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评毛泽东 毛泽东自评功过: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在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我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而1958年则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
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
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
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
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
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
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关系。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