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义女孙维世与张瑞芳、金山、金日成女秘书、江青几人的情感纠葛

1938年春,在延安抗大数千名学员中,有两个特殊学员,她们是母女同学,母亲是革命先烈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副主席和夫人邓颖超收养的义女。

孙维世进抗大时年仅17岁,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她能歌善舞,又能登台表演剧目,是抗大一道靓丽的风景,堪称校花。

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州秘密开会时,5岁的孙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常常趴在窗口看着外边的动静,如有陌生人走来,她就向爸爸和周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外出传达党的指示,就抱着她上街,她伏在爸爸肩上机灵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看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爸爸后面盯梢。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五岁就参加革命了。

孙维世从小就跟着妈妈在严酷环境里颠沛流浪,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停学,常常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任锐将14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隐蔽在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务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剧团”,有时剧团也让她演点小角色。

1937年,上海沦陷后,十六岁的孙维世随逃难的人群涌到武汉,她摸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办事处没有批准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饮泣不走。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看见了,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竟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托人将孙维世带到延安。周恩来夫妇缅怀忠烈,写信给任锐,愿将孙维世收作自己的女儿。周恩来、邓颖超视孙维世如同己出,常给她写信,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她们是抗大同一期的同学,她们还曾同台演出《血祭上海》。孙维世在抗大学习结束后,又转入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继续学习革命理论。

1939年夏,周恩来骑马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因随他去党校听课的江青骑的马受惊,使周恩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造成右臂严重骨折,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孙维世得到毛泽东批准,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起乘飞机赴苏联读书。孙维世先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深造。

1946年9月中旬,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邓颖超都给她很大的鼓励。她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她将自己作为一名战士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转战,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和被解放了的广大乡村,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北平解放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入城,亲自指导排练文艺节目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北京城。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孙维世担任中国访苏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从事机要工作。

1950年春,金山担任院长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著名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金山扮演男主角保尔·柯察金,其妻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妮娅,担纲该剧导演的便是被人誉为红色公主的29岁的孙维世。在排演此剧的时候,金山和孙维世擦出了火花,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绯闻传进了中南海,也传进了周恩来的耳朵。

1950年8月8日,孙维世来到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的家里,组织并一手操办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活动。饭后,周恩来将孙维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批评她错误的恋爱观。然而,孙维世已义无返顾地爱上了金山。结果,连周恩来也感到无能为力,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选择。不久,张瑞芳和金山办了离婚手续,成全了他和孙维世的爱情。

1952年,金山随文化艺术代表团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金山在朝鲜期间,金日成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向导兼翻译。

金山和这位女秘书朝夕相伴,二人坠入情网。金日成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枪毙了那个女秘书。碍于金山是中国人,便把他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这政治影响太坏了,彭德怀非常恼火,发电报请示中央,要借金山的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知此消息后,连忙回电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受审。

金山一到北京,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最后被送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建设工地上去劳动改造。但孙维世仍然选择和丈夫金山站在一起。

1964年春天,孙维世投身到火热的大庆油田建设中去,和大庆职工、家属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创作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孙维世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得到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部好戏,却被“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连戏带人一齐消灭。

江青嫉恨孙维世由来已久。当年在“上海业余剧团”,孙维世就认得了江青,知道江青在上海滩期间不光彩的历史。江青初到延安,知道孙维世与周恩来有那一层关系,便对孙维世表示非常“亲热”,然而孙维世却很鄙夷江青,处处提防着她。

1950年初,孙维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后,江青去看孙维世,一再打听毛泽东在苏联的一些活动情况。孙维世知道,毛泽东在苏联的有关情况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能随便泄露。所以当江青问她时,她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谈毛泽东在苏联的种种情况,弄得江青很扫兴。

十年动乱开始后,江青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账了。

1967年12月,七八个公安人员闯到金山和孙维世的家,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走。然后进行抄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拿走了许多珍贵物品:孙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泽东一起拍摄的许多照片、毛泽东的亲笔字,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以及他们给孙维世的许多封亲笔信。还有江青在1940年代后期写给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的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指名攻击、诬蔑周总理的大字报,紧接着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的外调人员威逼孙维世交代关于周恩来的事情。他们用极其肮脏的语言,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她跟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孙维世怒不可遏,拒绝回答,使得江青、叶群的爪牙嗓子都叫哑了,仍一无所获。

1968年3月1日,正被强迫劳动的孙维世突然被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逮捕。孙维世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借题发挥,大发歇斯底里,当众咒骂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孙维世在被捕之前,已预感到处境险恶,当时她已被盯梢。她约妹妹孙新世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她对妹妹说:“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谁知,这番话竟成了烈士后代、中共党员孙维世的最后遗言。

孙维世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下,她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当她被折磨得已经不能行走的时候,还有人在不停地踢她。

孙维世在牢房里经过七个月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于1968年10月悲愤地离开人世。她戴的手铐直到死后才被取下,尸体遍体鳞伤,让人惨不忍睹。

周恩来得知孙维世的死讯,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因此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然而,尸体已被江青、叶群的爪牙抢着火化,焚尸灭迹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追要骨灰,对方回答道:“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