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事例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范旭东
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明俊,原籍湖南湘阴,1883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为直隶大兴县知县。
父亲名琛,以教书为业。范旭东6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1892年,其长兄范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范旭东自幼从姑母学诗书,后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范旭东常到宣传新学的求贤书院阅读报纸,谈论时事。1898年维新运动中,范旭东追随其兄范源濂(梁启超的弟子),致力于维新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为其以后致力于实业救国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0年秋,范旭东与其兄弟参加汉口唐才常举义失败,即随兄范源濂赴日留学,改名范锐,字旭东,表明为了祖国能够如旭日东升般地强盛起来而锐意进取的意向。他初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08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他曾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月刊,同时接近康梁保皇派,曾向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投稿。1910年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范旭东回国,在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负责检验银元成色。他本想为整顿中国币制作一番事业,无奈造币厂积弊太深,黑暗重重,仅干了两个月便辞职。
之后,他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石墨坩埚制造厂。1913年7月,范源濂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旭东经推荐到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不久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盐矿产地和沿海盐场,对比欧洲的情形,深感中国的食盐质量粗劣,并且只知食用,不知其工业用途。他在比利时考察“苏维尔制碱法”时处处碰壁,参观英国卜内门公司也只让看了锅炉房。
这次考察给他很大的刺激,立志从制盐业着手,钻研创办化工制碱业。
1914年春,范旭东回国,针对当时外盐输入的实际,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范旭东求助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学钤,根据《盐业特许条例》,共同集资5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
1915年6月,他在塘沽设厂,8月正式投产,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盐,产品商标定为“海王”,由景本白任公司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
1916年8月,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这种精盐质量好,价格合理,深受消费者欢迎,各地经销店争相购买,揭开了中国盐业史上新的一页。范旭东进一步将公司资本扩大到100万元,并在1918年增设了两个盐厂,年产量由最初的3万担增加到135万担。
范旭东初露头角。1923年,他与山东青岛盐商合组永裕盐业公司,用300万元得到了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的全部盐产。1927年,久大公司在汉口设立汉孚盐业运销公司,开拓了国内市场。到1935年,久大公司的资本已经增至250万元,年产精盐300万担,制盐厂达到8个,产品远销南洋、朝鲜和日本。
制盐业上的成功,是范旭东为发展中国化学工业的第一步。早在1913年欧洲考察时,他便产生了在中国创办制碱工业的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向依赖进口的酸、碱等化工产品奇缺。
1917年,吴次伯等人试验制碱成功,经人介绍与范旭东商谈办厂事宜。范旭东集资40万元,筹备创建永利制碱公司。然而英国卜内门公司百般刁难,吴次伯中途背信弃义,英国丰汇银行又要挟财政部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形势对范氏极为不利。
面对严峻的形势,范旭东毅然北上招股,决心担负起办厂重任。同年10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
然而永利公司成立之初,面临着外国资本家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的艰难局面,为了摆脱困境,范旭东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博士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经过多年的技术钻研,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使得永利于1924年8月开工生产。
但6年的设计安装耗资160万元,出的碱竟是红、黑相间像锅锈一般,产品不合格,碱厂被迫停工。
由于耗用大量资金,引起部分股东不满,他们在董事会上对范氏进行弹劾,经过改组,久大、永利改董事会制为总经理负责制,范旭东以总经理掌管两公司全权。已经垄断中国制碱市场的英商卜内门公司趁机以资金和技术合作为诱饵,企图吞并永利碱厂。范旭东临危不惧,作出了派人出国学习、借用久大资金、裁减人员三项决定。
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重新开工,终于生产出洁白的纯碱,并且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30吨以上。1928年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奖。
“红三角”牌纯碱获奖后,永利碱厂的产品销路大开,产量不断增加。1926年纯碱产量为4505吨,1931年为23442吨,1936年为55410吨,职工近千人,并且陆续在南京、汉口、长沙、广州、香港等地设立营业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特约分销处31家,致使中国当时每年进口洋碱的数量从100万担锐减到48万担。
范旭东还鼓励侯德榜于1933年在美国纽约用英文出版了《纯碱制造》一书,将保守了70多年的“苏尔维法”的秘密公之于世,引起整个国际化工界的轰动。
英国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所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但永利也以更大幅度的降价出售,迫使卜内门公司请求谈判。当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前来中国要求会见范旭东时,范避而不见,只让来人到永利碱厂的锅炉房参观。到抗战前夕,永利碱厂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碱公司,范旭东与上海天原化工厂吴蕴初齐名,为全国著名的化工资本家,时称“北范南吴”。
范旭东对科研工作极为重视,他在1922年8月便克服经费困难,以久大公司实验室为基础,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为中国私人企业的第一家化工研究机构。他聘请孙颖川博士任社长,先后将自己在久大、永利的酬劳金移作科研经费。
该社科研设备完善,不仅为久大、永利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而且帮助国内一些企业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1928年9月,范旭东创办《海王》旬刊,刊布久大、永利和黄海化工研究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国内科技界重视。
从30年代起,永利碱厂不仅提高了纯碱的产量和质量,而且增加了烧碱的生产。1929年1月,范旭东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提出了以2000万元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的计划。
1931年,国民政府成立硫酸氨制造委员会,准备与英商卜内门公司和德商霭奇公司合办制酸厂,但受到英、德两家公司的刁难。范旭东找到国民党要人孔祥熙、宋子文,表示愿意承担创建制酸厂的任务。
1933年11月,范旭东克服了重重阻力,正式呈文国民政府备案承办硫酸氨厂。1934年4月,范氏派侯德榜等人赴美考察,引进硫酸氨厂技术设备。经过两年的努力,1936年底建成,并试制成功。1937年3月,南京硫酸氨厂正式竣工投产,日产硫酸氨150吨,硝酸40吨,填补了中国化工工业一大空白,为中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新型化肥,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氨厂。
作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范旭东声誉日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他除了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外,还热衷于“实业救国”,兼任金城银行董事、四行储蓄会监察、中华书局董事、中华造船厂董事、中国工业服务社社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化学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及南开大学校董等职,着力于发展民族工业。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年5月,范旭东拒绝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黄海化学研究社新建的图书馆大楼内签字。七七事变后,永利碱厂被日军占领。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在淞沪会战中,范旭东组织南京硫酸氨厂全体职工赶制军需炸药,支援抗战。
日军曾三次轰炸南京硫酸氨厂。随后,范旭东将所属企业的技术人员及其设备、仪器陆续撤到四川,在西南再建一个化工中心。范氏将精盐厂建在盛产井盐的四川自流井的张家湾;将碱厂厂址选定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将中国化学工业公司设在重庆的沙坪坝。
为纪念“永久黄”团体在塘沽的事业,范旭东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1938年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侯德榜不负众望,经过500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范旭东及其所属企业,利用西南当地的资源生产出精盐、碱、酸、汽油、陶瓷、砖瓦、玻璃、颜料等产品,为支援抗战和大后方军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7月,范旭东赴汉口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作为迁川工厂联谊会的发起人。1941年3月,他与金城银行合资100万元创办中国化学企业公司,分别在重庆和五通桥设厂,制造食盐副产品和颜料。
年底,他亲自前往美国考察,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雇佣美国技师到四川传授技术。1943年6月,他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名义,与孙颖川等创办三一化学制品公司,投资100万元,在自贡设厂,从卤水中提炼氯化钾和硼酸。
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结识了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经周恩来批准,1945年6月,两人在重庆创办建业银行,从此,范旭东与中国共产党有了联系。1944年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对于战后事业的发展,范旭东早已拟订了建设十个大型化工厂的宏伟计划。
会后,他与美商洽谈了一系列技术设备进口合同,并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1600万美元。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桂园招待产业界人士,高度赞扬了范旭东等人为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范旭东也有志于担起创造中国化工新生命的责任。当他正准备派员赴天津、南京接管久大、永利等企业之际,突患急性肝炎,于1945年10月4日病逝于重庆沙坪坝南园寓所,终年62岁。(王瑞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