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的后代 一九四六年前的秦邦宪和陆定一
本文摘自:无锡市史志办网站,作者:龚伟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的秦邦宪(博古)和陆定一,是喝着太湖水长大、富有吴地人文特质的地道无锡人,他们的故居至今还分别留存于无锡市中心的崇宁路112号和县前街10号(另惠山区堰桥街道天一社区老陆巷修复有陆定一祖居)。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笔者对两人1946年前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从中获得了深刻教益。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同仁赐教。
相似的家庭身世别样的少年生活
1907年6月24日,秦邦宪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出身望族,为北宋词人秦观之后。其父秦肇煌曾在温州地方审判厅当过刑事庭庭长,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从事律师职业,此后又一度在浙江长兴县担任统捐局局长。秦邦宪9岁那年,他随因病辞职的父亲回到无锡,因家境大不如前,只得卖掉祖居地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桥一带)的老屋,租住在大河上秦琢如家(今崇宁路112号)。
1916年冬秦肇煌病逝,秦邦宪的家境从此江河日下,他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在清寒苦楚中度过的。
为延续秦家“书香世家”之美誉,秦邦宪的母亲依靠含辛茹苦挣来的微薄收入,支持他先后考进了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今东林小学前身)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今锡师附小前身)。上小学时,他的国文、算术学得很好,但体育、唱歌成绩则较差。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更为深沉、更富有头脑。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于无锡县西漳乡陈家桥的一个诗礼传世之家。他也属名门之后,其先祖陆贽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祖父陆蓉第,虽然是个商人,但能秉承家族古训,致力兴办私学,鼓励儿孙做个有远见卓识的读书人。
父亲陆澄宙,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曾在清王朝法部担任过五品主事。辛亥革命后,陆澄宙回到无锡从事律师职业,后又在南京和杭州担任法官。1917年陆定一的母亲逝世后,陆澄宙辞去公职,带着陆定一等从杭州回到无锡。受家学熏陶,少年陆定一学习非常勤奋,不管是在崇安寺小学,还是在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学习期间,各门功课都很出色,尤其是国文学得最好,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和关注新生事物。
由上可知,秦邦宪和陆定一都属名门之后,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国文基础都很扎实。所不同的是,秦邦宪因父亲去世较早,少年时代的生活过得比较艰难,养成了不善交际、沉默寡言的性格。而陆定一呢,虽然母亲也离世过早,但因父亲收入较好,他的衣食和求学不受什么影响,生活过得比较舒坦,性格上显得较为奔放,做事也比较大胆。
但是,少年性格上的差异,丝毫不影响他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辐射,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这为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比较坚固的基础。
不同的求学之路共同的理想追求
1921年9月,秦邦宪离开无锡,离开慈祥的母亲,来到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简称“二工”)学习纺织技术,开始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笔者认为,秦邦宪之所以考“二工”,主要是想尽快工作,为母亲分担生活压力,供弟妹完成学业。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汪平静的湖水,各种新思潮如同翻滚的波涛,不断撞击着人们的头脑。此外,在他进校前的7月,中国共产党已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在苏州的校园和街巷里弄得到了迅速传播。因此,秦邦宪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入学时为母亲分担生活压力的想法,逐步被忧国忧民的思想所取代。
在“二工”,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向导》、《创造周报》等许多进步刊物,很多观点、材料是他过去阅读的古书中所没有的,他感觉耳目为之一新。此外,这一时期,他还多次在苏州聆听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肖楚女的演讲,初步懂得了“革命”一词的涵义和意义。
与此同时,秦邦宪还通过与上海大学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糜文浩等进步青年的交往,使自己的思想觉悟获得了长足进步。常言道,近朱者赤。经过进步思想的熏陶,秦邦宪从一个狭窄的圈子一下走向了广阔的天地,开始为国家大事所吸引,为中华民族的兴亡而担忧。
思想觉悟的升华,使秦邦宪迈出了革命行动的第一步。1923年,他参加了进步社团中国孤星社,并利用寒暑假回无锡开展活动,宣传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4年1月,他又加入由无锡籍学生在上海创办的革命知识分子团体锡社,主张与北洋军阀、封建势力及其后台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在无锡各界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再次聆听了恽代英的演说,表示将为实现孙中山的遗嘱而继续战斗。同年春,他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思想觉悟程度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如果说这一时期秦邦宪的思想是由朦胧逐渐走向清晰,由自在逐渐趋向自觉的话,那么,1925年5月发生的一件大事,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并由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上海工人顾正红的暴行,上海工人和学生在党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遭到英国巡捕的镇压,当场死亡13人,伤数十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时,年仅18岁的秦邦宪正担任苏州“二工”学生会会长和县学联领导人,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异常愤慨,立即召集苏州各校进步学生研究对策。
6月1日,他不顾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拖着虚弱无力的病体,率先在“二工”举行全校师生声讨大会。他在演说时,由于愤慨至极,当场口吐鲜血。次日,他又赶回无锡参加组织惨案“后援会”,开展抗议活动,并含泪散发传单。秦邦宪在无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推动了无锡反帝救国斗争的深入开展。
五卅惨案的冲击,使青年秦邦宪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他在《病榻琐记》杂文中写道:“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不愿赧颜惜命于胡虏蹄下。”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构成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坚实思想基础。1925年10月,18岁的秦邦宪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漫漫征程。
在秦邦宪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陆定一在上海南洋大学也完成了从“实业救国”论者到共产党员的升华。
1922年夏,16岁的陆定一从南洋大学附中考入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工程专业。刚进校时,他同许多学生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只有发展科学、发展实业,才能救国救民,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但是,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军阀混战的加剧、社会经济的日趋凋敝,以及学生工作后仍然受到资本家和军阀控制的黑暗现实,他逐步认识到了通过发展实业来救国只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他虽然丢弃了梦幻,但却找寻不到救国救民的“良方”,因此一度陷入了迷茫之境。不过,他经历的这种迷茫、困惑,时间并不长,1925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使他拨开了“云雾”,见到了“阳光”。
这一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南洋大学举行追悼会,邀请恽代英等出席并发表演讲。恽代英在抛洒热血的演讲中,紧紧抓住理工科学生忽视政治、主张实业救国的普遍心理,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在国家政治腐败、科学遭到摧残的背景下,希望通过科学和实业来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道理。
他进一步告诉同学们,只有将外国列强驱除出中国,彻底消灭封建军阀等,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恽代英这次有理有据的演说,对陆定一的思想转变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功效。
通过聆听演讲,陆定一不仅对恽代英产生了浓烈的敬佩之情,而且初步懂得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政治,那就是革命的政治;还有另外一种搞政治的人,那就是孙中山式的革命者。在陆定一心中,这些革命者的政治目的,不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拯救贫弱的祖国、苦难的人民。
思想觉醒后,陆定一在行动上开始接触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并很快参加了国民党。由于接触的人员发生了变化,他的革命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925年5月1日,他在一篇关于学生如何救国的政论文章中写道:“中国的病根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救国,就要反对外国的入侵;要反对外国的入侵,就要推翻资本主义,实行世界革命。
只要外国侵略存在,中国主权丧失,振兴实业也就是空谈。要革命,就要有政党。俄国的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
有了革命的党,对我们国家是有很多好处的。学生的功课固然要紧,不管功课的人是我们绝对反对的,但读熟书角里的小字把分数看得像性命一样,只读书而不管一切,我也不赞成。”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把革命道理讲透,但反映了他的思想较前又进了一大步,那就是倾向国民革命,心向共产党。
此后,陆定一的思想言行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以反帝爱国为内容的五卅运动,陆定一不仅积极参加,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京路、天津路发表演讲,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且被南洋大学派到上海学联工作。
经过这场反帝斗争的洗礼,陆定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后来在总结这场斗争时说道:只是罢工、罢课、罢市,不搞暴动,是不能推翻旧的政权的,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只有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
对于陆定一的思想质变,他的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张永和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在张永和的帮助下,陆定一最终认识到了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国民革命不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常言道,瓜熟蒂落。1925年年底,也就是秦邦宪入党后的二三个月后,19岁的陆定一实现了由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的转变。从此,在他的价值观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占据了主要位置。1926年,他从南洋大学毕业后,拒绝父亲要其出国留学和结婚的要求,兴奋地接受共青团江浙区委(兼上海市委)的安排,挑起了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的重担。从此,陆定一开始了数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秦邦宪和陆定一虽然各在苏州、上海求学(秦后来又考入上海大学),所学专业也不尽相同,但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他们都放弃了各自最初的人生目标,努力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连为一体,积极追逐进步潮流,自觉沐浴马克思主义的朝晖,最终走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
同时参加长征各尽革命天职
秦邦宪、陆定一参加共产党后,到1934年10月同时参加红军长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其间各自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926年,秦邦宪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受命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此时,他才24岁。1933年1月,因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秦邦宪撤退到江西中央苏区。
在秦邦宪去苏联的第二年,陆定一因在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任上和调团中央后表现了出色的工作能力,在共青团四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28年,他以团中央委员的身份赴莫斯科担任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执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0年夏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初,王明等人掌控中央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1931年下半年,他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秦邦宪进入苏区后,陆定一的这个职务又被错误撤销。
在江西中央苏区,秦邦宪继续主持中央工作,而陆定一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团机关刊物《青年实话》。
那时,秦邦宪年少气盛、雄心勃勃,很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他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盲目听信共产国际的意见,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因而导致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和红军的被迫长征。这是秦邦宪一生中最感痛心和最为遗憾的事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中央负总责,保留秦邦宪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的职务,同时授命他代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时,曾有人在背后劝秦邦宪不要交权,但在中国革命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秦邦宪以大局为重,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主动交出了中央大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和牢固的组织观念。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秦邦宪真心实地支持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工作,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特别是在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了中央和红军的团结。
后来,毛泽东在列举长征胜利有功人员时,也将秦邦宪的名字列在其中。笔者认为,毛泽东对秦邦宪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与秦邦宪作为中央领导人参加长征的情况不一样,陆定一是作为下级,以宣传干部的身份,怀着茫然的心情跟随部队行动的。根据陆定一的回忆,他是在长征出发前才得到通知的,而且通知他的人是他的妻子唐义贞(唐当时任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
1934年10月部队出发后,陆定一被安排在军委红章纵队干部队里。这个纵队主要由总后勤部、卫生部、后方机关、医院、兵工厂和印刷厂等组成,司令员兼政委是李维汉。中央红军的“家当”几乎全在这个纵队,因此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就像爬行的蜗牛一样,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
对于这种狼狈的情形,陆定一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用无锡话将红章纵队说成是“混账纵队”。当然,他骂的不是红章纵队的指战员,而是部队逃跑搬家式的做法。
遵义会议后,也就是1935年2月,陆定一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对于宣传工作,他可谓得心应手。例如,当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为消除彝族同胞的恐惧感,他根据上级指示,编写了一则《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这则布告,6字一句,共26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记,短短156个字,揭露了四川军阀的残暴,准确、简要地表述了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和纪律,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布告,不仅是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布告,而且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个特定用语。
这个用语,是陆定一的一大创造,得到了朱总司令的认可。此外,他还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老山界》,详细记述了红章纵队跨越越城岭的情形,非常生动感人。这篇文章,解放后曾长期作为中小学的语文教材。长征途中,陆定一对张国焘的分裂言行,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张国焘是一个“毫无气节的败类”,祸害了红军。
长征途中,虽然秦邦宪和陆定所处地位不同,作用也不一样,但他们都能凭着一颗赤诚的心,朝着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各自岗位上尽心尽力工作,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倾心办党报争鸣气象新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解放日报》。也许是历史的机缘所致,秦邦宪和陆定一这对无锡人,因为这张报纸,从相对分离的时空,最终走到了一起。
创办一张大型党报,是秦邦宪的一个夙愿。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秦邦宪在延安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此时,中央也考虑到舆论阵地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口径需要统一,同时也理解秦邦宪的心情,因此于当年3月作出决定,将《新中华报》与新华社的《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
根据中央的决定,秦邦宪担任社长,杨松、余光生分别任正副总编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4个多月后的8月15日,中央又作出决定,由曾经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的陆定一接替生病的杨松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
中央作出这一人事调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知道,《解放日报》创办初期,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在报纸上表现得比较多,使报纸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
例如,在版面安排上,秦邦宪要求,不管有没有大事,《解放日报》应向苏联《真理报》一样,每天必须发表一篇社论。对于报纸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空泛的社论,中央和毛泽东认为与全民抗战、延安整风和陕甘宁边区开展各项建设的形势很不合拍,起不到宣传鼓舞作用,必须进行改版。
之后,秦邦宪虽然领导报社进行了改版,也使报纸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每天一篇社论的做法依然故我,中央和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在此背景下,陆定一奉命于8月中旬来到《解放日报》社主持工作。
陆定一虽然在大革命时期编辑过《无锡评论》、主编过《中国青年》,长征中编印过《红星报》,抗战期间领导过《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但主持编印这种大型的党中央机关报还是第一次,因此他觉得经验不够,压力很大。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陆定一的三把火之一,就是彻底解决每天一篇社论的问题。
在报社所在地延安清凉山,秦邦宪和陆定一虽然在一起共事,在一个小灶吃饭,彼此也很注意团结、注意搞好关系,但在办报特别是每天要不要发表一篇社论的问题上,双方都是“寸土不让”。秦邦宪认为:没有社论就不是报纸。
陆定一则将这一做法看成是一种腐朽的办报方法,认为党报发表社论为的是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有需要才写。天天发社论,没有分量,人家就不会重视。尽管陆定一讲得很有道理,但秦邦宪仍然固执己见,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陆定一当时大声说道:我的社论10年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只管24小时。秦邦宪见陆定一语气强硬、态度坚决,知道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便沉默不语。后来,报社编委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决定采纳陆定一的意见。经过实践的检验,秦邦宪从内心深处认同了编委会的决定和陆定一的做法,最终放弃了自己脱离实际的意见。秦邦宪的这一转变,体现了他勇于改正错误,不断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
此后,为了发展党的新闻事业,他们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秦邦宪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思想,陆定一阐明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的观点。他们关于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的真知灼见,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解放日报》真正发挥了党的喉舌的作用。
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秦邦宪再次真诚地、沉痛地检讨了自己192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实现了由教条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赢得了党内同志的肯定,并在党的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而陆定一则由于在宣传思想战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4月8日,秦邦宪在参加重庆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39岁。而此时陆定一还留在重庆,继续为争取国内和平进行奋斗。建国后,陆定一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96年5月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通过对1946年以前秦邦宪和陆定一革命历程中几个方面的介绍,我们得到如下启示:一是要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己任。个人的理想只有同党和国家的事业进行链接,才不会流于空想。只有党和国家兴盛,个人才能享有尊严;二是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只有勤奋学习、善于思考、敢于创新,才能增强执政本领和执政能力;三是要切实做到求真务实。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群众路线,才能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四要培养海纳百川的气度。只有敞开胸怀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正视和改正所犯错误,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