的赈灾活动,但以其薄力和国情所限,毕竟不能布置很细致的新闻网。《大公报》头版有一半是该报记者采写的,而不是用通讯社的稿件,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公报》因战争原因搬迁了很多次,除了抗战时期进入内地(武汉、重庆和桂林)以外,主要还是以租界(天津、上海)和殖民地(香港)为据点。在租界办报,有些话才可以讲,但其道德意义毕竟不同。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荣誉奖章,《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了一篇社论,恳切地表明他们在后方或海外办报尽管艰难,却远不如上海和其他沦陷区的同业那么勇敢。
陈列于西安张季鸾新闻馆的张季鸾新闻作品、遗物和《大公报》原件
▉ 五、今天看《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意义何在?
《大公报》的“大公”精神传统何以中断了?新闻独立自由遭受两面威胁,一是政治,二是经济。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大陆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大公报》曾经备受打压,终于在“文革”期间宣告结束,但只要它的魂魄一息尚存,就不时要跳出来起点作用;台湾在报禁结束以后,政府控制的力量撤退,新闻界心情舒畅,但族群撕裂和市场逻辑已经开始腐蚀新闻自由和专业主义,令人不胜唏嘘。
香港的新闻自由原来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现在也受到各界关切。抚今追昔,更加令人体会到《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历久弥新,对两岸三地都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严肃地探讨,共同赋予时代新解。
今天的媒介生态跟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再过几十年报纸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闻却是永远存在的。而且,面对全球资本集中和垄断的情势,如何保持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这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也是纪念张季鸾和《大公报》的意义所在。
《大公报》的读者是高层知识人,但文人论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闻专业化是不可逆转的道路。社会愈来愈复杂,分工愈来愈细。但西方学界也普遍认识到媒介专业主义的许多局限性。如何在职业分工的同时,保持儒家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天下为己任,言论独立,良心泰然?同时,在今天的公共领域里,知识人不再是特殊阶层;他们必须站在公民的立场,凭借知识基础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不再高人一等了。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时,新闻人如何创造与维护公共领域?新闻人如何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张本,重新思考他们应有的角色、权利与责任?
1937年,张季鸾与夫人陈孝侠、儿子张士基摄于香港
▉ 六、新闻自由宣言
台湾从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戒严,《新新闻》周刊先声夺人,于3月12日应运创刊。我应邀为该刊的发刊词写下了以下期许的话:
新闻自由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相。新闻自由不止是报业经营者的自由,也是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自由,更是社会全民的自由。全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全民有免于被蒙蔽真相的权利,全民有不被歪曲形象的权利,全民有免于恐惧、畅所欲言的权利。自由报业接受公共信托,必须全力以赴,追求真相。自由报业以公是公非为依归,要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讲话。自由报业必须接受社会力量的监督。
这几句话呼应本文开端所表达的意思,权充相隔数代的无名晚辈对《大公报》和张季鸾先生的礼赞。
(李金铨:《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新闻记者》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