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孙女、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曾经逃婚
20年前,“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其后汪道涵与辜振甫(前右)在四项协议上签字,他们的背后站着的两位女士就是汪道涵夫人孙维聪与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后右)。 中新社图片
20年前,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多年后举行的首次会谈,其后汪道涵与辜振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在汪辜签字之时,他们的背后站着两位女士,这就是汪道涵夫人孙维聪与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
如今汪道涵夫妇和辜振甫均已仙逝,辜严倬云女士谈及20年前的那场会谈,对一些生活细节的记忆依然栩栩如生,而对那些庄严的政治谈判则讳莫如深,表示政治是男人的事情,太太们绝不参与政治。
尽管辜严倬绝口不谈政治,但政治依然无时无刻不包围着她。
电影《云图》有句台词:“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和其他人紧紧相连,过去,现在,每一桩恶行,每一个善举,我们孕育着自己的未来。”祖父严复,外婆宣统帝师陈宝琛之妹,父亲教育家严叔夏,母亲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板桥林家千金,大姨夫近代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之子,大舅妈清末大实业家盛宣怀之女,丈夫辜振甫。
大时代中的种种蛛丝马迹,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图画,而今处在图画正中的,正是如今89岁高龄、人称“台湾妈妈”的辜严倬云。
如今,逝者已去,生者如斯,我们漂洋过海,独家专访海峡两岸近百年乱世风云的见证者———辜严倬云女士,她以一个女人的视角为我们揭秘庞大家族宗系背后跌宕起伏的大时代。
我就生在“严复故居”那个房子里
画外音:辜严倬云女士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外婆身边长大,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而久负盛名却从未谋面的祖父严复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辜严倬云出生前,严复就去世了)。如今,留给她凭吊的只有福州郎官巷一座产权并不属于严家的庭院。
辜严倬云:我的外婆是陈宝琛的亲妹妹,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太傅。外婆大约20岁就跟外公结婚,嫁到了林本源家,也就是板桥林家。板桥林家是当时台湾的首富。后来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林家半夜里坐船逃到鼓浪屿,厦门鼓浪屿有幢白楼“林家花园”,就是我们家的,我外婆带着妈妈就曾住在那里。
那时候林家的家产都在台湾,但是不加入日本籍就没办法拿到台湾的财产。外婆为了财产,又回了台湾,让儿子入了日本籍,但是女儿和她自己都没有入。拿到台湾的财产之后,她不想跟日本人在一起,又带着儿子女儿回到鼓浪屿。住了几年之后回到福州发展,因为陈太傅在福州的权势很大。
你们现在到福州陈家,能看见一幢一幢的大房子,很大也很漂亮,现在的政府把它们修缮得很好,那里就是我外婆的家。外婆32岁守寡,“七七事变”那天,在福州过世,葬在福州。她一生都没有入日本籍,一直是中国人,她的女儿们也没有入籍。外婆非常爱国,我很为我的外婆骄傲。
外婆大女儿嫁给了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第五个儿子。二女儿,就是我妈妈,嫁给了严复的第三个儿子严叔夏。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外婆很慈善,很爱自己的乡亲,冬施棉袄夏施暑汤。那时候贫富不均非常严重。有钱人家里,比如我们家,7个人有二三十个佣人,佣人比主人还多,有烧饭的、洗衣的、带孩子的、还有丫头。
陈家家规严格,是从宫里学来的。我妈妈小时候早上要向外婆请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等人来请,晚上也要请安后才能去睡觉。我小时候也是受的这样的教育,觉得要长幼有序,不能没有礼貌。
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祖父严复已经过世了,那你的父亲母亲有没有跟你谈过一些严复的事情呢?
辜严倬云:我的父亲是祖父的第三个儿子。祖父只活到69岁,一生多数时间在北京、天津、上海,在天津据说有二十几年。虽然生在福州,但在福州的时间非常之短。一直等到他67岁,得了很严重的气喘病,希望叶落归根,才回到福州,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福州为他租的房子里。这些我都是听说的。
我们严家三代医生,曾祖父医德非常好,大家叫他“严半仙”。他家里不是很有钱,可是是个好医生。福州有“三坊七巷”,曾祖父每天从杨桥巷出来,到福州街。他在城里开了一个门诊,每天坐轿子出来都要经过一个石桥,石桥两边都是叫花子,有的生了病。曾祖父一定下了轿子,给他们看病。叫花子哪有钱呢?曾祖父就把自己的钱垫上,还给他们钱。他在诊所看病的都要收钱,收有钱人的钱。
有一次福州发生了霍乱,曾祖父去救治,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药,他帮别人看病,自己也染上了霍乱,最后因此去世。那时候祖父才14岁,曾祖母还很年轻,母子俩靠曾祖母给人搓绳子、洗衣服赚钱,供祖父念书。祖父14岁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州马尾盖了海军学校,首次送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祖父被选上,14岁就去了英国念海军。
记者:现在福州开辟出来的故居是真的吗?
辜严倬云:是的,我们租住过的房子在郎官巷,我就生在祖父租住的那个房子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祖父就说,若生下女孩,就要叫“倬云”。但是我还没出生,祖父就“过去”了。现在那些房子是政府所有的。在巷子中有一间辟做了祖父的纪念馆,那的确是祖父过世的地方,我三五年之前去的时候,那里面摆放了很多当年我们用过的东西。
记者:那个房子后来是后人捐赠给政府的吗?
辜严倬云:不是我们捐的,可能是“文革”时期划归政府的。现在我们在大陆根本没有房子。我们在北京的房子,祖父在天津的房子,通通都没有了,都是属于政府的。
南都:“文革”结束之后,大陆有陆续归还华侨、台胞的房产。
辜严倬云:是的,有的有归还,有的没有。我有好多朋友亲戚,拿着他们房子的地契来给我,常常都是上海、福州的房子。有人知道我是在做慈善的,想把他上海的房子捐给我,希望我去做儿童福利院。我就拿来地契,叫人去查,结果房子已经属于政府了。像我们在北京的大房子,在福州的大房子,已经被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