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范石生 试解析滇军著名将领范石生之谜
近日阅读了《云南大学报》刊载谢本书撰写的“滇军著名将领范石生之谜”一文(以下简称谢文),连同近来有记者与我谈及云南陆军讲武堂有关情况,从而引发我的关注,因为我的父亲章斐然(1887—1971)[1],曾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时的第一期丙班学生二队队官(相当于现在学校中的班主任)及教官,范石生和朱德都是丙班学生二队学员,与家父系师生关系,相互较为了解,并共同在云南辛亥革命及护国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结下深厚情谊。
同时,家父与他们还在滇军中共过事,因而对“谢文”中所述的一些情况深有了解,有的还是当时的现场见证人,生前曾多次对有关人士作过陈述。现在,经过跨世纪的历史沉淀,了解范石生真实情况的当事人皆已先后作古,作为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之子,有必要对“谢文”中的某几个谜点试加以解析,力图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希冀有所作用。
现陈述于下: 一、范石生,字筱泉,云南原临安府河西县人,并非生于1887年,而是夏历己酉年12月[2],亦即公元1885年12月,卒于1939年3月17日,终年54岁。
二、范石生1939年在昆明被刺身亡的原因,家父一贯认为这与杨蓁(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附班学员[3],与范石生是同学关系)之死相关。
因为家父就是“谢文”所述“范军内发生兵变,杨蓁被一群官兵拖出戕杀”的现场目击、见证人。
所谓“范军”,其实就是当时以杨蓁为司令、范为副司令的入桂平息地方军阀叛乱的滇军。据悉,在云南护国运动中,滇军曾挥师广东支援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大业,杨、范同事,适值广州大元帅府指令以杨、范分别为一、二把手、家父为军事高参的滇军,入桂平息地方军阀叛乱,由于杨性格较为刚烈,脾气较为急躁,杨、范在滇军中共事,早生阋墙。
杨蓁致死的导火线,就在于当时杨利用战斗间隙、调整战斗工事布防要求之际,杨、范及家父共同视察前线阵地时,发现某一阵地未能遵照军令要求,按时完成沟壑战斗工事挖掘及布防任务,杨火气大发,立即追究负责防守该阵地的营长,当众抽打营长耳光,令其下跪反省。
事发当夜,受辱营长率兵冲入军部及杨、范住地,举枪入室把杨击倒在地,随即拖走关押,禁止任何人探视、疗伤,范不仅没加以干预和制止,自己却避而远之。次日,杨蓁因枪伤瘫痪、流血过多而死亡。当时家父与杨同在一室,亲眼目睹此全过程 。
杨蓁突亡,广州大元帅府震惊,社会舆论哗然。但因事发地处外省荒郊野岭和军事禁地,信息“闭塞”,亲历兵变现场者极微,事后肇事营长消失,以致民间一直传播着不实的消息。由于北伐局势复杂,北洋封建军阀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反扑,滇军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一支北伐中坚力量,值此多事之“秋”,大敌当前,临阵换帅,乃兵家之大忌,加之“兵变”有度,“将”在外,上级一时难以清查和处理,为顾全大局,以致“兵变”后,让范石生执掌滇军讨伐司令大权。
由于范率军常驻在外,随着形势的变迁,“兵变”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杨蓁之死,家父认为:从表面上来看,是源于杨不该当众体罚营长,事后才引发兵变,从而被营长报复杀害,但这仅系导致杨被杀的外部原因;内因却是范、杨矛盾发展至极的结果。
因为家父自从讲武堂带领范、杨等学员参与辛亥革命及护国运动以来,同在滇军共事,深知范、杨之间,常因平时为人及性格上的差异而“不和”,随着矛盾的不断发展,一旦被激化,才会导致作为第一把手的杨,在军营中被营长戕杀。
此事若无他人乘机挑动,或有“后台”支撑,则按一般军营的组织纪律和防卫措施,该营长绝不可能擅自率兵、持枪、夜踹司令部禁地,胆大妄为地枪杀杨,其他人则无恙。
范作为杨的副手、老战友和同学,在杨面临生死危难之际,为何不出面加以干预和制止,却任其胡作非为?“兵变”后,领兵肇事的头目营长并未篡军夺权,滇军在孤军入桂作战的情况下,是怎样平息兵变的?兵变平息后,肇事营长并没受到军法惩处,为何会销声匿迹?范又是怎样执掌司令大权的?同时,杨之死在社会上反响极大,范为何不立即在军中或向世人加以澄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却保持缄默,由于“兵变大事”,疑点多多,长期未能得解,杨蓁家属心怀怨恨,时时伺机报复。
现在,根据上述情况,予以客观分析,范石生对导致杨蓁之死,不论从法理上或伦理道德等方面而言,都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岁月的流逝,至今了解杨蓁致死情况者极少了,除我之外,可能只有杨维骞的弟弟杨维骧(又名杨维骏,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已离休)知晓了。 三、 范石生遇刺实况。
据家父及杨维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革前)曾共同与我交谈过此事,切实指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范石生才从省外返回昆明定居,并挂牌行医(中医);1939年3月,因身体不适,常到当时位于老昆明南城脚下的昆明市立医院看病治疗(现在的东风西路艺术剧院附近)。
此情况被杨蓁之子杨维骞(1918—2005)[4]、杨维骧(又名杨维骏)弟兄俩探知,即不断地在医院附近持枪窥待,伺机射杀,替父报仇。
3月17日下午3时左右,当范石生乘坐人力车到达时,杨维骞立即飞奔而出,近距离地从车后向范开枪射击,范身中数弹,当即死亡,人力车夫也被射穿范身的枪弹击伤。
弟兄俩随即到警察局自首,杨的亲属们则在社会上大量散发有关杀范的原因、以及“子报父仇、告慰亡灵”的传单,以便获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小小的昆明城,一时被此举传播得沸沸扬扬。同时,杨家还积极开展公关活动,相应取得一定效果。
因而在同年(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分别从轻判处杨维骞、杨维骏有期徒刑9年零5个月及1年零11个月,缓刑3年并处居事赔偿,1943年5月杨维骞被“特赦”出狱;新中国建立后,杨维骞因在旧社会的历史关系复杂而时时谨慎做人。
阶级观念,路线斗争,阻断了姐弟3人的亲情。特别是其母病故后,更深居简出,生活日趋拮据,长期靠亲、友(包括家父及本人)接济,时常收集、编写文史资料,向政协投稿,以获取微薄稿酬维持生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省政府聘任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员,2005年病逝。
当前,在云南近代史研究中,由于有关滇军将领杨蓁的生平及业绩资料稀缺,因而对滇军将领范石生死因的论述,大多源于后人的收集与整理,尤以其子女的著述为重要依据。
现从另一视角加以研究,提供上述论点,仅供参考。
参考资料: [1][2][3]《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三辑。 [4]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