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讲座 杜维明先生主讲“大道学术”系列讲座——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

杜维明先生主讲“大道学术”系列讲座——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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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或者冲突的,“儒家式的基督徒”和“基督徒式的儒家”都是文明融合的最佳表现。儒家思想的真善美为社会价值规范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儒家思想传播的一面旗帜,近些年来致力于在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中进行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弘扬。

12月21日晚,杜维明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儒学研究院的邀请下,在英杰交流中心为北大师生作了题为“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的精彩演讲。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 轴心文明产生的背景

杜维明先生在讲座的开始就介绍了“轴心文明”。“轴心文明”的概念是由德国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雅斯贝尔斯发现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前后,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至少有四个地区(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中国)都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犹太教后来发展为基督教,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相提并论,在印度产生了佛教和印度教。

当今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贝拉·罗伯特认为,轴心时代产生的文明对于今天的人类思想仍有深刻影响。

杜先生接着列举了影响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四位典范人物: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他们是人类主要文明最根本的奠基者,今天我们对轴心文明的理解仍然要回到对他们思想的解读中寻找资源。

杜先生以基督教为例,讲解了轴心文明所具有的多元性特质。并用轴心时代所奠定的人类文明的不同特质串起了整场讲座的中心思想,人类文明传统从发源处便呈现并一直持续了多元性样貌,同时每个大传统内部的多样性也一直深刻影响到今天的世界。

杜先生以此回应了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和化解当今世界的深刻危机的问题。他强调,“全球化”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上都表现为趋同化,而在文化上却带来区域化和地方化的加深,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历史的大趋势。

这一点在文化中国的内部则突出表现在早期中国文化并非只由渭河流域一根而发,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华文明的出现是由是多个重要的、本来独立发展的文化区(例如东北的红山文化、江南的良渚文化、巴蜀的三星堆文化等等)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多元共同体,这个多元共同体本身就具有开放性。

所以,在当今的人类文明对话中,一方面是要建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对中华文明内部多元传统的尊重。而在文明多元并存和对话方面,儒家传统本身的开放性能够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

杜维明先生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先生认为儒家文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到中原文化的阶段,从中原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代表的阶段,以及鸦片战争之后的没落阶段。

其中第三个阶段也历经了三个时期,即历史断裂导致的记忆丧失期,儒家文明的全盘西化倾向和对儒家思想糟粕与精华的反思期。现当代儒家文明所要面对的课题是,儒家在经历没落之后有没有再发展的可能?杜先生认为,面对这样的课题,没有历史记忆,也就没有自由。

杜先生总结了儒学的三个基本动向:“道、学、政”,重点阐释了道与学。“道”即是儒学的核心价值;“学”则主要指儒家传统中特有的经学,不了解经学就不了解儒学。并举了马一浮先生对“六经”的理解:《诗》代表了人是一种情感动物;《礼》代表了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书》代表了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春秋》代表了人是一种历史动物;《易》则代表了人是一种追求永恒价值和意义的动物,“六经”在这六个方面凝结了儒家对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普遍的人的理解。

同时,儒家的开放性传统体现在其内部的任何观念、人物、制度都是可以进行质疑和讨论的。比之人类其他的文明传统,这种理解所展示出来的人文视野具有普遍性,是一种一般性的世界公民语言。杜先生由此揭示了当今人类宗教文明在冲突中寻求对话时,各个宗教都必须在自我特殊性语言之外建立世界公民的语言。

对现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杜先生倡导学术界应该注重专业性的增强和多学科方法论的并用,注重学术的打通和学科间的交流 ,同时要除去社会资本对自由学术研究的操控与限制。

精神性的人文主义

杜先生在讲座中提到精神性的人文主义要完成启蒙心态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就要认清启蒙心态在中国的真实情况,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民主思想,也不是儒家思想,而是一种非常严格的、过时的、偏颇的科学主义亦即科学精神,而其实它在五十年代已被西方学者批判得体无完肤。

杜先生指出儒家核心价值中自由和正义、理性和同情、法和理、权利和责任、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等观念的相互配合以及内部的多元开放性为社会价值规范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它不仅和植根于西方的自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等核心价值不冲突,还因其扎根于中国传统而能够对西方核心价值进行有益的补充并与之互动。

面对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杜先生强调道德哲学的重要性,道德哲学一直教导人要有敬畏感和对终极关怀精神的培养。就21世纪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问题,杜先生提出了几个原则性的思考:首先面对迫在眉睫的全球生态危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关爱地球;其次是要成为有感情、社会理性和历史感的人;还要成为观察者、欣赏者和与天地相参赞的共同创造者。

最后,杜先生做了简短的总结,21世纪的人文精神理应包括四方面:自我身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在讲座的最后,杜先生与在场师生就宗教信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思想家的断层、革命精神传统的价值、“基督徒式儒家”的可能性、大学“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建设和儒学“庙堂”与民间之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杜先生的深厚学养、广博见识、幽默风格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给在场的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道学术系列讲座由北大哲学系、儒学研究院和《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儒行社协办,定期邀请知名学者主讲,今年已举办了六场讲座,邀请了汤一介先生、王博教授、杨立华教授、陈少明教授、李中华教授和杜维明先生做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