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性情男人刘德凯:完美情人“费云帆”(图)
在采访刘德凯之前,我更愿意叫他“费云帆”——因为在那个琼瑶编织的“一帘幽梦”中,他实在表现得太完美,以至于成为每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梦想中的爱人。他也喜欢别人叫他费云帆或其他角色的名字,但笑着说费云帆“是我的偶像,他是大情圣,那么浪漫的一个人我做不到”。
他是O型血、处女座的男人,书上说这样的人对别人和自己要求都挺严格,追求完美。 在我们整个交谈过程中,他谈到一个细节令我记忆深刻——他说“你看过吕克.贝松的《职业杀手》(《杀手里昂》)吗?那部片子一开始杀手出场什么都没带,就带了小小的一盆植物,这是一个典型的漂着的人,吕克.贝松处理得很经典。我特别有同感,因为他不断地换地方,又不放心别人帮他养,所以只好随身带着。我很喜欢植物,从前也养过很多,说起来比较二百五,我常常会放音乐给它们听,有时候觉得跟植物沟通比人还容易”。当然后来也因为他的“漂的状态”,植物不得不都送人了。
在准备这篇专访的过程中,我时常在上班的路上回忆刘德凯关于“自由”、关于“流浪”、关于“舍得”的一些说法,突然就想起那句曾经最欣赏的话——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当然,在漂着的日子里,他无时不满怀热忱地携着自己钟爱的影像之梦,期待不邀而至的灵感和奇迹发生。
解读性情男人刘德凯
提及这个男人的名字,于我、于许多和我同龄或更年轻一些的朋友来说,似乎都弥漫了一种浪漫气息,我当然清楚这完全是拜琼瑶所赐。有时候幻觉就在某一刻发生,你混淆了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本人。刘德凯因此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绅士、宽容、浪漫、平和以及温文尔雅。
第一次见到刘德凯是在冬末上海的某个雨天,为了他执导的电影《烟雨红颜》。那一次站在半米之外,看他坐在圈椅中和一群记者侃侃而谈钟晓阳,当时令学文学的我心生羡慕,在那样嘈杂的环境里,他竟然可以如此淡定地和人谈小说。还有就是,一个中年男人,竟能把一件红衬衣穿得那么得体。
之后是在初夏的无锡,在本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之夜最后的酒会上。他一次次被女记者们从大圆桌前拉起来,微笑,合影——因为他曾演了那么多让这些女子着迷的优秀男人。我们拼坐在一张椅子上,谈话在人来人往中断断续续。那次的他令我心生好感,一个红了很久的明星,还能这样对待每一个影迷或记者,很不容易。
后来又和一直在内地奔波的他通过几次电话,发过短信,约他什么时候可以做个专访,他说就要来杭州了,为新剧《欲望》续集作宣传。
于是,有了这个初冬某个夜晚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我们面对面坐在17层高的楼上,靠窗的位置看得见一半的西湖夜景,还有灯光耀眼的雷峰塔,背景音乐是不断重复缠绵的《爱的代价》。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刘德凯依旧很“知识分子”,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变不了的。
☆似乎跟杭州很有缘,他说第一次来内地拍戏是1992年,刚好是来杭州拍《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西湖边。和他交谈之后我更愿意把他当做一个导演,一个十分偏爱文化韵味的知性男人。他说话的时候不时拿起手边一种裹在深蓝色烟壳中的烟点上,喜欢神情专著地直视对方的眼睛。
记:您最近是不是都在内地?
刘:是,最近几个月都在这儿跑来跑去的,大概过些天要回台湾一趟。刚拍完《孝庄秘史》,演皇太极。我自己非常满意,尤(小刚)导也很满意,我觉得应该不会让观众失望。
记:听说您是学新闻出身,后来改行进入演艺圈。
刘:大学里是学新闻的,出来后当记者。进入演艺圈一开始我是做幕后比较多,当演员反而是在做幕后两三年之后开始的,当时先做副导演、导演等。
记:在这个过程中您会不会受到一些导演的影响?比较喜欢哪个导演的影像风格?
刘:影响肯定有。主要是受上世纪50到60年代法国、意大利、美国等一些戏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在叙事方式上。
我个人比较喜欢欧洲一些所谓的小品电影,它们跟人性比较贴近,并不是纯粹的叙事电影,比较能深刻地打动人。
我喜欢的导演,当然是像《教父》的导演科波拉,还有斯坦利.库布里克,那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记;中国内地的呢?
刘: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我觉得李少红拍电视的态度是对的,我比较喜欢她在制作电视剧时用一种精致的态度去做,这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做法。不少人觉得她的戏节奏似乎慢了点儿,但我觉得她对待电视剧在品质上的要求态度是诚恳的,是应该受到观众肯定的。(她的戏)也许是赔钱的,但看得出不是为了赚取制作费。
内地制片人做事和台湾的不一样,我在这边也是一边磨合一边学习。
记:您还在准备拍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吧,是其中的一篇《信客》?
刘:对,大概明年1月会开拍,现在在筹备。
记:和《烟雨红颜》应该是两种风格吧?
刘;完全不一样。《烟雨红颜》是讲述爱情的,完全是小资情调。《信客》讲的是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事,比较偏人文性。它不是标榜信客这个特殊行业的本身,而是标榜这个行业所影响、所沉淀累积出来的上海文化,强调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形成的内在含义。
我对江浙一带的文化,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包括人、历史、书、用品,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东西不像现代产品,包括家具、文化产物,都不是为了短期的使用价值,似乎希望你用上两百年,这是现代比较欠缺的一种内在思维。
从《信客》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的人文特色。余秋雨老师在文章中说:“上海是由无数个从各地方来的信客所走出来的移民城市。”我觉得这句话点题点得非常贴切。拍这部片子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我成长的环境。
记:您似乎很喜欢那种有文化底蕴的、传统的东西?
刘:味道比较强的东西!大概是个性原因,还有我生长的环境中比较欠缺这些。我觉得在文化的土壤中台湾不如内地来得滋养,我到这里来以后感到很滋补,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慢慢累积出一个方向。这两三年我比较偏好这方面的东西,人家问我原因我也答不上来,就是有强烈的情感。
记:记得在无锡时您说过喜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人交流。
刘:是。他们对我来说很陌生,都是些在台湾听不见看不见的话、行为和思维模式,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第六代第七代的导演,你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就像当初我选择学新闻一样,我比较喜欢吸收新事物,这个过程很有趣。人到了这把年纪还是觉得这个事是最有兴趣干的。
☆他是那样一个人,无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都不会给人以威压的感觉。就像他在多数场合随意却舒服的着装,他带着淡淡笑意的表情也很让人放松。这很容易让我们把一次采访演变成聊天,从最初的一点点严肃到接下来的闲适,比如说说他心目中带有洁癖的爱情。
记:好像在谈到《烟雨红颜》时你说过“我对爱情有洁癖”这样的话?
刘:不能说是对爱情,应该是指对爱情状态中的自我有洁癖,是对自己。
记:怎么说,展开一下。
刘:很难具体地讲。当然爱情本身是比较美好的事,当感受到爱情的时候、或者在它发生之前要洁身自好,我指的是这方面有洁癖。至少是恋爱谈不谈得起的问题,这个要事先衡量一下,不是谈完了再说、谁输了谁倒霉那种态度。《烟雨红颜》里的爱情是很纯粹的,无任何杂质,这点是近代标榜爱情的书、影视剧中所缺乏的。
记:您怎么看待现代年轻人的“快餐爱情”?
刘:这没什么不好,通常年轻的时候不会考虑到以后,我自己也年轻过。这是过程上的差异。
记:想问问您觉得生活中的最佳状态是什么样子?
刘:我个人最喜欢的行为上的状态,应该是期待的过程,期待是最快乐的事——期待一个结果、期待一件事情发生、期待一次旅行、期待一个朋友来找你玩……比如去查资料,去期待发现非常惊喜的答案。
我喜欢去各地旅游,说是旅游其实也蛮紧绷的,有时候也是找景,说不上是为哪部戏,先装在脑子里。导演的脑子从来没有休息过,不断要装很多东西,人文的、地理的素材,不像演员只要单纯地创造一个角色就够了。做导演实在是件很艰巨的活,他不能停止,需要不断吸收、不断体验。
记:那岂不是很累?
刘;是啊!相信每一个导演都有同感。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记:那么在情绪上呢?
刘:期待的过程中碰到的新鲜事。我不太喜欢成就的事、太理所当然的事。喜欢在期待的过程中寻找新鲜的感受。
记:有没有对自己不满意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
刘:常常。不论是拍还是演都会感到遗憾。要不怎么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因为没有一部戏是雷同的,你也就无法在下一部戏中弥补,所以永远会有遗憾。这种遗憾通常是在结束的时候出现。因为过程中我们的眼睛是直视的,是相当主观地完成。在前期,如果我做演员会先和导演沟通好了再拍,做导演会综合各方的意见;拍的过程绝对主观;后期剪接是绝对后悔、绝对遗憾。
☆好像看见过台湾有篇关于他的报道,他在被采访时的言谈被人总结之后定为“这个人缺乏安全感”,其实安全感怎么是别人可以给的呢?后来我们谈到像空气一样重要的“自由”和“流浪”这个话题,我欣喜若狂,我想我诚心约的这个采访真是收获颇丰。和一个能引起共鸣的人对话,是生活中一件愉快而不容易的事。
记:我准备了一个很古怪的问题,如果让你选择做一种植物或动物,你怎么选择?
刘:这个我得想想(停顿)。从浪漫的角度说我愿做一朵微不足道的小花,开的时候很快乐,还没有痛苦时就没了,很短暂。从严肃、理性的角度讲,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柏树、松树,因为健壮、高大,生命无止境。
动物嘛,如果说我个人喜爱的话百分之百是海豚,因为曾跟它们近距离接触过好几个月,当时我们在台湾澎湖那边的岛潜水,有海豚集体自杀,我们给它们疗伤,然后放回海里去。喜欢狗也是,都是因为有近距离的接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记:另一个很俗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希望同时拥有财富和权力,尤其是男人,如果要您选择一样,怎么选?
刘:嗨!我选择自由,哪一样有自由我选哪样。按我的个性就是不带手机就解脱了。所以后面弄了一个剧本,就是一个人到荒岛上,脱了西装,丢了手机,跳到海里——这就是我的梦想,可以随心所欲。
记:可自由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刘:到能够不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就是绝对的成功。财富和权力并不代表绝对成功,因为付出的代价很大。
记:我觉得您的生活状态很随意,比如时常四处游走,还不忘想自己的事……
刘:对。我个性比较贪玩,并没有搞个餐厅、玩玩股票、投资房地产,做这些拍戏之余可能会多赚点儿钱,但付出的代价太大。我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中我比较喜欢做减法。我信佛教,佛教说要舍得放下,才能简单。
记:是不是说“大舍才能大取”?
刘:对。一般人做不到,“放下”两个字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是相当大的工程,我们说放下一些欲望,所谓“无欲则刚”。
记:您做到了吗?
刘:差得太远了(笑)!但起码让自己晓得大方向,也还觉得满意,觉得没错。
记:您一直是在台湾生活吗?
刘:在美国、欧洲也生活过几年。属于一个流浪者。
记:您是否特别喜欢这种漂着的状态?
刘:喜欢流浪。对,漂!我很怕有个固定的事情,心里会不快乐。我从来没上过班、打过卡。
记:真幸福。
刘:你自己可以做选择。
记:入行20多年来,您觉得自己有改变吗?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刘:说到改变真的没什么。去年我去美国碰到一个30年前的大学同学,铁哥们。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他说很羡慕我,完全跟20岁时一样没变。这件事对我影响蛮大的,虽然很偶然,我从来没思考过,但自己听到这些话后蛮感动的。不知道是喜是悲。
记:应该是喜吧!
刘:我也不知道,但我蛮开心的。
记:您做人的准则是什么?
刘:态度!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物。
记:您喜欢什么样的人?
刘:这就跟交朋友一样,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朋友。(青年时报韩蓓/文 许小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